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政治強人菲德爾‧卡斯特羅的形象在中國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中看到過不至一次，獲悉他的親密戰友切‧格瓦拉，卻是緣于話劇《切‧格瓦拉》的熱演与熱評。
切‧格瓦拉是一個曾經在人類社會中生活過若干年的真實人物，一個与筆者一樣的精神生命体，也就是在精神生命的照亮下吃飯性交、生老病死的精神動物与社會動物。精神生命体的人本身并不僅僅是切‧格瓦拉与筆者之間的小同之點，而是人之為人、人類之為人類的大同之點。從原始人以精神生命照亮自己、自己的同類并超越自己周邊的一切動物、植物、有机物与無机物的那一刻起，初步實現了同為精神生命体的人類大同，并在人化与异化的更替与爭斗中鞏固并充實著人類大同。借用馬克思的話語，“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質”。
真實生活中的切‧格瓦拉究竟有沒有在“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質”的人道前提或人道底線上葆有与充實自己精神生命体的人本身，并實現自己趨于人化的正价值呢？由于沒有掌握第一手的資料，筆者只好擱置不論。筆者在本文中只是就事論事，談一談話劇《切‧格瓦拉》所繪寫、所重現的切‧格瓦拉，究竟是個什么樣的人？
一、《切‧格瓦拉》中的格瓦拉
据話劇《切‧格瓦拉》的文本介紹，人類社會中有一條“人間長街”——“窮人和富人，街南和街北。壓迫和剝削，斗爭和反抗。就像這樣一遍又一遍，就像這樣我們經歷了几千年。”——作為土生土長的農家后生，筆者目睹過、經受到過比資本主義社會原始積累時期更為強暴也更為野蠻的“壓迫和剝削”：土地被充公，勞務被犧牲，糧食被征用，机會被剝奪，出路被堵塞。從占全國人口80%的農民身上剝奪來的資本金，被國家用來建設高福利的城市經濟与工業經濟，到頭來卻因為沒有能夠納入社會化擴大再生產的正當規道，導致了國營企業的普遍倒閉与工人階級的普遍下崗，從而造成了目前不得不靠著私營經濟与外來資本支撐社會主義的國家財政的尷尬局面。不過，隔著一條界線分明的“人間長街”的“壓迫和剝削，斗爭和反抗”，筆者卻從來沒有見到過，北京城沒有，華盛頓也同樣沒有。与筆者同屬于人類社會中的精神生命体的個人的編創人員，不知道是在“走陰”時看到過，或是在“走陽”時看到過這樣一條“人間長街”；他們自己是住在這“人間長街”的“街南”還是“街北”，也只有鬼才知道。按照他們的說法，劇中人格瓦拉原本是住在“街北”的“富人”：“１９２８年，切‧格瓦拉出身在南美的阿根廷，是歐洲移民的后代。他的家庭，屬名門望族，出過總督大公，開過農場茶園……”“格瓦拉是街這邊的出身，可卻結下了另一類親戚，選擇了另一种血緣。無論是阿根庭還是古巴還是委內瑞拉，無論是印度還是中國還是赤道几內亞，普天下的受苦人被壓迫者和他都是一家。……”
這自然是創編人員一廂情愿的想當然在筆者自己并不富裕的三口之家中添上這樣一位只會革人性命不會掙錢養家的切‧格瓦拉，連筆者上小學的儿子也不會答應。“普天下的受苦人被壓迫者和他都是一家”只能算是創編人員假造主体、盜用公器的騙人鬼話。創編人員雖然靠著話劇《切‧格瓦拉》掙到不少私房錢，如果讓一個活生生的職業革命家切‧格瓦拉住到他們家里吃白相、鬧共產、干革命，他們也絕對不會答應与接受。
出身于富人之家的格瓦拉是“一位年輕的阿根廷醫生”，他在受到卡斯特羅的邀請加盟革命隊伍后，追隨卡斯特羅乘格拉瑪號游艇打回古巴，結果是“古巴革命胜利了！古巴人民從此站起來了！反動派被打倒，帝國主義夾著尾巴逃跑了！”据話劇《切‧格瓦拉》的交待，當上政府高官的格瓦拉又開始“建設新社會”：“格瓦拉和古巴其他領導同志組織干部參加体力勞動，通過体力勞動使自己置身人民中間。格瓦拉身体力行，每個季度要參加240小時的義務勞動，也就是說每個月要花十天每天八小時在建筑工地、工厂或甘蔗園。這對一個哮喘病患者，對一位政務纏身的一個國家主要領導人，簡直不可想象。他經常是把褲腳拉出來蓋住沾滿泥土的靴子，抖去衣上的土，從工地匆匆赶回去接見外國使團。”
無形之中，在這段敘述話語中又出現了另外一條“人間長街”，一邊是“格瓦拉和古巴其他領導同志”以及由他們所組織的“干部”，一邊是“從此站起來”卻無論如何也不能与“領導同志”站在同一條水平線上的專門從事“体力勞動”的“古巴人民”。“通過体力勞動使自己置身人民中間”的格瓦拉們，更多的時候則是通過脫离体力勞動而使自己置身于“人民”之外或之上，享受著并不平等也不見得正義的領導“人民”的特權。關于格瓦拉与“人間長街”另一邊的“人民”之間的關系，話劇《切‧格瓦拉》在給卡斯特羅的一封告別信中，提供了自相矛盾又莫衷一是的多种說辭，其一，他和卡斯特羅一樣是“人民”的主子——“向你的人民同時也已經是我的人民告別”；其二，他屬于“人民”中的一員——“我為屬于我們人民而感到自豪”；其三，他是一廂情愿吃“人民”的百家飯的“儿子”——“留下了把我當作一個儿子看待的人民”。這其中的昏亂邏輯其實与基督教《圣經》所認定的集圣父、圣子、圣靈的三重人格于一体的救世主耶酥基督并無二致，所不同的只是把至高無上又子虛烏有的上帝之“圣”置換成了任人強奸拍賣的“人民”二字。
二、中國化的革命基督
高喊著“祝永遠胜利！誓死保衛社會主義！”的格瓦拉，在古巴并沒有建設成為比資本主義的美國更為人道也更為進步的“社會主義”的“新社會”的情況下，又干起了注定是要犧牲送死的“輸出革命”的勾當，說是“前往世界上最為黑暗的角落，再度打響了艱苦卓絕的叢林游擊戰”。在离開古巴時，他頗為守法地向卡斯特羅聲明：“我正式辭去我在党的領導机构中的職務和我的部長職位，放棄我的少校軍銜和我的古巴國籍。從此，我和古巴不存在什么法律上的聯系了……”
筆者并不知道，格瓦拉帶領“十七位古巴革命者”前往玻利維亞時，是不是也覆行了相關的加入玻利維亞國籍的法律手續？有一點卻是肯定的，格瓦拉到玻利維亞“輸出革命”既沒有得到玻利維亞政府的認可也沒有得到玻利維亞“人民”的歡迎。按照話劇《切‧格瓦拉》的說法，“這些壓在最底層的人民被舊世界剝奪了一切，包括看到自己根本利益的机會。他們非但不愿支持格瓦拉游擊隊，反而向政府軍告密。”即使按照社會主義中國現有的外交政策來比照，格瓦拉的這种以正義自居的“輸出革命”也絕對是一种非法的侵略行徑，其性質顯然要比美國導彈轟炸中國大使館嚴重得多。
對于格瓦拉包括“輸出革命”在內的一切行為，話劇《切‧格瓦拉》提供的硬道理中最為強硬的一款，出自于格瓦拉留給儿女們的告別信：“親愛的小伊爾達、小阿萊達、卡米洛、塞莉亞和埃內斯托，你們的父親是這樣一個人：他怎么想就怎么行動，他忠于自己的信仰。望你們都長成优秀的革命者。你們要記住，革命是最重要的，而我們每個人，作為個別人來說，是無足輕重的。……”筆者不知道這是不是格瓦拉本人的原話，但是有一點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這里存在著一個為中國人所固有的天人感應加天人合一的神道教條：“存（革命）天理滅（個人）人欲”。早在《尚書‧商書‧湯誓》中，中國人就發出過此類用于改朝換代、替天行道的革命誓詞：“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切近點說，連自己未成年的四個儿女都不予養育与愛護，連最低限度的人道責任都不愿擔當的格瓦拉，他的“怎么想就怎么行動”的“存（革命）天理滅（個人）人欲”的“信仰”，到頭來不過是對于“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質”的人道原則的肆意踐踏，這种“信仰”与“革命”的建設性与正義性又該從何說起呢？！
話劇《切‧格瓦拉》還為被認定為“普天下的受苦人被壓迫者和他都是一家”的“忠于自己的信仰”格瓦拉，提供了一封致“親愛的父親母親”的告別信，此時的“親愛的父親母親”，其實還留在“人間長街”北邊的“南美的阿根廷”，而不是南邊的“北美的古巴”，“親愛”兩字對于“普天下的受苦人被壓迫者”的“階級”屬性顯然是一种背叛，倒是對于“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質”的人道大同有了點認同之處。
要在馬克思所說的“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質”的人道前提上，把精神生命体的人本身樹立与建設為擁有有限權利与有限責任的生命主体与社會主体，自然离不開社會化擴大再生產的經濟支持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保障。截止目前為止，美國人遠沒有人化到“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質”的理想境界，中國人更是等而下之。有一位左派朋友曾在文章中引用過聯合國開發計划署發布的《人類發展報告》，說是“全球貧富差距越來越大，最富裕國家中的五分之一人口控制了全球國內生產總值總額的86%，全球出口總額的68%；世界上最富有的兩百人在1994年到1998年間使自己的淨資產翻了一番，總收入已經占世界全部人口總收入的41%……”不過，根据馬克思的經典理論，“總收入已經占世界全部人口總收入的41%”的“世界上最富有的兩百人”，并沒有也不可能把自己的全部收入用于個人消費，而是把相當大的一部分重新投入社會化的擴大再生產，從而為更多的人提供就業机會，并拉動著全社會乃至全人類的整体發展与整体富裕。資本主義社會的不平等主要表現在窮人多收入一元錢可能會導致富人多收入十元錢；而中國目前的不平等則突出表現在一邊是工人階級下崗乃至賣身而另一邊是政府工作人員公款吃喝乃至公費嫖娼；一邊是多數人的失業無產而另一邊是公共財產被亦官亦商的少數人中飽私囊。這其中的正義与人道并不存在絕對值，相對的正義与相對的人道應該在哪一方，應該是不言自明的事實。
對于靠著“洋為中用”的革命基督格瓦拉來煽情賣乖的《切‧格瓦拉》一劇的編創人員來說，恩格斯《反杜林論》中對于“甘受奴役”者的人道裁判也許更為貼切：“無論自愿的形式是受到保護，還是遭受踐踏，奴役依舊是奴役。……無論如何，我們必須認定，平等是有例外的。對于缺乏自我規定的意志來說，平等是無效的。”這些人正是出于“甘受奴役”的宗教心態來神化格瓦拉的。在主題歌《切‧格瓦拉》中，他們是把自己与格瓦拉一同抬舉到以正義自居、与革命同在的神圣地位的：“……是誰帶領我重新出發？/正義的思想再度升華。/前進的路需要新的腳步，/我們跟你前仆后繼：切格瓦拉。”在《福音》插曲中，他們干脆直接搬弄宗教福音的舊把戲，以“先知”的身份預約著救世主的降臨与人間的得救，說什么“你們父親他走了可是他還要回家，/他把鑰匙交給了你們中間的那個人。/他為你們分派好了各自的工作，/他留下了吩咐要你們照看你們自己。/也許現在他正在回家的路上，/也許今天晚上他就會把門敲開。”“夜色已降臨，/先知的手在牆上晃動，/留下了至理名言。”《叢林較量》一場戲的舞台提示中，竟然毫不掩飾地說破了編創人員神道設教、替天行道的用心：“以一支不足百人的游擊隊挑戰世界上最強大的帝國主義戰爭机器，失敗几乎是注定的。但格瓦拉和他的戰友們在叢林中處處閃耀理想光輝、体現人道精神的所作所為，則向我們揭示了那次行動的真正重要含義：它不僅僅是某時某地的一次軍事行動，某派某党的一次政治行動，而是一次使徒式的以流血布道、以犧牲宏（弘）法、感召天下、播种后世的醒世勸世行動。”
話劇《切‧格瓦拉》所布的“道”，所弘的“法”，又能是什么貨色呢？歌曲《其實這人間》唱道：“其實這人間，/都只是一個人，/其實這世界，/都只是一顆心。”“如果還有一個人貧困，/這人間就是地獄；/如果還有一個人邪惡，/這世界就不是天堂。”這种把一切個人的精神生命体的人本身歸于“一個人”和“一顆心”，再用這“一個人”的“貧困”和“一顆心”的“邪惡”來把一切個人打入“地獄”的神道邏輯，比中國傳統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天人合一、政教合一加政法合一的“存天理滅人欲”的天羅地网，來得更為強詞奪理也更為專橫霸道。因為在“莫非王土”与“莫非王臣”的天羅地网中，至少還可以容得下并不人道的王与臣、主与奴的人際關系，而在只容得下“一個人”和“一顆心”的絕對极端、絕對狹隘的神道圈套中，連“甘受奴役”的第二人也沒有了立足之地，即使這“一個人”和“一顆心”能夠長命百歲，百年之后也注定是全人類的天誅地滅。革命革到這個境地，才真正是豈有此理！
坐實了說，這“一個人”和“一顆心”并不是人類社會中精神生命体的活体生命，而是比文化大革命中“讀毛主席的書，听毛主席的話，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的登峰造极更為登峰造极的格瓦拉的不死幽靈。被話劇《切‧格瓦拉》的編創者极其強暴地指定為“你們父親”的洋基督、洋老子的不死幽靈，所擁有的是凌駕于人類社會中一切個人与一切組織之上的唯心主義的特异功能：靈魂不死加輪回轉世的“走”与“回家”。格瓦拉不死幽靈的“回家”更被神化為由“人間就是地獄”轉換為彼岸“天堂”的唯一希望，這就是寓言詩《舊宮殿和新房子》中所說的“這邊夜色中新房子依舊沒有摸出門道，/但遠方的星星依舊在奴隸們眼中閃耀，/他們一次次修一次次改一次次重新推倒……”
只可惜，早在《反杜林論》中，恩格斯已經指明了以“甘受奴役”的宗教心態來煽情造神的無濟于事：“對于缺乏自我規定的意志來說，平等是無效的”。同樣道理，話劇《切‧格瓦拉》中所鼓吹的變相對事實為絕對真理的宗教化的“正義”、“平等”、“革命”、“天堂”、“主義”、“新社會”，也只能是無效的。
三、并不新鮮的基督革命
“新”与“舊”的判然兩分，是話劇《切‧格瓦拉》神道設教的又一思想武器，而在實際上，劇中借著對于洋基督、洋老子格瓦拉的神圣包裝与神圣發賣所鼓吹的中國化的基督革命，在中國歷史上并不是什么新鮮事。以洋上帝的第二個儿子，也就是洋基督的老二兄弟自許自居的洪秀全的太平天國運動，就是對于西方基督教“洋為中用”的最好范例。
把中國化的基督革命運用于戲劇作品，同樣不是什么新鮮事，曹禺《日出》中所推演的“人間地獄之黑暗+男女情愛之追求+替天行道之革命+舍身愛人之犧牲+天誅地滅之罰罪+天神救星之拯救+天堂淨土之超度”的創作模式与人生模式，就是靠著老子的本土神道与《圣經》中的外來教條來共同包裝的。值得特別一提的是，創作《日出》時的曹禺，与話劇《切‧格瓦拉》的編創人員一樣并不是中共党員；而當他像劇中的方達生那樣走向“新中國、新社會”的陽光天堂的時候，所遭遇到的卻是黃省三式的被改造、被強暴、被革命、被异化的非人命運：“有一段，我住在家里，不敢出房門。大院里也是兩派在罵，夜里也在斗走資派，一天到晚，心惊肉跳，隨時准備著挨斗。我覺得我全錯了，我痛苦极了。我的房間挂著毛主席像，貼著毛主席語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我跪在地上，求著方瑞：‘你幫助我死了吧！用電電死我吧！’真不想活下去了，好几次都想從四樓跳下去……”
這并不久遠的歷史事實足以告訴人們，靠著把相對的事實絕對化、宗教化的神圣“天理”來包裝和武裝起來的“存天理滅人欲”的“正義”与“革命”，無論如何地登峰造极，与“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質”的人道大同也絕對不是一檔子事。
（作者單位：中國藝術研究院話劇研究所）
－－原載《中國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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