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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2日訊】 陳樂民在上海《文彙讀書周報》撰文，主張把蔡元培墓從香港遷到北大未名湖，理由似乎是北大爲五四策源地，作爲首任校長、一代宗師，理應葉落歸根。而不久又聽到斯諾夫人要將斯諾墓遷出未名湖的傳聞，一入一出，發人深思。 斯諾夫人的動意是因人大拒絕她和人權活動家丁子霖教授接觸而引發的激憤之詞，屬於“城門失火，殃及池漁”。而遷葬蔡墓之議，卻與北大休戚相關。但是，從今年發生的一些事件來看，陳先生的建議未必可行。
先是看到《光明日報》有人舉報“個別人”在北大“散佈西方腐朽思想”的匿名信，當時並沒在意。只是覺得教育界又出了個告密者，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土博士也真無聊，在思想
文化領域不敢以真才實學與人對陣，而只求以打小報告取勝，那算什么本事? 國家不必辦大學，只辦個偵探學校就夠了。過去是“戲不夠，神仙湊”，現在是“理不夠，棍子揍”，偵探可大有用場。也許《光明日報》就是希望北京大學辦成這個樣子。還說思想陣地無產階級不去佔領資產階級就必然去佔領，馬克思主義不去佔領非馬克思主義就去佔領。這可嚇我一跳，這正是文化大革命理論的邏輯起點啊，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生死博鬥即由此展開，隨後就是封建主義、專制主義、法西斯主義去佔領了。後來聽說，不點名批評的“個別人”是指社科院研究員劉軍寧，人們不免懷疑新左派說自由主義是官方的“馬弁”，是不是一種賊喊捉賊的伎倆? 或者是魯迅說的那種表面上扮著“革命”面孔的破落戶飄零子弟的“招是生非”？說不清是右派翻天還是左派翻天。
劉軍寧的講話我沒聽過，但他根據講稿改寫，作爲《北大傳統與近代中國》前言的文章，
我是讀過的，不過是陳述歷史事實，綜合先賢百家之言，提出北京大學的傳統就是蔡元培“兼
容並包”的自由主義傳統。這和官方宣傳的北大是早期“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陣地”口徑不一
致，但劉軍甯是學者，不是代表政府發表政策聲明的新聞發言人，他想說自己的活，也僅僅是
表達一個善良的願望：希望北大有一個寬鬆的學術環境，自由思考的空間。事實是無情的：發揚“相容並包”精神，當年馬克思主義才得進課堂；堅持“思想陣地”傳統，今天自由主義就
被逐出校園，留一片場地，傳習武林秘笈。這就是教育改革結出的碩果：文學院變武學院。胡適說自由主義有四個特點，自由、民主、容忍之外，還有一條是“”和平的漸進的改革”，如果
說這叫反動，光明日報的正動就是馬克思說過的“給每一種醜行都加上奧秘的、高尚的、社會主義的意義，使之變成完全與之相反的東西”的那種東西了。但按它那個邏輯推演下去，就是走資派還在走，無產階級革命左派要起來奪權。不僅背叛了三中全會精神，也背離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文字。
中國的老左派，從王明開始就把自由主義當作最危險的敵人，毛澤東曾經批判過他們是爲淵驅魚，爲叢驅雀。那是戰爭時期，還可以說是丟掉幻想，準備鬥爭；現在的新左派也與自由主義爲敵，可就是唯恐天下不亂了。從歷史上看，凡是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極權主義上台，無不是拿自由主義開刀祭旗的。李慎之說，自由主義是一種終極價值。但因爲自由主義是一個中性立埸，左右兩派都嫌它礙事。在多元化杜會中，自由主義爲一切可能的價值提供了前提條件，一切人類文明成果都有保存的價值和發展的機會，它只有共存的對手，沒有要 消火的敵人。自由主義又必須以民主爲依託，它的價值在於永遠站在弱勢群體一邊，使杜會保持適度的平衡，避免你死我活的對抗，依附于強勢集團，自由主義就滅亡了。共產黨處於弱勢的時候，因爲得到自由主義的支援而壯大了力量；處於強勢時如不與自由主義結盟，就必然走向專制主義。所以，自由主義是一個風向標，反對自由主義，就是“執左道以亂政”，加速政治上的兩極分化，兩極對抗，爲黑道人物出場鳴鑼開道。一個博士生連這些淺顯的道理都不懂，不能不爲中國教育質量之低劣感到可悲。此後某高校兩個女生發生囗角的事，就流傳開了，一個說：“你好利害，別是北大博士吧？”另一個也反層相譏：“你才是北大博士呢！”就像青年女子以“小姐”稱呼爲恥一樣，莘莘學子也恥于被人當作“北大博士”。
由此又想起上海的大學教授和大學生同美國總統辮論人權同題的惰景，居然能把人權問題量化爲國民收入，中國是發展中國家，不能與發達國家美國相提並論，云云。按這個水法，就是人權等級制，自古就有了。誰的錢多，權大，可以享有一切特權，還可以到處發表“重要講話”；失業工人、在業農民、一般知識份子，只能做順民，有冤也無處訴。這在中國，倒是比較符合事實的。這些大學教授好像缺少一些基本常識：人權是一種普遍價值，沒有什么美國標準，中國標準；也沒有什么資產階級標準，無產階級標準；在任何國家，任何族類，人的基本權利都是生來就有的，不因貧富而異。不能以美國還有侵犯人權的現象，拒絕美國對中國人權狀況的關注，也不能因爲中國還有侵犯人權的現象，就剝奪中國批評他國侵犯人權的權利。我們對一些東南亞國家歧視華裔的問題從來不置一詞，美國人出來打抱不平，我們反而指責美國干涉他國內政。我倒希望中國政界人士提出到美國監獄去探望他們的政治犯，看看美國怎么說。
劉軍甯是中國公民，享有憲法賦予的言論自由，借助告密制度來箝人之囗，正是侵犯人權的表現。不是別人，恰恰是政府在搞自由化，人文學者若有“自由”之言，就得下崗改行，總編發了自由之文要受警告，杜長出了“自由”之書也要撤職。李慎之書被禁，發在網上的文章也被查。文網之密，甚於戰時。憲法賦于人民的言論自由，統統被政府化掉了，而且還在擴大化。能置人於絕對服從之下的人，才有可能去化別人的自由。權力越大，自由越多，想收拾誰就收拾誰，爰怎么化就怎么化。 反自由化，就是反權力自由化，無權者無自由，想自由化也化不起來。
我對李慎之先生深爲敬佩，他作爲自由主義的號手（不說旗手，因爲它在文化大革命中弄得太臭了），是當之無愧的。尤其可貴的是，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說了別人想說而沒有說的話，代表他那代人對時代作出一個交代。有人說觸犯天威，是要受“廷杖”的；也有人說，給無所不知的人上課，是自不量力。我想，他們這一代爲共和國貢獻了自己的青春，對共和國滿懷深情，不忍看它受傷害，知其不可爲而爲之。其憂國憂民之情，令人感劫。胡適引用過一個故事，說他爲《人權論集》作序的緣由：古時候有一隻高飛遠走的鸚哥兒，偶然又經過自己的山林，看見那裏大火，它就用翅膀蘸著些水灑在這山上；人家說它這麽一點水怎么救得熄這樣的大火，它說“我總算在這裏住過的，現在不得不盡點兒心。”我想，李先生寫《風雨蒼黃五十年》，也不過盡心而已。瞿秋白認爲胡適是用人權“粉飾一下反動的統治”，此文收入魯訊的《僞自由書》，自然也魯訊的想法。李先生批了逆鱗，寫的是“真自由書”。
我不知陳樂民是怎么想的，劉軍甯正是在蔡元培“思想自由，相容並包”問題上遭到暗算
的。近見報裁：北京東堂子胡同搞商業開發，把蔡元培故居房屋的屋頂給掀了。陳先生是在此前提出的建議，現在或許有新的想法。且不說，今天的北大有無承傳薪火的資格，即以北大校長之職而言，今日已位列政府官員，並非學者，自然要和資產階級劃清界限。爲亡靈安寧計，實不宜輕舉妄動。 更可怕的是，萬一無產階級革命左派發作起來，又要挖墳砸像，火屍揚灰，鬧得蔡先生再蒙羞辱，陳先生就難辭其咎了。香港是一塊風水寶地，天高海闊，八面來風，猶如蔡先生的博大胸懷，可以擁抱全世界。不是遠遠勝過那一池淺水嗎?
附記
蔡元培故居在北京東城區東堂子胡同西口南側75號院內，處於金寶街改造工程地段，在拆遷其他房屋時，將故居屋頂損壞，已及時修復。《光明日報》2000年12月8日稱：媒體有關報道失實，計劃方案不是拆毀，而是將故居拆遷至距原址380米的四合院保護區內，按原來的樣子重建。《北京晚報》12月13日載：北京市政府正式宣佈：蔡元培故居“有重要歷史價值”，原地保護。一樁公案就此劃上句號。“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余黃鶴樓”。難道蔡先生的“相容”精神真的“一去不復返”了？
──原載《中國之春 》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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