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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19日訊】 周恩來與曹禺早年都是南開新劇團男扮女裝的旦角演員，對於戲劇的共同愛好，是這對南開老校友締交的重要基礎。
據曹禺本人的說辭，他與周恩來的初識是在1940年。如果這一說法成立的話，時間大抵是在這年4月國立劇專重慶公演，也就是《蛻變》一劇首演期間。鑒於此後曹禺大部份時間都遠在江安，曹禺與周恩來之間更爲頻繁的接觸，應在他1942年初從江安返回重慶之後。
1940年4月的《蛻變》首演並不順利，真正使《蛻變》引起更爲廣泛的轟動同時也引出更爲廣泛的爭議的，是中國萬歲劇團1942年的重演重排。中國萬歲劇團隸屬于郭沫若任廳長的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由郭沫若兼任團長，鄭用之任副團長。1942年夏天，重慶話劇界借到北碚消夏的機會，集中研習蘇聯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劇體系。“中萬”導演史東山率骨幹團員參加，並參照斯氏體系排演《蛻變》。1942年12月21日，在重慶抗建堂擴建竣工之際，作爲第二屆“霧季公演”的重點劇目，“中萬”隆重推出新排《蛻變》。
翻檢當年的報刊不難發現，1940年《蛻變》首演時，《國民日報》給予了特別關注，一連十多次刊發消息和評論，還用一個月的時間和版面連載這部劇作。《新華日報》對此幾乎毫無反應。然而到了1942年“中萬”在重慶重演《蛻變》一劇時，《新華日報》在近半年的時間裏，一直刊發著有關《蛻變》的消息和評論。這一切與周恩來及其所領導的中共南方局的政治操作，有著絕大的干系。據曹樹鈞、俞健萌《攝魂──戲劇大師曹禺》一書介紹，《新華日報》內部曾爲此展開過爭論，有人認爲“這個戲不應該讚揚，而應該批評，因爲它歌頌了國民黨。劇中主人公之一的梁公仰是國民黨的視察專員，他一來，省立醫院就面貌煥然一新，生活中哪有這麽輕而易舉的事？”另一種意見認爲“這個戲的主旋律是愛國的，是對抗戰的熱情歌頌，在藝術上也有份量，就是應該歡迎這樣的戲”。在兩種意見莫衷一是的情況下，是周恩來以其政治身份定下調子，這樣才有了《新華日報》對於“中萬”演出的大力宣傳和高度評價。甚至於在1943年4月23日以《蔣介石讚譽〈蛻變〉》爲題，報導了演員和觀衆在劇場向蔣委員長山呼萬歲的場面。說是當中國萬歲劇團在三青團中央團部演出該劇時，蔣介石應邀觀看演出，“對該劇演出頗爲贊識，當演出至第四幕，末尾榮譽軍人傷癒重上前線，高呼‘蔣委員長萬歲’時，觀衆均肅然致敬，臺上台下，打成一片。蔣委員長莞爾一笑，閉幕後，蔣委員長複對若干劇情有所指示，該劇己先後獲得國民黨中宣部及政治部之獎金及獎狀”。
其實，早在《蛻變》重演之前的第一次霧季公演期間，由張駿祥導演、中國青年藝術劇社演出的《北京人》就已經在社會上引起轟動，同時也贏得了中共方面的關注與支援。1942年1月31日，中央青年劇社再度公演《北京人》，周恩來還公開出面分別會見了曹禺與張駿祥。據張瑞芳回憶，“周恩來同志幾次去看了演出，他很喜歡這出戲，印象很好。記得他還對曹禺說過：‘你還在向往原始共産主義哪，我們現在已有了延安了。’他雖然提出了意見，卻並沒有要求曹禺修改。”
對於重慶時期自己與周恩來的交往，曹禺寫於1978年的《獻給周恩來八十誕辰》介紹說：“那個時候，只要是去曾家岩，走起路來就腳下生風，心裏頭也暢快極了。……一眼看到周總理的親切微笑，慢光就照進了心中。那時，像我這樣的知識份子是很窮的，有時吃不飽肚子。周總理知道了，邀我們到曾家岩和他一起吃飯。重慶的冬天，十分陰冷，周總理看我穿著單薄，送給我一塊延安紡的灰色粗呢，讓我縫衣禦寒。”與此相印證，還有吳祖光的回憶：“周總理對曹禺是格外關心的，有一件事我記得很清楚。日本投降之後，要在上海創辦《新民晚報》，約我去編副刊，立即要去上海，由報館給我買好了去上海的飛機票，是1946年元旦前夕，我去看望周總理，……他同我談了兩個小時，我記得很清楚。他幾乎用了一半時間詢問曹禺的情況，問他的寫作情況，家庭問題，婚姻問題問得相當詳細。從這件事可看出周總理對曹禺的愛護和關心。”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正式宣佈投降，中國人民整整八年的抗日戰爭，在美國、蘇聯等盟軍協同作戰的前提下，以慘勝而告終。一時間，古老的中國儼然已經走到人間天堂的門檻之外。中共最高領導人毛澤東也應蔣介石的邀請，於8月28日乘飛機來到重慶，與國民政府共商國家大計。9 月份的一天，在周恩來的親自安排下，毛澤東還在上清寺會見了重慶文化界部份知名人士。作爲受到毛澤東接見的文化人中的一個，曹禺的回憶是這樣的：“只有20多個人參加這次會見，我記憶中似乎都是進步的。沈浮對毛主席說，國統區太黑暗了，要到延安去。毛主席說，歡迎你們去延安，但只有小米招待大家。毛主席還對巴金說，我從前也相信過無政府主義，也是個無政府主義者嘞。毛主席談笑風生，對大家充滿了關懷和期望。”
1949年初，曹禺接到中共地下黨組織的秘密通知，要安排他連同已經與他同居的方瑞到解放區去。1949年2月曹禺與方瑞由上海秘密抵達香港。到香港後由中共香港工委委派胡繩的夫人負責接待，並被正式告知，這次赴解放區是應中共最高領導層的邀請，去北京參加正在擬議與籌備之中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2月28日，在喬冠華的具體安排下，曹禺、方瑞一行27人乘外籍豪華客輪“華中輪”從香港出發，同行的有柳亞子、鄭振鐸、葉聖陶、趙超構、馬寅初、王芸生、陳叔通等人。老牌革命家兼詩人柳亞子，當時曾即興賦詩一首，其中有“六十三齡萬里程，前途真喜向光明”的詩句，頗能代表同行的文化名流，對於被視爲天堂人間或人間天堂的革命聖地的神往之情。
曹禺一行人于1949年3月18日到達北京，曹禺、方瑞被安排在北京飯店。雖然沒有個人的正式宣誓和官方的正式委任，從這一天起，曹禺已經成爲被政府包下來的一名官人、公家人。
當時的曹禺還有一個最爲切身的問題沒有解決，那就是他與鄭秀之間早已名存實亡的婚姻問題和他早已與方瑞同居的情愛問題。1946年曹禺赴美講學期間，鄭秀帶著兩個女兒由重慶回到了南京。曹禺曾經從美國給鄭秀寫信正式提出離婚要求，鄭秀未能同意。從美國歸來後，曹禺又一再要求離婚，還是沒有結果，他與方瑞之間就只能保持名不正言不順的同居關係。1950年初，鄭秀從福州調到北京，在中國人民銀行工作，曹禺便又一次提出離婚。1997年12月13日，于曹禺逝世一周年之際，曹禺研討會在河北石家莊河北師範大學召開，文學史家董健先生在當天下午的小組會上曾透露過當時的一個細節：由於鄭秀要曹禺拿出500元錢的補償金才答應離婚，而曹禺又實在沒有這一筆款項，離婚之事再一次陷入僵局。當周恩來瞭解到這件事後，當即表示拔公款幫助曹禺解決這一人生難題；一場爲法律手段不能順利解決的民事案件，在政治操作下迎刃而解。對於這種假公濟私的政治操作，曹禺不惟毫無疑義，還於感激涕零中當面跪倒在周的面前，表示“今後共產黨要我幹什麽我就幹什麽”。把這樁個人恩怨考慮在內，曹禺建國後的種種表現也就更容易理解了。
1951年春天，新婚不久的曹禺與方瑞一同到安徽農村去參加土改。返京後正趕上新一輪的整風運動。1952年初他便與周恩來進行了一次談話，當面表示自己打算寫一部反映知識份子思想改造的戲。周恩來對曹禺的想法表示支援，並作出必要部署。不久，曹禺便在北京市委的安排下，隨北京市委工作組參加北京市高等院校教師思想改造運動，並確定協和醫學院爲蹲點單位。“整整三個月時間是在醫院裏度過的。他和醫院的專家、教授交上了朋友。三個月之內，他做的筆記有二十本以上。”到了1954年，便有了《明朗的天》的隆重推出。
1960年，蘇共與中共決裂，蔣介石反攻大陸的呼聲也日漸高漲，給正處於大饑荒中的中國民衆雪上加霜。爲配合宣傳毛澤東“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政治號召，越王勾踐“臥薪嘗膽”的老故事，一時間成爲熱門話題，全國各地竟然一下子湧現出七十多部反映“臥薪嘗膽”的戲曲劇目，卻沒有一個話劇劇本。在羅瑞卿等上層領導人的建議與指示下，曹禺與梅阡、於是之組成寫作班子，住進北京西山腳下一個僻靜的院落，創作出了又一部應景應制的政治戲劇《膽劍篇》……
到了1962年，文化政策再一次趨於鬆動。周恩來親自出面在中南海紫光閣舉行在京話劇、歌劇、兒童劇作家座談會，並在講話中專門針對曹禺來了一番別開生面的實話實說：
“曹禺同志的《雷雨》寫於‘九·一八’之後，那個時代是國民黨統治時期，民國時代。寫的是‘五四’前後的歷史背景，已經沒有辮子了。寫的是封建買辦的家庭，作品反映的生活合乎那個時代，這作品保留下來了。這樣的戲，現在站得住，將來也站得住。……我在重慶時對曹禺說過，我欣賞你的，就是你的劇本合乎你的思想水平的。……所以舉曹禺同志爲例，因爲他是黨員，又因爲他是我的老同學，老朋友，對他要求嚴格一些說重了他不會怪我。過去和曹禺同志在重慶談問題的時候，他拘束少，現在好像拘束多了。生怕這個錯，那個錯，沒有主見，沒有把握。……《明朗的天》好像還活潑一些。有人說它不深刻，但這是解放後不久寫的，寫在一九五三年。這個戲把帝國主義辦醫學院的反面的東西揭露出來了，我看過幾次，每次都受感動。《膽劍篇》有它的好處，主要方面是成功的，但我沒有那樣受感動。作者好像受了某種束縛，是新的迷信所造成的”。
爲周恩來沒有挑明說破的是，成就曹禺寫出《雷雨》、《日出》、《原野》等傳世之作的，恰恰是比“新的迷信”要博大精深不知多少倍卻偏偏被“新的迷信”所封殺、所閹割、所架空、所淨化的堪稱是“舊的迷信”的“原始的情緒”和“蠻性的遺留”（語出曹禺《雷雨·序》）。關於這一點，曹禺當時在與青年作家的一次交談中，就曾有所透露：“我個人的體會是，大凡中心思想早知道的，門就開得小一點，進來的東西就不多。任何一個材料，本身都含有特定的思想，當這種思想還沒有找出來時，不要隨意亂套，而是先把它寫出來，然後多加推敲，揣磨的多了，中心思想自然會出來，許多材料就串起來了。”
到了文革後的新時期裏，在更爲寬鬆的政治氣候與文化氛圍中，曹禺乾脆用仇虎在原野黑林子裏曾經遭遇過的鬼打牆式的“活見鬼”，來形容自己在“新的迷信”的控制與強暴下的可憐相與狼狽相：“我的確變得膽小了，謹慎了。不是我沒有主見，是判斷不清楚。我那時倒沒有挨過整，可是講的那些頭頭是道的大道理，好像都對似的。現在，懂得那是‘左’傾的思潮，但當時卻看不清楚。在創作中也感到苦惱，周圍好像有種看不到的牆，說不定又碰到什麽。總理是說到我，但他是希望作家把沈重的包袱放下來，從‘新的迷信’中解放出來。”
對於父親當年所受到的靈魂蹂躪與精神強暴，萬方在《靈魂的石頭》一文中，有更爲貼切的描述剖析：“長時間以來，我爸爸和許多的人，他們都被告知他們的思想是需要改造的，這種對靈魂的改造像是腦頁切除術，有時是極端的粗暴行動，還有就像輸液，把一種恐懼的藥液輸入身體裏。”
耐人尋味的是，“沒有那樣受感動的”周恩來，偏偏欣賞於《膽劍篇》中的人物處理，說是“歷史人物，他的周圍也是有人物的，否則就是孤家寡人，霸王別姬。勾踐聽了範蠡的話，最後成功了。範蠡說他可以共患難，不能共安樂。曹禺同志的《膽劍篇》這一點抓住了”。把周恩來這番與《膽劍篇》並不吻合的借題發揮與於是之所說的“我們當時想的勾踐、夫差都是實有所指的，想得太實了……”連同劇中越王勾踐白紙黑字的懺悔之詞──“我就是臉皮厚，就是不知痛。在群臣面前，在范蠡、文種這樣難駕馭、不能長居人下的大夫面前，站著我這樣一個不成器的君王！”──相互印證了看，不難看出曹禺實際上已經自覺不自覺地牽涉進了黨內最高層次的權利鬥爭，爲自己文革中的在劫難逃埋下了伏筆。
1966年12月4日深夜，發生了轟動全國的“活捉彭（彭真）、羅（羅瑞卿）、陸（陸定一）、楊（楊尚昆）”的政治事件中，曹禺也被從床上拖走押到中央音樂學院的禮堂裏，爲彭真等大人物陪綁陪鬥。是周恩來“曹禺算什麽呢？他又不是走資派”一句話，暫時解救了他。1967年1月，隨著姚文元《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一文的發表，左翼文化人三十多年來所積累下來的恩恩怨怨，終於戲劇性地合攏爲一個一網打盡、天誅地滅的大結局、大命運。執行這場神聖罰罪的雷公崽子似的紅衛兵造反派，給曹禺戴上的是“資產階級反動權威”和“黑線人物”的大帽子。大概是有周恩來關照的緣故，曹禺在數年沈寂後得以於1975年1月5日至17日參加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預備會和第一次會議，他的官人地位也隨之提前恢復。
在從羅瑞卿等人那裏接受寫作《膽劍篇》任務的同時，曹禺還從周恩來那裏接受了寫作《王昭君》的任務。由於政治形勢的變幻不定，《王昭君》一劇的寫作一直被擱置下來。直到1978年7、8月間，隨著政治形勢再一次趨於緩和與明朗，曹禺爲重新啓動該劇的寫作，在女兒萬方的陪同下赴新疆感受草原風光、體驗草原生活。
《王昭君》的寫作基本上是由周恩來依據著毛澤東“有利於民族團結”的政治標準敲定下來的政治操作。即使是時過境遷，物是人非，曹禺依然要把《王昭君》的寫作當作政治任務來予以完成：“我領會周總理的意思，是用這個題材歌頌我國各民族的團結和民族間的文化交流。而王昭君正是爲這一事業身體力行，作出了了不起的貢獻的一位女子。”
在政治操作的大前提下，出現在曹禺筆下的王昭君，是繼丁大夫、愫方、瑞玨、鳴鳳之後又一個集奴性、母性與神性於一身的“捨身愛人”的女性角色，更是繼丁大夫、陰兆時、苦成之後又一個成賢成聖、修成正果的半奴半神式的牌坊人物。與《蛻變》中的丁大夫在贏得一營士兵山呼萬歲的正果的同時，大包大攬地把自己的兒子貢獻出去相仿佛；王昭君在被呼韓邪單于冊封爲“甯胡閼氏千歲、千千歲”的同時，把自己與單于男歡女愛的合歡被貢獻了出去。隨著合歡被飛上天空變成“像天那樣大，廣無垠”、“覆蓋四面八方，塞南塞北，無止境”的天羅地網式的所謂“神明”，王昭君與單于之間的男歡女愛“長相知”也被公共化、共産化；最後甚至於仿照著《西廂記》中的崔鶯鶯和《竇娥冤》中的竇娥的戲曲腔，由王昭君呐喊出一句曲終奏雅跳加官的標語口號：“祝普天下沒有受寒的人！”
早在1936年，魯迅對於夏衍寫得“激昂慷慨”的《賽金花》的“最中心的主題”，曾經有過一針見血的點破：“連義和拳時代和德國統帥瓦德西睡了一些時候的賽金花，也早已封爲九天護國娘娘了”。40多年過去，出現在中共黨員曹禺筆下的王昭君，所充當的依然是一個孫悟空式、“九天護國娘娘”式的半奴半神的舊牌坊、舊角色。曹禺納入政治軌道的神道設教、替天行道所能達成的最高境界，不過如此而已。
《王昭君》完成於1978的10月，曹禺在“獻辭”中寫道：“我把這個劇本獻給祖國國慶三十周年，並且用它來紀念我們敬愛的周總理”。11月，新編五幕歷史劇《王昭君》在《人民文學》第11期發表，北京人藝也開始了該劇的排演工作。由於有較多的政治操作和政治色彩在裏邊，又以周恩來的名義來號召，加之作品本身確實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著爲曹禺戲劇所獨有的一份詩情畫意；戲還沒有上演，便贏得了頗爲一致的讚美與捧場……
──原載《中國之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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