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帽子”這個題目，帽子有什么問題呢？
在實際生活中，帽子是人們的日常需要，有各种各樣的帽子，也有各种各樣的功能。比如安全帽，在工地上可以保護腦袋，防止被砸傷；氈帽，冬天戴上可以防寒；禮帽，戴著表示一個人的身份，具有紳士的風度；貝雷帽，來自國外，戴上顯得有几分洋气；草帽，熱天戴在頭上，可以防止太陽炙晒……總之，各种帽子都對人們有益。
可是，還有一類“帽子”，看不見也摸不著，但它一經戴上，卻像幽靈一般，時刻跟著你，就如孫悟空頭上的緊箍咒，只要唐僧一念咒語，孫悟空就要痛得暈頭轉向。它能制服人于千里之外，使得人人都望風披靡，膽顫心惊，服服貼貼。這就是所謂的“政治帽子”。這一類帽子，有其制帽公司，也有其分銷店。在极左路線統治時期，真是“帽子”滿天飛。產生這類“帽子”，在我們國家可說是一大發明。
記得還在五十年代初，就出現過一頂“歷史反革命”的帽子，不管這個人現實表現如何，只要過去在舊社會有些污點，就算他的老賬，送他這么一頂“帽子”，戴上這“帽子”，他就淪為异類，受人唾棄，永世不得翻身；到了反文藝作家胡風時，僅憑一些私人信件，斷章取義，加上按語，便把与胡風有一點瓜葛的人，都打成“胡風分子”，戴上“胡風分子”的帽子，仿佛胡風的能量無限膨脹，他的触角伸到了全國每一個地區、每一個單位..那時個個單位都抓“胡風分子”，与胡風沒有直接關系的人，如果跟胡風的文友有點關系，或者跟胡風的文友的文友有點關系，甚至与胡風的文友的文友的文友有點關系，也在劫難逃。到了１９５７年反右派，“右派”帽子更是到處飛舞。明明是自己發動人家鳴放，要別人幫助党整風，反對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結果倒打一耙，說“事情正在起變化”、“鯊魚浮到水面上來了”，要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猖狂進攻，便給５５万多敢于提出意見的知識分子戴上“右派”帽子，（即使摘掉了“右派”帽子，卻又換上一頂“摘帽右派”的帽子），弄得人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后果之嚴重是從此一片歌功頌德，沒有人敢說真話了。可是至今還有人硬著頭皮說：當時确有右派向党猖狂進攻，只是擴大化而已。据了解，為了維護确有右派進攻的說法，尚留有９６人沒有改正（見朝華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的左禍》），這就是說，由９６人擴大到５５万多人，世界上哪有這樣的擴大法呢？緊接反右派隨之而來的，是“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所謂三面紅旗，這時某些領導人早把党的實事求是的作風拋到九霄云外去了。在一片“敢想敢說敢干”和“鼓足干勁，多快好省”聲中浮夸風、說假話、強迫命令盛行，以致不顧客觀規律，一味蠻干瞎干。已是民不聊生，卻不允許說真話。在廬山會議上，彭德怀因為說了真話，便又給他戴上“右傾机會主義分子”的帽子，除搞了個無中生有的彭、黃、張、周反党集團，還有什么軍事俱樂部外，又在全國各地、各個單位抓“右傾机會主義分子”，株連人數成千上万，最后彭德怀、張聞天、周小舟都死于非命，好多一般干部也橫遭砍殺，降職降薪，下放勞動，說真話更進一步遭到扼殺。到四清運動時，又出現了“四不清”、“下台干部”等帽子，一旦干部出了問題下台之后，也就沒有多少好日子過了。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這場浩劫開始以后，那帽子更是滿天飛，除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地、富、反、坏、右五類份子”這些帽子外，又加上“黑七類（即地、富、反、坏、右、走資派、黑幫）”、“二十一种人（即地、富、反、坏、右、軍、師、團、營、連、党、團、憲、警、特、專、縣、區、鄉、保、走資派）”及“三十個字（這么多的帽子，連我都記不清是些什么內容了。）”等等帽子，即使沒有戴上這些帽子，如果你家庭出身不好，或者有海外關系，都會給你一頂不大不小的帽子，諸如“沒有改造好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思想反動份子”、“特嫌”、“里通外國”、“狗崽子”……等，客气一點對待，就給你戴上“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帽子；你是新社會培養的知識分子，一旦有了知識，也要划入“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接受“再教育”范圍之內。總之，不戴上這頂帽子就是那頂帽子，簡直是“洪桐縣內無好人”了。花樣更加翻新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還出現了一個新奇的詞匯：“帽子拿在群眾手里”，意思是說，現在“帽子”在我手里，對你時刻准備著，你跳皮么，就隨時隨地可以戴上，敢不老老實實，歸服歸法？
這里，我講几個有關“帽子”的真實故事，看看“帽子”造成什么后果：
我家住在長沙裕南街，鄰居有位起義將領，叫李佑武，曾經在國民党部隊當過少將警備司令。解放軍南下過程中，他便率部起義了。回到長沙以后。他認為自己曾經當過反動軍官，需要重新學習，便報考了湖南軍政大學。本來党對起義將領是表示歡迎、既往不究的，誰知就在學習過程中將他作為“歷史反革命份子”逮捕判刑了。刑滿釋放后，“歷史反革命”的帽子仍然戴著。在街道上，一切他能夠做的事不讓他做，他只得以挑土為生，就靠了挑土得到的微薄收入，勉強糊口。自己也蒼老得不成樣子，簡直像從垃圾堆里拖出來的人一般。他的子女因為他的緣故，政治上長期背著包袱。他有一個女儿解放前就參加了學生運動，解放后在團省委辦的《湖南青年報》工作，非常積极，要求靠攏組織，爭取入党，但她父親戴了頂“歷史反革命”的帽子，她怎么可能入党呢？即使她再積极也是枉然。她越是要求進步，思想包袱背得越重，而又無法解脫，結果釀成了精神錯亂，見了人就說：“你們為什么說我反對毛主席？”“我不是反革命。”只有當別人笑著對她解釋：“誰說你反對毛主席呢？你是毛主席的最好的學生呀！”“你不但不是反革命，相反是最最革命的同志！”這時她才破涕為笑。她父親三十年的冤屈，在三中全會以后的１９８０年得到了平反昭雪，但因年歲已高，過了兩年便与世長辭了。一個人錯戴了“帽子”，受屈几十年不說，還株連到全家，以致女儿變成瘋癲，至今還沒有治好。
我還有一位要好的朋友，叫王晨牧，解放前是一位小有名气的詩人，不但新詩寫得好，舊体詩詞也很不錯，他的詩經常發表在報端。解放初，他在老家衡陽市教書。后來被選為市文聯主席。可是，１９５５年開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胡風”斗爭，各地、各個單位都抓“胡風份子”。他因在抗戰期間曾給桂林某雜志投過詩稿，這家雜志的主編被划為“胡風份子”，便牽連到他。僅憑這一點關系，衡陽市最大的“胡風份子”的帽子便落到他的頭上。當時全市集中火力，日夜對他進行批斗。他有口莫辯，身心受到很大的創傷，以致得了精神病，有一年多神志不清，經過多方治療，方才康复。從此，他再不能擔負繁重的工作。早几年，已默默地死去。
我的另一位同事叫李長恭，山東漢子，說話直率，具有豪爽的性格。他寫得一手好文章，是一位較強的記者。在１９５７年整風運動中，他響應党的號召，鳴放時對領導提出了一些直爽的批評，他相信党對批評的態度是“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沒料到這竟是一場“陽謀”，整風是假，“引蛇出洞”是真，在不到半個月以后，鳴放變成了對党、對社會主義的猖狂進攻，他被打成了右派份子，受到“開除公職，勞動教養”最嚴重的處分。當時還只二十七歲。他有一位女友，當得知他被划為右派后，決不相信他是坏人，表示等他摘了帽子后，一定与他結婚。就在他勞動教養期間，女友還經常寫信勉勵他好好改造，爭取早日摘掉“帽子”。不料這期間正值過“苦日子”，所在勞教單位的食堂工作搞得很糟，他作為勞教人員的代表，向食堂人員提出質詢，表示抗議。哪知食堂人員不但不改正缺點，反說他聚眾鬧事，不服勞教，于是罪加一等，又給他戴上“現行反革命”的帽子，判處勞動改造，送至勞改單位——長沙坪塘水泥厂監督勞動。他在坪塘仍然充滿信心，在那儿是一位文藝活動的積极份子。一次，他在黑板報上發表了一首舊詩，有人竟說這是一首反動詩，要進行批斗。這對他的打擊實在太大了，他想不通：為什么寫詩也成了罪過，頓萌自殺之念。一天，他在勞動時趁人不備，站在几十米高、挖石頭的深坑上往下一跳，頓時粉身碎骨，年輕的生命便這樣結束了。他戴著“右派”和“現行反革命”帽子一直到死，死時還只三十出頭。他那心愛的女友哪里曉得他已經憤然自殺身亡，還在等著他，真是“可怜石頭坑里骨，猶是春閨夢里人”啊！
我的一位領導，解放初便是《新湖南報》的編委，后來凋到中共湖南省委宣傳部任宣傳處長，是位老党員，抗戰期間在周恩來同志領導下的南方局做秘密工作，曾任陶行知所辦育才學校的中共支部書記，叫廖意林。五十年代，周小舟同志很賞識她，在中共湖南省委有女才子之稱。可丈夫蘇辛濤在１９５７年被划為右派份子，受到開除党籍，開除公職，勞動教養的處分。到１９５９年，她被划為“右傾机會主義份子”，由于她的家庭是地主成份（其實她的母親王世則在大革命時期就是共產党員，宁鄉縣委第一任婦女部長），又加戴一頂“階級异己份子”帽子，送往湘陰農村勞動。１９６２年多數被划為“右傾机會主義份子”的人已經平反，她因為有頂“階級异己份子”的帽子，不能平反。后來調到省新華書店搞圖書儲運工作。到了文化大革命，由于她丈夫被揪出來，書店里有人又要貼她的大字報揪她，她內心困惑极了，在無可奈何的心境下，便在一個夜晚离家出走，此后一直不知她的下落，連尸体都沒有找著。她是戴著“右傾机會主義分子”和“階級异己分子”兩頂帽子去見馬克思的。
在那“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時代，帽子滿天飛，今天你給我戴上一頂“帽子”，明天他又給你戴上另一“帽子”，斗來斗去，兩敗俱傷，無一幸免。就我所知，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斗爭中，湖南的省委書記周惠勁頭十足，他私下對當時《新湖南報》的總編輯官健平說：“《新湖南報》反右派要大干，不受比例限制，有多少打多少。”在他的指揮下，不到１５０人的編輯部，打了５４個右派。湖南全省打了十多万右派，就是在中央已經煞車以后，湖南還在抓右派。然而哪知兩年以后，在反右傾中，不大不小的“右傾机會主義分子”的帽子便戴在他的頭上，他也嘗到了戴帽的滋味，“靠邊站”了。再以我們的國家主席劉少奇而論，他的職位應該是受到憲法保障的。他在廬山會議上，也曾參与反了彭德怀，給彭戴上了“右傾机會主義份子”的帽子。哪知几年以后，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又被戴上了“叛徒、內奸、工賊”、“党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當權派”、“中國的赫魯曉夫”三頂帽子，直到把他整死而后已..一個國家主席，憲法都保護不了，還要說普通老百姓嗎？人民的政治生活已經到了這种地步，無法無天已經到了极點，這還不是大問題么？
文化大革命中，我在衡陽一所中學教課，那時由于派性作祟，亂扣帽子，竟出現一出滑稽丑劇：一個自認出身好的教師，以為老子天下第一，揪這個揪那個，給不同自己一派的人扣各种“帽子”，誰曉得一次他寫標語時把“毛主席万壽無疆”錯成了“万壽無壽”，于是對方就以捉拿“現行反革命”為名將他揪出，昨天還是革命闖將，今天便成了“牛鬼蛇神”。事實上，當時這樣的事情并不是個別的，如果按照毛澤東所說“七八年又要橫掃一次牛鬼蛇神”，那我們國內還有几個好人！
我粗略地、极不完全地統計了一下：在共產党的歷史上有過多少頂“帽子”呢？土地革命時期，出現過“AB團”、“右傾机會主義”、“左傾机會主義”、“立三路線”、“特務”等帽子；在抗日時期，出現過“托派”、“紅旗特務”、“搶救對象”、“兩面政權”、“經驗主義”、“教條主義”、“自由主義”、“王明路線”等帽子；解放戰爭時期，出現過“美蔣特務”、“山頭主義”、“游擊主義”等帽子；到解放以后，出現過“地主”、“富農”、“反革命”、“坏份子”、“右派”、“胡風份子”、“暗藏反革命”、“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右傾机會主義”、“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四不清干部”、“里通外國”、“特嫌”、“假党員”、“黑手”、“陰謀家”、“野心家”、“四條漢子”、“三反份子”、“黑幫”、“二十一种人”、“牛鬼蛇神”、“思想反動份子”、“階級异己分子”、“沒有改造好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狗崽子”、“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臭老九”、“蘇修特務”直到“四人邦”………等等帽子。在這么多“帽子”下面，當然有些是戴對了的，但是又有多少人因為錯戴了“帽子”，弄得含冤至死，家毀人亡啊！幸虧三中全會以后，摒棄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方什，胡耀邦同志力排眾議，以“我不下油鍋誰下油鍋”的大無畏精神平反冤假錯案，才遏制了帽子滿天飛的极不正常現象。
為什么我們的社會會出現這么多的“帽子”呢？主要是在极左路線統治下，缺乏民主与法治造成的。在解放前，有一种思想，認為“無法無天是為民”，這在對敵斗爭中，還可以說有一點合理成分。但在共產党執政以后，就再不能無法無天了。我們制訂了國家的根本大法《憲法》，就只能以此為准繩來團結群眾，打擊敵人；要允許別人說話，決不能對持不同意見的人戴上各种各樣的“帽子”。以前，毛澤東有一個著名的策略：團結多數，打擊少數，利用矛盾，各個擊破。這在對敵斗爭中是對的，可是解放后發展成團結兩個百分之九十五，打擊百分之五就十分危險了。想想看，全國人口十三億，百分之一就是一千三百万，百分之五就是六千五百万，豈不打擊面惊人嗎？何況在歷次政治運動中，今天團結這個百分之九十五，打擊那個百分之五；明天又團結那個百分之九十五，打擊這個百分之五，這樣斗過來斗過去，怎么會不人為地制造許多“帽子”，又能有多少人幸免于難呀！當年林彪、江青等人給這個那個戴上种种“帽子”，哪知“野心家”、“四人邦”的帽子正好戴在他們頭上，這難道不是“誰种下仇恨的种子誰自己遭殃”嗎？在這种情況下，人人自危，怨聲載道，冤獄重重，無處申訴，許多正直有為之士的積极性得不到發揮，報國無門，該給社會主義事業造成多大的損失！
今天我們來反思歷史，提出帽子問題，其用心就在于呼吁全社會要樹立依法治國、法律至上的觀念，再不能靠運動治國了。司法必須獨立，有法必依，輿論要起監督作用，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論是誰直至最高領導，如果違反了憲法和法律，都得依法治罪，同時允許本人申辯，這樣才不致亂戴“帽子”，也不會出現用“帽子”來壓制不同意見的人和事。何日能夠真正實現這种“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的生動活潑局面”呢？我們只能翹首以待了。
作者簡介：劉皓宇，長沙岳麓書社离休干部，郵編：４１０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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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強國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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