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9日電】假球？黑幫？黑哨？官哨？……到底什么才是中國足球圈內的“第一行規”？日前原隆鑫棄將保羅在接受國外媒体采訪時稱：在中國賺錢不用納稅！這無疑將中國足球最敏感、最复雜也最恐懼的兩個字——納稅擺到了桌面上。
談納稅問題，先要談球員的收入。目前各俱樂部球員之間差距較大，而同一俱樂部中球員由于主力与替補之分也存在著較為明顯的差距，我們只能為球員的收入大致算一筆賬——在甲A俱樂部中，如大連實德、上海申花這樣的甲A富豪并不是太多，這些俱樂部隊員的收入也屬于第一階層，個別國腳級的球員收入可以超過200万元，一些打比賽不多的球員也可以拿到50万元左右；而如遼宁以及新升上來的八一、陝西國力等經濟上不太寬裕的俱樂部也不是很多，在這些隊中，一些很少上場的非主力隊員的收入甚至不超過10万元，更多的俱樂部中，絕對主力隊員的年收入可以突破100万元，而一些很少上場的隊員收入只能在20－30万元，平均下來也就是50万元左右，因此我們可以把50万元作為甲A隊員年收入的一個平均值。甲B球隊隊員的收入比甲A低許多，收入較高的隊員大概在50万元左右，而收入最低的大約在5万元左右，平均下來也就是25万元左右。以每隊標准報名人數22人計算下來，每支甲A球隊隊員在2000年的平均年收入應該可以達到1100万，14支甲A球隊的總年收入應該在1.54億元，以此推算，甲B隊員的總年收入也可以達到0.66億元，甲A甲B加起來大概總計可以達到2.2億元。
再看一看1999年8月30日第9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1次會議上對個人所得稅法的第2次修正案的第15條，月收入超過4万—6万的部分，個人所得稅應繳納個人所得的30%，考慮到月收入低于這一數值的隊員和高于這一數值的隊員數量差不多少，這個30%應該是較為可信的數字，而2.2億元乘上30%就是6600万，每年甲級隊隊員的應交稅總額由此算來在6600万左右。
6600万元稅費應該是一個較為保守的數字，事實上如果再考慮各甲級隊伍花高薪聘請的主教練、乙級隊隊員以及女足運動員的收入，中國足球人在2000年應交納的稅費應該還不止這些。職業聯賽到2000年整整進行了7年，7年以來，足球運動員交納稅費的問題一直沒有透明度，而隊員的收入在逐年增長卻是一個鐵打的事實。在職業聯賽之初，足球運動員收入最高也就只有几十万而已，絕不像現在這樣動輒上百万，如果保守地估計一下，職業化以來在足球圈應交的稅額至少應該在2.5億元左右。
有誰相信這兩三個億的款項都悉數入了國庫？本報在艱難地調查中我們發現，在俱樂部与球員簽署的工作合同中，一些球員的收入被標明是稅后所得。于是，偷漏稅表面上看好像与教練、球員無關，而是各俱樂部的企業行為。我們暫不探討球員自己的灰色收入是否納稅，如果說納稅多少是由俱樂部決定的，俱樂部的這种“企業行為”又有几种操作手法。
第一种是所謂政府足球。即那些把足球視為城市政府業績而得到行政手段支持的俱樂部，省市領導的一紙批文，只要有“支持足球事業發展，暫緩收取稅金”的字樣，則稅務部門便可長時期不聞不問，直到几年后，“暫緩”的批條又可改為“酌減”的字樣，俱樂部則可象征性地應付過關。在這里，“緩”和“減”卻無法換成一個“免”字，因為地方官員還沒有這個權利，但事實上已与免稅無异。
第二种是廣告足球的經營者們。這些俱樂部通常都有大企業作后盾，足球只是大企業下屬的一個部分，其所繳稅金均与大企業自身的稅款合成一本巨賬，無法單獨檢查，自然高枕無憂。
第三种是獨立經營者。日子最難過的是那些真正以經營為理念的俱樂部，地方官員對他們的“支持”力度不夠，又無法依靠勢大財雄的后援企業順風過關，只有鋌而走險，或隱瞞不報，或咬牙拖延。
對“政府足球”的俱樂部而言，其危害性最直接的是國有資產的流失問題。記者獲悉，某南方俱樂部因做事不密，遭受稅務部門清查，后因政府方面的一句話和辦案人員的球迷情節而僥幸逃脫，但這几位球迷稅官私下里也曾心疼地長嘆：這可是好几千万啊，就這么沒了。“廣告足球”為運作目的俱樂部也非滴水不露。前几年，某北方俱樂部因与靠山集團配合不力，沒能及時走賬，忽遇足協突查，發覺一筆巨款來路不正，去向不明，由此引起稅務部門的警覺，險成大禍。
据記者了解，目前國內有限的几家以經營為理念的俱樂部均已引起地方稅務部門地注意，几百万元的稅金催繳弄得他們苦不堪言，若公事公辦，則臨近破產邊緣。足球人嘗到稅的甜頭，但有一天，一旦法制健全，僅從納稅角度來說，法律給足球的打擊也是巨大的，這不能不引起中國足球界的高度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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