政治“宣傳”和商業領域的廣告往往是一回事。第一，都是個別集團所為；第二，本質上都是自利行為；第三，因此，都有鮮明的傾向性；第四，因此，都是主觀的、片面的；第五，因此，其誠信不能不大打折扣。
但政治“宣傳”和商業領域的廣告又未必是一回事。正因為廣告純系個別集團的自利行為，而個別集團的自利行為往往不免与公共利益相衝突，用法律規范廣告以維護公共利益就成了商業社會的共識。任何商家都必須遵循《廣告法》，否則就要偷雞不成反蝕米。廣告的副作用因此可以減至最低限度。政治范疇的“宣傳”卻未必都有法律約束。在法治國家，對政治宣傳的法律約束無疑是存在的和有效的，政治宣傳并不擁有超出其他領域的“宣傳”之上的特權。而在非法治國家，政治“宣傳”的地位，則遠非商業廣告可比，其一、它根本不受法律約束，夸張，渲染，煽情；拔高，抹黑；捕風捉影、無中生非、倒打一釘耙……，諸如此類“心戰”手法，可以無所不用其极。其二、當權者不僅是肆無忌憚的政治廣告商，而且是這個國家唯一的政治廣告商。所有媒体都被當權者壟斷，都成了當權者的喉舌。因此，政治宣傳因此不僅沒有法律約束，而且沒有輿論約束。政治宣傳之肆無忌憚，為所欲為，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其三，就象奸商仇視虛假廣告的挑戰一樣，非法治國家的當權者，极端仇視對彌天大謊的挑戰。所不同的是，奸商雖然對挑戰者刻骨仇恨，畢竟能量有限，往往對挑戰者莫可奈何。非法治國家的當權者卻可以借助它所掌握的國家机器，用封堵，用監獄，乃至用死刑來對付挑戰者，從而最大限度地消弭挑戰。所有這些，自然為商家所望塵莫及。
商業廣告的副作用已為眾所周知，但与政治宣傳的副作用相比，商業廣告的副作用不過是小巫見大巫。在非法治國家，有什么樣的政治需要，就有什么樣的宣傳出籠，就有什么樣的彌天大謊出籠。那些彌天大謊往往動搖那些國家那些民族的根本，這，第三帝國的歷史，蘇聯的歷史，和中國极左型專制時期的歷史，已經做了最好的見証。
所以，不僅要警惕商業廣告，更必須警惕政治宣傳。什么時候，政治宣傳完全受制于法律和輿論；什么時候，“宣傳”二字在中國成了公認的貶義詞，什么時候才可以說，中國的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有了進展，中國的現代化有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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