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已有的材料和社會反應來看，這次事件無非引發兩個方面的議論：一是它的政治价值，二是它的學術价值。
在政治价值方面，問題集中在兩個方面：一個是張良的身份，第二個是材料帶出的時間。如果張良如他自己或炒作者們所說，是現當權某派的代理人，則有當前政治意義，如果不是，則無當前政治意義。
根据我的研究，中國政治還不象經濟，已經開始与國際接軌。中共建國以來的歷史表明，依靠外力和輿論來推動政治變革的經驗還不存在。有的恐怕也只是失敗的教訓，如１９８９年初体制內不知哪派借助香港媒体運作的“倒鄧保趙”風潮，同年４－５月的國際輿論大干預。所以，運用這种手法的体制內力量，若不是一种全新的力量，便是一种幼稚的力量。
在這里，我們仍可借用列宁的一句名言：如果暫時不知道某种東西所代表的背后力量是誰，最簡便的方法是看它對誰有利。不少人認為“欽定接班人”或“贊同鎮壓”對誰不利，因而可能是其對立派所為，但他們忽略了這些信息若不是早已人所共知（如對鎮壓的態度），則是已經為中國人和執政党接受的歷史（除了毛、鄧是自己打出來的以外，現代歷史上的哪個接班人不是出自欽定？）。正因為如此，國內的、現實存在的政治反對派，不可能去使用一個對自己風險較大（出賣机密），而對對方殺傷力不大的武器。
不少評論家認為，它有可能是“過气”的領導人為了歷史名聲而放出的信息。我認為這种可能性有。所以，如果這個事件有政治方面的意義的話，它可能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國際政治，因為已經有許多外國人用它來指責自己政府的中國政策，并在“申辦奧運”問題上做文章；其二是政治歷史。我認為，不論這件事的斗爭雙方是誰，他們高舉這個事件來打對方，這表明他們在客觀上已認同了它的价值。加之這一事件引起的國際輿論波瀾，對于樹立“民主”的權威，對于“六四”問題的重新評价，無疑起到了一种催生和催化的作用。
再一個就是時間問題，如果材料帶出的時間是近半年，則有當前政治意義，如果是一兩年前，則無當前政治意義。据有關信息披露，這份材料被鑒別、翻譯、研究已經歷時一兩年，這說明它不是某派人物為當前人事政治而有意放出的“重磅炸彈”。因為，根据中國政治的非民主与非公開性質，除少數极權人物，不可能預料一兩年之后的具体人事斗爭。而有能力“預見”這后果的少數极權人物，根本無須借助外力從事其政治運作。
這個材料的披露，自然要引發關于它的學術价值的討論。在這方面，人們引用了很多外國專家的意見，借以肯定它的价值。我認為，對于知情程度不同的人，它的价值肯定是不一樣的。外國專家的意見表明了他們的知情程度。作為一個八九民運的專門研究者，我的基本看法是，它提供了比以往任何資料更多的上層決策內幕情況，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信的，這是令人欣喜的。它對于最終提供一個完整的事實底線的資料拼砌過程來說，是一個不可缺少的環節。在這方面，我們的目標是一致的。我和一個朋友說過，對于一個歷史研究者來說，任何材料，它只要能提供一點你不曾獲得的信息，就是有价值的。
但是，另一方面，像我們對待任何資料一樣，并不能因為它比較“新”或比較“全”，就把他當作事實的全部來接受。
比如，它固然提供了“欽定接班人”的一些詳細內幕，而且我認為事情完全有可能是那樣的，但就此認為中國的領導人產生的全過程就是如此，那就是十足的誤導。就我們的經驗，一個一般的部長和局長空缺，都會被列出多個候選人，然后對他們進行時間不等的考察和秘密收集反映，對一個國家和党的一把手，這個過程肯定要更長、更复雜。就其机制來說，它肯定是不民主的。但決不像找一個臨時工那樣，几分鐘解決問題。
其學術价值的另一個問題，就是其代表的党派問題。如果它真是某一党派的使者，就不能排除它為那一党派服務的可能性。在這方面，因我還未看到全文，不便就一些英文翻譯的章節發表評論。但我可以提一個問題在先：趙紫陽在訪問朝鮮期間曾發回電報（或傳真），同意“四二六”社論的內容。這是李鵬方面提出的指控，但十多年來，趙本人或他的代理人們沒有一人出來對此加以否認。所以，我們就此可以認為，這是一個事實。那么，給我們提供了大量鮮為人知的上層材料的《真相》在這方面有新的信息嗎？如果張良提了，那么，他的學術价值會受到應有的重視；如果不提，我想他不應該是不掌握材料，而會使人聯想到“為尊者諱”的問題。
（网絡文摘）
相關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