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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3日訊】 不久前，朋友寄來一本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副教授丁子霖在香港出版的《‘六四’受難者名冊》。接到書的那天，我正忙於趕寫一篇文章，因此只想粗略翻一翻，以後再細讀。但剛翻了幾頁，就放不下來，手中的書越來越沉重。這是一本“六四”遇難者的母親用血和淚寫成的書，這是一部凝聚著年輕的生命的碑文。
丁子霖的年僅17歲的獨子蔣捷連死於“六四”屠殺。面對當局拒不公佈“六四”遇難者名單，用謊言掩蓋“六四”真相的卑劣，丁子霖克服各種阻撓和困難，拖著病弱的身體，在偌大的北京城，一家一戶地尋訪“六四”死難者的情況。在過去的幾年中，她終於尋訪到了96名遇難者和49名致殘者的個人情況。她將這些第一手資料編輯成書，用表格方式，列出死者的姓名、性別、年齡、生前單位、遇難經過和家庭情況，並有她寫的尋訪這些家屬過程的文章。
對於“六四”慘案，外界只是通過媒體對宏觀場面有所了解，而對遇難者的詳情，則罕有所聞。這本書里的許多細節都是以前未公諸於世的。這本書所披露的死者年齡之小，當局鎮壓手段之殘忍，和當局對遇難者家屬的恐嚇與折磨，都是外界難以想象的。
在“名冊”中的96名遇難者中，22歲以下的就有28人。19歲以下的達10人，他們像丁子霖的兒子蔣捷連一樣，僅是高中學生。書中有蔣捷連生前與他父母的合照，他比父母高出一大截。一個健康、英俊的小伙子，一個對未來充滿了夢想與憧憬的微笑著的青年，人生還沒開始，就被子彈射殺。
遇難者中年齡最小的女性是19歲的張謹，她是北京職業高中畢業生。書中有一張她生前的照片：她依偎在一輛汽車前，戴著鮮紅的圍巾，甜甜地笑著，洋溢著天真和青春活力。難以想象，這樣一個清純的少女，竟被子彈射穿頭部，死於血泊之中。
幾天前，我曾在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參加妻子的畢業典禮。看到那些年輕的學生們縱情歡呼，將博士和碩士帽向天空拋擲，並將威斯忌酒向人群噴濺的歡樂場面，我不禁想到那些倒在天安門廣場的孩子，如果他們不被子彈奪去生命，現在也該是大學或研究生畢業，也會這樣興奮地走出校園，去創造斑斕的人生。但他們的血肉卻永遠地與天安門的土地聯結在一起，死得那麼早，死得那樣慘。
在“名冊”中，有很多是應屆畢業生。22歲的吳國鋒是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應屆畢業生。他是父母的獨子，來自四川一個貧窮偏遠的縣城，是該縣唯一的一個大學生。考上大學時，全縣幾十人給他送行。全縣才出這麼一個大學生，竟死於槍口。
清華大學建築系應屆碩士研究生何潔，被稱為“神童”，他15歲上高一時就被清華大學錄取為大學本科生。遇難時他已學完碩士課程，還不滿22歲。人們常說“孩子是祖國的花朵”，可這些才20歲上下的含苞未放的花朵，竟被鄧小平蒼老的手殘忍地一支支掐斷了。
在“六四”屠殺中當局是否使用了“炸子”，即國際上禁止使用的射入人體後爆炸的“達姆彈”，一直眾說紛雲。丁子霖的“名冊”這次提供了準確的證據：有八人死於“達姆彈”。被這種特殊子彈打死的大學生鐘慶和虢安民都是半邊臉被炸飛了。北京國際廣播電台俄語部副主任張汝寧和市民楊明湖都是腹部中了“達姆彈”而死亡。楊明湖的膀胱和骨盆被炸得粉碎。善良的中國人當初還以為當局用的是“橡皮子彈”，但“解放軍”卻用了比一般真子彈更可怕的“炸子”。
同樣殘忍的是戒嚴部隊的坦克竟橫沖直撞，將人活活碾死。看過“六四”時電視新聞報道的人都會記得，當晚在長安街上有一輛瘋狂飛弛的坦克。據丁子霖的尋訪調查，僅是這輛坦克，就碾死四人，壓殘八人。這死傷的12人都是大學生。
22歲的田道民是北京科技大學管理系學生，當夜清晨，他剛剛寫完畢業論文，走到六部口，就被坦克碾死。
21歲的王培文是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八八級學生，他站在從天安門廣場撤出的學生隊伍前排，走到六部口，被迎頭沖來的坦克當場碾死。
王培文的同班同學，年僅19歲的董曉軍走在隊伍後面，被由後至前的坦克撞倒，尸體被軋碎。在戰場上，戰士被坦克碾死的也不多見。讓人難以想象，一個手無寸鐵的19歲的孩子，竟被坦克有意地從後面追上來活活地壓倒碾死。子彈有時可以不長眼睛，但開坦克的人通過儀器是清楚地看到坦克外的一切的。這名軍人要有多麼邪惡的心才能干出這樣毫無人性的事。
同樣悲慘的是，有的學生被坦克碾成了終生殘廢。23歲的體育學院學生方政，見到坦克向人行道上的女學生壓來，為搶救同學，他的雙腿被坦克碾得血肉模糊。在醫院，他的兩腿從大腿根處被截去。他酷愛體育，坐在輪椅上，仍苦練鐵餅投擲，五年後終獲全國第一的成績。當他參加國際殘廢人比賽時，當局得知他是“六四”之夜致殘，取消了他的比賽資格。
“名冊”中，附有丁子霖寫的多篇記載死者遇難經過的文章。那些沉重的鉛字，刻記著那個夜晚的種種血腥：
19歲的北京市五十七中學高三學生葉偉航，右肩和右胸中彈後未死，倒地後右腦又被士兵補了一槍。
20歲的北師大經濟系學生熊志明，和班上一女同學躲進一個胡同，戒嚴部隊士兵追進胡同，將他們倆人都射殺。
24歲的清華大學化工系應屆畢業生段昌隆，見到戒嚴部隊與群眾對恃，為防止流血，上前勸說軍人不要開槍，剛走到戒嚴部隊前，一軍官拔出手槍射中他的左胸致死。醫生從槍口也研判出，他為小口徑手槍近距離射殺。段昌隆的父親段宏炳是北京西城區政協委員，他44歲才得這一獨子。段昌隆的死使段家斷了後。段昌隆也是北洋軍閥段琪瑞的侄孫，他的遺骨安葬在京郊萬國公墓，與他的叔祖段琪瑞的墓在一起。當年段琪瑞鎮壓學生，在北京執政府前打死了40多人，釀成“三‧一八”慘案。事隔63年，他的侄孫風華正茂，也是學生，在同一地點被中共政府槍殺。段琪瑞九泉有知，不知會做何感想。
“六四”過後，北京政權操縱宣傳機器，稱屠殺為“平暴”，說是“迫不得以”。最近在海外也有人批評學生當時堅持在天安門廣場太激進，因為他們阻礙了政府的“清場”才刺激當局使用了武力。丁子霖的“名冊”證實這些說辭都違背事實。因為“六四”過後，學生已完全撤出了天安門廣場，戒嚴部隊也沒踫到“迫不得己”的情況，但仍有學生和市民被槍殺：
北京時間六月五日凌晨，21歲的北京廣播學院新聞編采專業應屆畢業生錢輝，在他學院門口，被坦克射出的大型子彈射中腹部，另一槍打斷大腿動脈。當時未死，還向同伴說了一句；“當心！軍車還沒有過去！”同伴把他搶救到校門內，血流一百多米，死去。
六月五日下午，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學生蕭杰，在行走至北京南池子南口，過馬路時越過了警戒線，戒嚴部隊喝令他站住，隨後一梭子彈從後背穿胸，他當即死亡。年僅19歲的蕭杰是他父母的獨子。
六月六日，即“六四”屠殺過後第三天，在北京復興門外大街，戒嚴部隊又殺戮平民，致使三人死亡，三人致殘。該日下午三點左右，一個13歲的男孩放學回家途經木犀地地鐵口時，遇到幾輛坦克。突然一輛坦克用機槍向四周掃射，小男孩胳膊和腹部中彈。行人欲將小男孩抬送醫院，坦克上士兵舉槍威脅，不準向前救護。孩子倒在血泊中抽搐呻吟約半小時，一位老者實在忍不住，向戒嚴部隊高喊“擁護平暴”，並哀求說，“這孩子還小，不是暴徒，讓我把他送到醫院吧。”才算獲準。在復興醫院手術七個小時，孩子命保住了，但成了殘廢。
六月六日晚上，五男兩女七個青年在走到南禮士路時，被戒嚴部隊喝住，隨後一排子彈，將五名男青年射倒在地。送醫院搶救後，五名青年有三人不治身亡，兩名致殘。
六月七日晚上，建設部中國建築技術研究中心《村鎮建設》雜誌編輯安基與另五名青年（三男兩女）在經過北京兒童醫院時，被戒嚴部隊喝住，在一陣射擊中，安基和另一青年同時中彈身亡。兩名女青年因跪地求饒才幸免一死。
即使按照北京當局的說法，“六四”屠殺是“迫不得己”，是為了天安門清場的需要，但六月四日以後對平民的這些故意殺戮，又怎樣解釋呢？
中共當局在屠殺了和平請願的學生和市民後，還繼續對死難者的家屬進行恐嚇和折磨。“名冊”列出的96名遇難者中，只有兩名死者的家屬，即蔣捷連的父母蔣培坤、丁子霖，段昌隆的父母段宏炳、周淑莊願意公開死者家屬姓名、直接與外界聯系。為什麼其他94名遇難者家屬要保持沉默呢？是什麼力量，使他們自己的家人死了，他們還不敢公開身份，尋求一點資助？
而且他們的生活都很艱難，多是上有老、下有小，孤兒寡母，支撐度日。27歲的北京大學化學系講師蕭波遇難時，留下一對才出生70天的孿生子。27歲的北京市煤氣公司車隊工人王建平遇難時，他的一對雙胞胎女兒才八個月。北京彈簧廠汽車隊隊長周永齊遇難時，他妻子剛分娩15天。他們多麼需要外界的支持幫助啊！
但當局以各種手段威脅恐嚇他們，不準他們公開遇難者家屬身份，說出實情。蕭波的妻子帶著他們的孿生子幾年來一直隱名埋姓，深居簡出。原因是“北大”校方與她“有約”在先：不準透漏蕭波的遇難經過；不準披露她是遇難者家屬；不準接觸外國記者。否則不得住在學校的房子。
不要說公佈死者遇難的經過，即使遺體火化，也要有公安局開具的不是暴徒的“身份證明”。丁子霖在她的書中寫道：當局“對有些死者家屬實行監控，通過街道或居委會監視死者家屬與外人的接觸和來往信件。有的家屬不時受到盤問。連清明節和‘六四’周年家屬掃墓，當局也調派大量軍警‘維持秩序’，墓地籠罩著恐怖的氣氛。”
北京家用電器研究所工人劉燕生遇難前單位曾給每位職工投有生命保險五千元。當他遺孀帶著11歲的孩子找到那家保險公司時，得到的答復是：按政府規定，此次事件中死亡者不予賠償。
另一位遇難者的妻子，帶著五歲的孩子去找丈夫生前單位求助，單位答應給八百元人民幣撫恤金，但要她在她丈夫“正常死亡”的書面結論上簽字。她拒絕了。她說：“這不是事實，我不能對不起死者。”
自己的家人被無辜殺害，家屬還要被羞辱、欺負到這等地步，這是一個怎樣不講一點人性的政權！這樣的政權不滅亡，天理何在？！
中共總書記江澤民曾多次表示，在適當的時候要公佈“六四”死者名單和死亡人數。但至今中共沒有公佈任何名單。是因為情況複雜統計困難嗎？不是。因為以中國大陸實行的那種嚴密的戶口和檔案制度，以過去這麼長的時間找出遇難者是誰，整理出一份死者名單並非難事。而且，中共政權向來善於將人分類，列出“名單”。不久前，外界還拿到北京政權編篡的一份將海外異議人士分成三類，不準他們入境的“黑名單”。北京政府對海外的中國人都能分門別類，查個底朝天，怎麼對國內握在自己手掌心的人整理不出一份“名單”呢？
中共不僅拒不公佈“六四”遇難者名單，連他們獎勵的所謂“平暴”有功的“共和國衛士”的名單也不敢公佈。既然是“平息反革命暴亂”，為什麼不敢公佈那些“衛士們”的赫赫戰功和鼎鼎大名呢？這一切只能說明北京政權實在是理虧心虛。因為只要死者名單一公佈，人們可以看出，誰是真正的暴徒和殺人凶手，誰是受害者。
丁子霖完成這樣大規模的尋訪調查非常不易。而且她身患多種疾病，身體很虛弱。據最近在大陸見到丁子霖的一位華僑回來描述，丁子霖與他談話半小時，就喘得必須躺倒休息幾分鐘。偌大個中國，只有丁子霖去默默地做這件遇難者名單尋訪工作，令人深思。
當然，丁子霖尋訪調查到的96名遇難者遠不是“六四”遇難者的全部。但這份名單清晰地反映了“六四”事件的本質，它是一場對平民的血腥屠殺，是中國近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頁。這份“名單”是鐵的事實，是血的控訴，是生命的證據！它展示了共產主義邪惡的程度，也展示了人類維護尊嚴、抗爭邪惡的不屈精神和付出的代價。不久前，反映猶太人在二戰時被人營救的電影“辛德勒的名單”轟動全球，獲得“奧斯卡”。“辛德勒的名單”記載的是免遭納粹殺害的幸存者。而“丁子霖的名單”記載的是為了中國人的未來而獻身的犧牲者。這份“名單”更沉重，更珍貴。
但願更多的中國人手里有一本“丁子霖的名單”，不時看看，翻翻，讓那些為中國的未來而遇難的孩子們的微笑，淨化一下我們的靈魂，喚醒一下我們的良知，提醒一下我們的責任。
原載《世界日報》周刊1995年6月4日
“ 六四”遇難者部份名單﹕
呂鵬，男，9歲，北京順城根小學三年級學生。6月3日夜12時，在復興門立交橋附近胸部中彈，當場身亡。
周欣明，男，16歲。6月4日遇難，葬於金山陵園。
蔣捷連，男，17歲，中國人民大學附中高二學生。6月3日夜11時於木樨地附近後背中彈，經送市兒童醫院搶救無效身亡。父母為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教授、副教授。蔣捷連為其父母獨子。
劉洪濤，男，18歲，北京理工大學工程光學系88級學生。6月4日凌晨在民族文化宮附近被射殺。
王楠，男，19歲，北京市月壇中學高二學生。6月4日凌晨在南長街南口頭部中彈倒地，戒嚴部隊禁止救護隊搶救，兩、三小時後身亡。其尸體當即與其他尸體一起埋於天安門西側北京市28中學門前大土坑內。6月7日，尸體發出異味，經校方交涉，將尸體挖出，因王穿著學校軍訓的軍服，被疑為戒嚴部隊士兵，所以該具尸體被送救國寺醫院，其他尸體遭火化。其家人6月14日才找到王楠遺體。
蕭杰，男，19歲，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88級學生。6月5日下午在南池子南口，過馬路時逾紅色警戒線，戒嚴部隊喝令其站住未聽從，一梭子彈從後背穿胸，當即死亡。父母為一般干部，蕭杰為其父母獨子。
孫輝，男，19歲，北京大學化學系88級學生。6月4日晨在西單被射殺，橫尸街頭。
張謹，女，19歲，北京職業高中外貿專業畢業生。6月3日夜11時，與男友一起躲進民族宮附近的胡同里，遭戒嚴部隊掃射，頭部中彈，凌晨死於郵電醫院。
龔紀芳，女，19歲，北京商學院企管專業88級學生。6月4日凌晨，自天安門撤到六部口，左臂中“炸子”，並因毒瓦斯造成昏迷，送市急救中心搶救無效身亡。死亡證書載明：死因主要是由毒瓦斯造成肺部糜爛。
董曉軍，男，19歲，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青工系88級學生。6月4日凌晨，董站在從天安門廣場撤出的學生隊伍尾部，被由後至前的坦克壓死，尸體被碾碎。
鄒冰，女，19歲，北京廣播學院88級學生。因參加八九民運受審查，過不了關，於89年9月中旬從學校塔樓13層上跳樓自殺。死前10分鐘還給宿舍打過幾壺開水，並留有遺書。
張向紅，女，20歲，中國人民大學國政系87級學生。6月3日夜11時躲在前門西側樹叢，被子彈擊中左胸，送市急救中心，凌晨去世。
王爭勝，男，20歲，華北物質局職工。6月7日晚11時，經兒童醫院附近，被戒嚴部隊喝住，隨後被射殺身亡。其兄王爭強也在場被射傷。
賁雲海，男，22歲，北京市廣安門內街道辦事處職工。6月3日夜，離家未歸，次日在復興醫院找到尸體，腹部中了“炸子”。
田道民，男，22歲，北京科技大學管理系85級學生。6月4日清晨，田做完畢業論文後去六部口，被坦克碾死。家在農村，有兄弟姐妹8人，僅他一人上大學，家境貧寒，他的同班同學相約每人每年給田的父母寄10元錢做生活補貼。
宋曉明，男，32歲，航天部二院二八三廠工人。6月3日夜在五棵松附近被子彈打中大腿，送301醫院，持槍的軍人命令醫生不準搶救，不準輸血。因流血過多於凌晨死亡。
袁敏玉，男，35歲，北京地質儀器電焊工。6月3日夜，在三里河與木 地之間，胸部中彈，次日下午於兒童醫院去世。遺孀袁靜芬帶10歲孩子，老父袁長祿為退休炊事員，現病癱在床。老母病故。弟患精神病，住康復醫院。幼妹植物人在家。長妹頂替父當炊事員。特殊困難戶，可接受救助。
穆桂蘭，女，48歲，北京國棉三廠工人。6月4日清晨6點半，穆出門買早點，路過朝陽門立交橋，遇坦克、軍車自通縣方向開來，一路射擊，穆頭部中彈，立即身亡。路人曾照相為證，並寄給其家人。
馬承芬，女，55歲，49年參軍，參加過“抗美援朝”戰爭。6月3日晚，與樓內鄰居在院內（水力科學院門前）納涼，遇從東向西去的軍車射擊，腹部中彈，送醫院搶救無效，凌晨身亡。馬承芬的丈夫為離休軍人，他多次就此事向軍隊系統寫信反映，一直無回答。
（摘選自丁子霖的《‘六四’受難者名冊》）(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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