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9日訊】世紀之交的中國大陸官場，危机四伏，一樁樁丑聞隨著反腐風暴的強大攻勢，接連爆出。前段時間的一個丑聞是，原湖北省政府秘書長焦俊成在任荊州市委書記期間，把他的情婦（原來的三陪女）提拔為自己某轄區的宣傳部長。一時間街頭巷尾關于“三陪女當宣傳部長”的种种議論沸沸揚揚。這一事件足見當今中國大陸官場，尤其是中下層官場的狀況是多么令人憂慮。“吏治”這個古老的詞匯一下子成了很多人的口頭語。
地方官場污濁，异化現象令人心憂
有些地方官場的污濁現象，遠遠超出了人們的想像。
一是貪官污吏，遍布官場。反腐斗爭不斷深入，貪官污吏也層出不窮。今天還是台上客，明天可能就是階下囚。一個很偶然的事件可能會毀掉一個班子。腐敗現象是官場污濁，吏治腐敗的最典型現象。
二是賣官鬻爵現象嚴重。從最近几年新聞媒体曝光的一些案例可以窺見這一現象的冰山一角。
廣西陸川縣原副縣長吳耿岳以舍得出大价買官而知名大陸，此公原任縣人行行長，其間他先后5次向原玉林地委書記俞芳林行賄人民幣90万元，終于買到一個副縣長。河南滑縣原縣委書記王新康賣官案曾轟動大陸、惊動中央。當地有民謠云“位置要動，快把錢送”。檢察机關指控王新康利用手中職權收受40余名干部賄賂70余次，人民幣金額36万多元。河南曾是賣官鬻爵的重災區，在王新康之前，安陽市就出了朱振江、楊善修兩任腐敗市長，這兩任正廳級高官皆因賣官鬻爵“前赴后繼”，鋃鐺入獄。而在河南的周口地區，原行署專員曾錦城也是一名賣官鬻爵的行家，曾錦城受賄33.2万元，其中有15起為賣官案件。
而在一些地方的民間傳聞中，各級別官員都有价格，正縣長、副縣長、縣局正職多少，等等在官場里都一清二楚。
三是買凶殺官現象令人震惊。震動大陸的此類案件，就是原廣東陽春市市委書記嚴文耀（副廳級）雇凶殺害不听自己話的市長一案。因為這起買凶殺官事件未能得逞，最后把嚴文耀這個大貪官揪出來了。像前段時間的“三陪女當宣傳部長”事件的敗露，也源于買凶殺官的敗露。買凶殺官現象雖然屬于個別，但卻發人深思，因為它是，“清官受排擠，好官遭打擊”現象的极端体現。
四是干部提拔暗箱操作，一把手一言堂現象，极大地破坏了正常的組織程序。這一現象尤其在縣級官場相當嚴重。一個三陪女通過造假，可以當上副處級宣傳部長，就是典型例子。而在目前的干部提拔過程中，暗箱造作，常委們達成妥協，一把手一言堂現象更不是個別。
官場污濁直接折射出吏治危机已是不能回避的問題。而吏治危机的深層原因是什么呢？
吏治危机，傳統政治模式的必然產物
吏治一直是讓中國大陸歷代政權核心人物頭痛的問題。吏治也是政權建設的頭等問題。那么中國大陸的吏治為什么總是在一定階段、一個時期后就出現較為嚴重的危机，甚至導致政權崩潰呢？
關鍵原因還是實行高度集權的傳統政治模式，就是今天，雖然建立了新政權，沿用的還是中央高度集權、而且權力得不到監督的傳統政治模式。可以說，吏治危机是傳統政治模式的必然結果。
傳統政治模式的兩個特征，是產生吏治危机的基礎原因。
一是高度集權，民主成分較少。這种高度集權、民主成分較少的政權組織形式，要求在官吏的選拔和任用上強調其政治素質首先要過硬，即要對這种政權絕對忠誠。這种政治要求延伸到選才用人上，就是下級要對上級絕對負責，上級要提拔絕對信得過的人。這使得官吏的選拔往往重出身，重舉荐。從春秋戰國直至隋初，歷代實行過“養士求賢”、“軍功賞爵”、“察舉征辟”、“九品中正制”等多种選官方式。這些方式基本上是從統治階級，尤其是貴族子弟中選拔才俊。這是傳統政治模式選拔官吏的必然階段。但時間一長，這种制度的陋習就表現出來了，那就是裙帶關系盛行，結党營私，人才素質低劣，甚至形成門閥政治。這樣長期發展的結果就是吏治腐敗。
即使在科舉制實行后，只是擴大了選才的范圍，給普通文人以机會。但文人獲得做官資格后，還是要靠攀關系，找門路才能獲得提升。因為傳統政治要求的是下級對上級要絕對負責，這种對干部的要求，是裙帶關系、結党營私現象形成的必然土壤。
二是信息渠道不暢。因為無論是古代的傳統政治，還是現在的傳統政治，基本上都存在信息渠道不暢問題，古代傳統政治中的信息傳遞基本上來源于兩個渠道，一是正常的各級組織之間，另外一條是言官渠道（即權力監督部門：御使台）但這兩條渠道都是封閉式的，時間一長，其信息的傳遞和真實性就大打折扣了。一級欺騙一級的現象必然發生。對于目前而言，雖然有現代化的媒体，但由于在輿論導向實行相當嚴格的控制。這一開放式的信息渠道基本上處于閑置狀態。由于信息渠道不暢，使得決策者往往決策失靈，在吏治方面就很難有大的作為。在吏治出現危情之后，危及政權時才會引起權力中樞震動。但這時，已是冰凍三尺，扭轉吏治已非輕易可為。
事實上，今天官場的吏治危机，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傳統政治模式所造成的。那么，要解決吏治危机，必須從根子入手，在中國大陸官場，導入現代政治的清新劑。
改革傳統政治模式，導入現代政治清新劑。
事實上，中國大陸在吏治方面早就開始了這方面的探索。但問題一是速度太慢，二是能不能堅持到底，到最后不走樣。
首先是改革干部的委任制度。對各級的行政官員，由過去的上級委任為公開考試，如目前中國大陸各省所搞的公開招聘試點，就是很好的探索。以后在不斷完善后，要逐步形成制度。而且每一級干部的提升也要經過公開的選拔考試。通過競爭來提高干部隊伍素質，通過逐級的考試選拔，提高透明度，盡量杜絕吏治中的腐敗。
二是要擴大信息渠道。目前搞的任前公示制度，是一种很好的探索。但以后這類制度要通過當地媒体的擴大，真正實現透明。在從基層到中央的信息傳遞過程中，應開辟開放式的傳遞通道。加大輿論監督的力度。
三是要改變過去下級只向上級負責的傳統政治模式。應是向多數人、向人民負責。這就是堅持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同時要擴大党內民主。各級政府的首腦應逐步由人民直選。這一進程要加快。
最后，在權力設置上要盡量分解權力，不能讓權力過于集中。
今日社會的信息化程度已相當高，現代科技、現代傳媒相當發達，民眾素質已不能与過去同日而語。西方發達國家經驗很丰富。所以要走出吏治危机并不是太難的事，只要制度健全，目標對頭，堅定走下去，就會迎來中國吏治的清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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