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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23日訊】 老舍，作家，本名舒舍予，老舍是其筆名，１８９９年生，任北京市 作家協會主席和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３日，老舍 和其他２８人被紅衛兵押到北京文廟“斗爭”：跪在焚燒京戲服裝和 道具的火堆前被毒打三小時。８月２４日夜，老舍在北京西城太平湖 投水自殺。
老舍是個作家，但是他的自殺卻難以和歷史上任何作家的自殺類比。
老舍在遭到中學生紅衛兵“斗爭”和毒打以后，仍然面臨更多的暴力折磨，他 在這种境況下投湖自殺；身為作家，他死前卻未留一字遺書；他的尸體被火化后， 當局不准留下骨灰。另外，他所遭到的迫害和死亡不是孤立的個案。同一時期，北 京有數千人被“斗爭”而死—實際是在“斗爭”過程中被打死，也有一大批的人象 老舍一樣在被“斗爭”、毆打和侮辱后自殺。
要理解老舍之死，也需要了解：這种暴力性“斗爭”如何運作？怎么會在１９ ６６年夏天如此普遍地進行？這种有領導的通過“群眾”之手來進行的暴力迫害和 殺戮的方式，是怎么形成和發展起來的？
老舍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３日被拖去“斗爭”的時候，和他一起被毒打被侮辱 的還有２８個人。這２８人之一是老作家肖軍。据他記憶，那天被“斗爭”的人還 有：駱賓基、荀慧生、白云生、侯喜瑞、顧森柏、方華、郝成、陳天戈、王誠可、 趙鼎新、張孟庚、曾伯融、蘇辛群、季明、張國礎、商白葦、金紫光、王松生、張 增年、宋海波、張治、張季純、端木蕻良、田蘭、江風。（《肖軍紀念集》，第 ８００頁，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１９９０）其中還缺兩個名字。這些人都是北京 市文化局和“文學藝術家聯合會”的作家、藝術家和干部。荀慧生、白云生、侯喜 瑞是著名京劇演員，肖軍、駱賓基和端木蕻良是作家，趙鼎新是文化局長。
這２９個人被紅衛兵“斗爭”，首先是因為早在１９６６年４月，中共中央發 出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明确寫了文藝界 “被一條与毛主席思想相對立的反党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在這樣的 理論下，各文藝單位都成了“反党反社會主義的黑線”，絕大多數作家和文藝界領 導干部就成為“黑線人物”。對這些人的清除，是對一個群體的清除。軍隊代表被 派往各文藝單位。
在當時的體制下，“作家協會”有一批領固定薪金的“專業作家”。文革打擊 了一大批作家，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被“斗爭”的。在北京作家協會，協會主 席老舍“靠邊站”了，新成立的“文革委員會”的負責人中，除了軍代表，還有作 家浩然。他的關于農村“合作化運動”的長篇小說《金光大道》，在文革中成為“ 突出階級斗爭”和“塑造高大完美的無產階級英雄人物”的樣板之作。盡管老舍也 擁護共產党和社會主義，但是老舍的作品和浩然的作品也确實有相當的不同。獎誰 罰誰的差別，明确顯示了文革在文學領域的取向。
在１９８０年，筆者兩次訪問和老舍一起遭到毒打的肖軍先生，听他講述當時 發生的事情。
在紅衛兵運動掀起之前，一批文藝工作者，就在本單位被“揪”出來了，也在 本單位里的會議上被批判“斗爭”。与８月之后不同的是，那時他們只被咒罵和當 眾罰站等等，沒有被毒打。
后來發生的對作家的這种殘酷的暴力性攻擊，和紅衛兵運動的興起直接相關。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毛澤東寫信支持紅衛兵。隨著紅衛兵在各校普遍建立，毆打 老師以及所謂“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也迅速蔓延。８月５日，北京發生了第一例 教育工作者被紅衛兵打死的事件。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接 見百万紅衛兵，戴上了紅衛兵袖章，并且對給他獻袖章的紅衛兵說了“要武嘛”。 ８月１８日大會之后，紅衛兵暴力大規模升級。一批教育工作者在學校中被活活打 死，而且，紅衛兵進入机關和居民住宅，搗毀書籍文物，并且毆打虐待甚至打死和 平居民。紅衛兵的行為得到了最高當局的熱烈支持，這就是為什么在１９６６年８ 月２３日上午，北京大學和北京第八女子中學的紅衛兵學生可以闖到文化局和文聯 机關，對那里的“牛鬼蛇神”動手施暴。几個女紅衛兵用銅頭皮帶劈面抽打肖軍， 給他挂上了“反動文人肖軍”、“反革命份子肖軍”等几塊大黑牌子，還在他的名 字上畫了紅色的大叉子，并且把他的頭發剪掉。
８月２３日下午３點，在烈日下，這２９人被一個一個叫出來，排成一排站在 院子里。每叫出來一個人，就在這個人的頭上套上一塊寫著他（她）的名字和罪名 的牌子，４點多，這２９人被用兩輛大卡車，從他們在西城區的机關被運到東城區 國子監“文廟”的院子里。那里曾是皇帝時代的最高學術和教育机构，后來成為首 都圖書館。
紅衛兵在院子里架起了一個大火堆，焚燒戲劇服裝和書籍等等，烈焰熊熊。口 號聲震天響：“打倒反革命黑幫！”“打倒反党份子ＸＸＸ！”“ＸＸＸ不投降， 就叫他滅亡！”“誰反對毛主席就砸爛誰的狗頭！”。
這２９人被強迫在火堆前圍成一個圈子，跪下來，以頭触地。站在他們身后的 有數百名紅衛兵。有的紅衛兵拿來了舞台道具木刀、長槍和金瓜錘，對他們劈頭蓋 臉地亂打。有的紅衛兵解下腰間的軍用銅頭皮帶，狠狠地抽打他們。當時正值盛夏 ，人們身穿單衣，銅頭皮帶打下去，一下一塊血漬，打得衣服的布絲都深深嵌進肉 里。這２９人前有大火堆，后有紅衛兵，無處躲閃。
肖軍說，當他跪在燒書的火堆前，被身后的紅衛兵用棍棒和銅頭皮帶毒打的時 候，心中真是憤怒至極。肖軍年輕的時候練過武功，他心里想，如果他動手反抗， 憑他的功夫，可以打倒十几個人。但是，他看到老舍先生就跪在旁邊，臉色煞白， 額頭有血流下來。他想，如果他反抗，寡不敵眾，他會被打死，其他２８個“牛鬼 蛇神”，包括文弱的老舍先生，一定會跟他一道統統被打死在現場。他不應該連累 別人。不要連累老舍先生被打死的念頭使肖軍壓下反抗的沖動，忍受了三個小時的 毒打和折磨。
在這三個小時里，沒有人出來制止暴行，也沒有人打電話報告市里和中央的領 導請求制止暴行。因為當時的人都知道，類似的事情正在整個北京城里轟轟烈烈地 發生，而這一切都是文革的領導人正在熱烈支持的，不可能有上級或者警察來制止 這場毆打。
在“文廟”被毒打過之后，這２９人被拖上卡車回到文化局机關。老舍被帶回 到机關，繼續遭打。當時在場的女作家楊沫，在三個月后的日記中（《楊沫文集第 七卷》，第５頁，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１９９４年）追記８月２３日的情景道：
“在文聯樓門前的台階上，有几個女學生緊圍他，詢問他，不時還用皮帶抽打兩下 。我們都被迫圍繞在這個會場邊。當時，我不敢走開，站在旁邊，心如火燎。我們 中的一位作家還當場站出來，義憤填膺地批判老舍拿了美金。”
老舍當晚又被揪到公安局，半夜才獲准回家，并被命令第二日仍去机關接受“ 批斗”。第二天早上他离開家后，卻未去机關。由于老舍沒有在机關出現，有紅衛 兵拎著銅頭皮帶到他家中找尋。第三天，８月２５日早晨，在西城區太平湖發現了 老舍的尸體。
文革后，１９７８年６月給老舍舉行骨灰安放儀式的時候，報道文章里說，他 的骨灰盒里裝著他的鋼筆和眼鏡。文章沒有直接說老舍的骨灰盒子并沒有他的骨灰 。那時候的這類文章雖然意在給文革的受難者平反，但是說及文革中的一些可怕的 事情時，盡量模糊委婉。
１９９４年，筆者曾經有机會和老舍的儿子舒乙見面，向他詢問為什么老舍的 骨灰盒子里只有他的鋼筆和眼鏡。舒乙說，老舍的骨灰當時沒有留下來，因為火葬 場不讓留骨灰。當時，舒乙３１歲，他拿著北京市文聯開出的一封“我會舒舍予自 絕于人民，特此證明”的公文介紹信，到火葬場操辦了老舍的火葬手續等等。舒乙 說，是兩個年輕的婦女辦的手續。其中一個是梳小辮儿的姑娘，她說，上面有規定 ，這樣的情況不能留骨灰。
筆者曾經詢問是一個什么樣的“上面的規定”，是哪個權力机關發的文件。舒 乙回答不知道，只記得是那個梳小辮儿的姑娘說的。在舒乙發表的關于老舍的多篇 文章里，他沒有提及這個火葬場告訴他因有如此規定而不准留老舍骨灰的事情。
由于不能獲准查閱文革檔案，筆者不能确定這是一個寫成書面文字的“規定” ，還是一個來自文革高層領導的口頭命令。但是确實，在１９６６年８月下旬被打 死和被打后自殺的一大批人，都沒有留下骨灰。當時北京的紅衛兵中流傳著一句話 ：“打死個人，不就是２８塊錢的事儿嗎？”—被打死者的家屬被要求付２８元火 葬費，但是不能要求保留骨灰。比如，從筆者的調查知道，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７日 被北大附中紅衛兵打死的中關村中科院气體厂工人陳彥榮，１９６６年９月８日被 打死在校中的北京第２５中學教師陳沅芷，他們的家屬都交了２８元錢，但是都沒 能得到死者的骨灰。在全北京把事情作得如此一致，這里面一定是有某個“上面的 規定”在起控制作用。希望有讀者會提供關于尋找這樣一個“規定”的線索。
另外，舒乙告訴筆者，火葬場的那個梳小辮儿的姑娘還告訴他，象老舍這么高 地位的干部，被這么處理—指丟棄骨灰，還是第一個。老舍當時除了在文聯和作 家協會身任高職，還在“政協”任高職。舒乙在《父親的最后兩天》一文（見《老 舍之死》一書，第６３頁，北京，國際文化出版社，１９８７）中也提到這一點。 老舍在被“斗爭”以前有小汽車和司机接送他上下班，顯然也說明他的級別都很高 ，在這方面，老舍的情況跟上述工人陳彥榮与中學教員陳沅芷有所不同。如果沒有 一個寫成文的關于丟棄骨灰的普遍規定的話，老舍作為一個級別高的干部受到這种 對待，應該是由某個高層領導人決定和指示的。但是舒乙似乎沒有追究其中原委。
有一种解釋說，不准保留骨灰不僅僅是為了進一步打擊死者，也是因為技術上 不許可。當時北京大批人被打死以及被打后自殺。在８月１８日后，死亡人數一天 比一天大幅度上升。根据一份“內部”統計資料，在老舍被送往火葬場的８月２５ 日，北京有８６人被紅衛兵打死，被打后自殺的人數字則不詳。第二天，８月２６ 日，被打死的人的數字比前一天增加了百分之五十，高達１２５人。以后仍然逐日 增加。這樣，８月下旬每日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已經大大超過了北京的正常死亡人數 。大量被打死的人和被打后自殺的人的尸體，成批送往火葬場，尸體上既沒有標明 姓名也沒有作過血跡清洗。火葬場的停尸房爆滿。焚尸爐超負荷工作。也就是說， 大規模的暴力迫害和殺戮造成了分別焚燒尸體和保管骨灰的困難。
但是技術性困難顯然不可能是主要的原因。對這些被害死的人們的高度蔑視， 以及進一步迫害他們的惡意，才會有這种不准留骨灰的規定及其實施。在文革當局 的邏輯中，這些受害者的生命都可以被用殘酷的方式剝奪，對他們的遺體當然也要 窮追猛打。就普通人而言，對這些受害者的被虐死都只有容忍接受了，也沒有可能 再關心如何處置他們的尸體。應該指出，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殘酷。在古代，對判 處死刑的犯人，也還容許家屬收尸筑墳。文革當局的無限權威卻一直延伸進了火葬 場。文革對個人的迫害一直繼續到死后的骨灰。
老舍投湖，因為文革世界已經在肉體上不容他。他已經在前一天遭到了殘酷的 暴力性的所謂“斗爭”；這一天他如果從湖邊轉去机關，他顯然會在那里又遭到毒 打，銅頭皮帶正在那里等待他，整個北京城的打人風，那時正方興未艾；甚至他死 后，這個世界連他的骨灰都不准存放。–在老舍之前自殺的人，已經遭受了這樣不 准留骨灰的待遇。在這种情況下老舍投湖，而且沒有寫下任何遺言。他無聲地結束 了自己的生命。
在自殺前，他為什么沒有寫下遺書呢？難道他死得心甘情愿，或者自慚形穢， 故而不置一詞，黯然离世？他一生寫作，筆頭很勤，是個多產作家。以文字表達想 法，是他的職業。在他生前，大概是日日動筆的。他在８月２４日早晨离開家的時 候，身上帶有筆和紙。有人看到他投湖以前在湖邊坐了一整天。也就是說，他是有 時間也有紙筆可能寫下遺書再自殺的。他不是沒有能力表達自己的失望、憤怒或者 抗議的人，但在自殺前卻沒有寫一個字。是因為在精神上，他也覺得已經完全走投 無路了嗎？結束自己的生命，是一個人能作的最為慘烈的事情。使用文字對作家老 舍卻是一件駕輕就熟的事情。老舍不寫遺書而死。在１９６６年８月的恐怖中，用 文字表達自己的看法甚至變成了比死亡更為不易之事。
中外文學史上都有一些作家自殺的例子。自殺的作家，有的是因為要表明自己 不愿意和世界同流合污，有的是因為要抗議人間不平之事，有的是因為厭惡已有的 生活方式。作家自殺有各种原因。然而，像老舍這樣，年老，腿殘，投湖前在肉體 上被嚴重打傷，在心理上被壓抑到連一字遺書都不能寫，這樣的作家自殺是史無前 例的。這樣的迫害也是前所未有的。
文革結束后，老舍得到平反，而且得到社會的高度禮遇。他的朋友和家人，發 表了一批回憶和紀念他的文章，但是都沒有提到老舍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３日被“ 斗爭”被毒打之后和自殺之前，對他身受的暴行有何評說，也沒有提到他對自己在 ８月２３日之前受到的批判的反應，也沒有提到他對于在他之前身受迫害而自殺的 相識者与同行的死的評論。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兩方面的：老舍沒有說過适合于發表 的話，或者他說了但寫紀念文章的人認為不應該寫出來。
巴金是老舍的老朋友。他在《怀念老舍同志》一文中說，１９６６年７月１０ 日，他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見到老舍。需要說明，這個時候，北京的歷史學家和作家 吳等人已經在報紙上遭到猛烈攻擊，吳已經被涌入他家中的學生侮辱和毆打； 這個時候，北京的學生已經一個多月不上課，專在校園里開會“斗爭”一大批教育 工作者。當時人民大會堂是不准許普通人參觀的，所以能進入大會堂就是一种身份 和政治地位的表現。巴金在文中寫道：“我到京出席亞非作家緊急會議一個多月， 沒有听到人提老舍的名字，我猜想他可能出了什么事，很替他擔心，現在坐在他的 身旁，听他說：‘請告訴朋友們，我沒有問題’我真是万分高興。”（該文收 于巴金《探索集》中，見《巴金全集》，第１６卷，１５６頁，人民文學出版社， １９９１）。
老舍的儿子舒乙在《父親的最后兩天》中說，老舍在８月２３日被“斗爭”以 后，深夜回到家中，告訴妻子：“人民是理解我的！党和毛主席是理解我的！總理 （指周恩來）是最了解我的。”（見《老舍之死》，第６１頁，國際文化出版社， １９８７）
可以理解，巴金和舒乙都是想為老舍說好話的。然而，從巴金和舒乙的見證來 看，在１９６６年７月和８月，眼看著文革對一大批人的嚴重的迫害，眼看著毛澤 東和周恩來熱情支持紅衛兵（老舍被打發生在毛澤東接見百万紅衛兵并戴上紅衛兵 袖章五天之后），眼看著他人和自己受到暴力摧殘（在老舍被打和自殺之前，已經 有一大批人被打而且已經有人被活活打死），老舍非常看重的僅僅是“我沒有問題 ”，以及希冀毛澤東周恩來能對他网開一面。老舍已經接受了文革的這一套，只竭 力想在文革的思想框架里面為自己撇清。當他的身體遭到殘暴對待的時候，他的精 神的關注也已經被文革的巨輪碾壓榨干而只剩下他自己“有沒有問題”和最高權力 者對他的態度。當時老舍的全部焦慮就在于此嗎？他還有別的關怀嗎？老舍的這种 精神狀態，像他的死一樣令人嘆惜。
關于老舍死前的心態的形成，文革的時代背景固然是重要因素，也可以從他以 前的思想軌跡中發現原因。老舍被“平反”后出版了《老舍寫作生涯》一書，其中 收錄的都是老舍寫自己生活和創作的文章。這本書的“內容簡介”說：“本書既可 以當作老舍先生的自傳來讀，又是研究老舍的可貴資料。”這本書中有一篇老舍寫 的題為《新社會就是一座大學校》的文章，最初發表在１９５１年１０月１日的《 人民文學》上。該文主要部分照錄如下：
在過去的一年里，社會上每一天，每一小時都有使我興奮与歡呼的事情發生； 我說哪一件好呢？
最后，我下了決心；不能老拿不定主意啊！就說前天在天壇舉行的控訴惡霸的 大會吧。
會場是在天壇的柏林里。我到得相當早，可是林下已經坐滿了人。
開會了。台上宣布開會宗旨和惡霸們的罪狀。台下，在适當的時机，一組跟著 一組，前后左右，喊出“打倒惡霸”与“擁護人民政府”的口號；而后全體齊喊， 聲音象一片海潮。人民的聲音就是人民的力量，這力量足以使惡人顫抖。
惡霸們到了台上。台下多少拳頭，多少手指，都伸出去，象多少把刺刀，對著 仇敵。惡霸們，滿臉橫肉的惡霸們，不敢抬起頭來。他們跪下了。惡霸們的“朝代 ”過去了，人民當了家。
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一一的上台去控訴。控訴到最傷心的時候，台下許多人喊 “打”。我，和我旁邊的知識分子，也不知不覺的喊出來。“打，為什么不打呢？
！”警士攔住去打惡霸的人，我的嘴和几百個嘴一齊喊：“該打！該打！”
這一喊哪，教我變成了另一個人！
我向來是個文文雅雅的人。不錯，我恨惡霸与坏人；可是，假若不是在控訴大 會上，我怎肯狂呼“打！打！”呢？人民的憤怒，激動了我，我變成了大家中的一 個。他們的仇恨，也是我的仇恨。我不能，不該，“袖手旁觀”。群眾的力量，義 憤，感染了我，教我不再文雅，羞澀。說真的，文雅值几個錢一斤呢？恨仇敵，愛 國家，才是有价值的、崇高的感情。
這不僅是控訴了几個惡霸，而是給大家上了一堂課。這告訴了曾經受過惡霸們 欺負的人們：放膽干吧，檢舉惡霸，控訴惡霸，不要再怕他們！有毛主席給我們作 主，我們還怕什么呢？檢舉了惡霸們，不單是為個人報仇，也是為社會除害啊。這 告訴了我，和我一樣文文雅雅的人們：堅強起來，把溫情与文雅丟開，丟得遠遠的 ；伸出拳頭，瞪起眼睛，和人民大眾站在一齊，面對著惡霸，斗爭惡霸！
惡霸們并不是三頭六臂的，而是在我們面前跪著，顫抖著的家伙們。惡霸們不 僅欺負了某几個人，与我們無關；他們是整個社會的仇敵！
一個賣油餅的敦厚老實的老人控訴惡霸怎樣白吃了他的油餅，白吃了三十年！
（自《老舍寫作生涯》２４７－２４９頁，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１９８１）
老舍的這篇文章，令人震動和深思。
首先，老舍自己在死前身受的那一場文廟“斗爭會”，活脫脫就是１５前他描 寫的這個“控訴大會”的翻版。兩個會有同一個模式：都是群眾大會；都是事先已 經定好了被斗者的罪名；被“斗爭”者都一開始就跪在地上；開會后，都先喊口號 煽動情緒；所謂“揭發控訴”，都不用法律的標准來衡量，也不准被斗者說明和辯 護，只是煽起仇恨；到高潮處，与會者高喊“該打該打”，就開始對被斗者使用暴 力。
老舍寫的這個“控訴惡霸”的會，不但和他自己所遭受的那個斗爭會模式一致 ，甚至連細節都相仿。在老舍描寫的斗爭會里，他寫出的被斗者的唯一的具體罪行 是“白吃油餅三十年”。這樣歷時漫長的一個故事，應該到法庭上去仔細說明，才 能決定是什么性質的問題。但是在“斗爭會”的气氛中，只听單方面的話，不問細 節，不講法律准則，一片喊打之聲之后就實施暴力攻擊，老舍還覺得理所應當，并 無不安。在老舍自己被“斗”的故事里，則是“斗”他的人說他“拿了美金”。這 該是指他１９４６年接受美國國務院的邀請訪問美國，這种訪問是邀請方面提供旅 行花銷的。老舍也曾發表關于他的美國之行的文章。這一訪問不是秘密，完全可以 說清楚是什么性質的旅行。但是，我們從楊沫所描寫的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３日在北 京文聯樓門前台階上的“斗爭會”，可以看到老舍在紅衛兵的皮帶毒打下是有口莫 辯的。因為他是北京作家協會的主席，他也确實被攻擊為“文壇惡霸”。
在這篇文章里，老舍不但寫出了“文雅值几個錢一斤”這樣的“新理論”，而 且還把他自己從“文文雅雅”變成高聲喊“打”的過程一步一步寫了出來，很可以 幫助我們了解這种斗爭會的心理机制。他所經歷的，可能就是１５年后毒打他的一 些中學生紅衛兵所經歷的。從他的自述中，我們看得到人的暴力行動怎么被合理化 ，人的從眾心理怎么被利用，人的仇恨怎么被煽動起來。這套方式相當有效，顯然 成為文革中“批斗會”仿效的模式，并且更為系統化。
當然，最讓人難過的是，１９５１年老舍描寫這种“斗爭會”的時候，他熱情 滿怀，不加思考。他為這樣的新的生活形式叫好。這种新形式是新的社會制度的重 要結构部件之一。這种“斗爭會”在實踐上和理論上后來都一步一步發展，到了文 革時代，登峰造極，時時處處實行。文革十年，几乎每一個人不是“斗”過別人， 就是被別人“斗”過。這种“斗爭會”違反法律程序，激發人的非理性，鼓勵暴力 虐待，是一种對人的迫害。這种形式的發明是一种可怕的發明。老舍歸根到底是一 個受害者，但他曾經參与接受、确認和頌揚這一最終害死他的机制。
讀了老舍這篇《新社會就是一座大學校》之后，筆者倒宁愿設想，老舍投湖前 一整天在湖邊思想的，不是最高權力者對他理解与否，或者他自己“有問題”与否 ，而是別的一些焦慮，比如，為他在１５年前寫的贊美那种“斗爭”方式的一篇文 章感到的自責。１５年來，他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這類“斗爭會”：先是“斗爭” 他不認識的人，如1951他在天壇參与“斗爭”的“惡霸”；然后“斗爭”他的同事 和熟人，如1957年被划為“右派份子”的一批作家；最后，“斗爭”來到他自己身 上，而且，這一次的“斗爭”比從前的更為殘暴更為系統，逼迫他選擇了死亡，而 不是活著被繼續“斗爭”。在他投湖之前，他應該對這种反法律反人道的“斗爭” 及其代表的哲學有所思考和分析，或許也感到了慚愧，畢竟這一次他不幸不能再做 一個在“斗爭會”上跟著主持人喊“該打該打”的人了。他在死前能夠意識到自己 曾經失去了理智、良心和道德感嗎？
轉自<<中國民主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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