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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12日訊】 中國改革開放以后的政策之一就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20年，我們就在這一政策下走了過來。富裕、富人成了一种不可忽視的存在。但是直到2000年，國家統計局才正式對這一群體進行了專項調查。其實學者們早在80年代就注意到了這一群體的存在，并以貧富差別与不平等作為研究的切入點。關于貧富差別与不平等，這里仍可以引用一段話作為態度：「對于改善貧窮人民情況的第一件事，是為他們爭取平權（Equity）。如果貧窮階層收入改善10%，富裕的人生活上升15%，這對貧民便是大事，縱使這會使貧富更為懸殊。改變貧富懸殊是重要，但非首要。最迫切的是到頭來會不會提高窮人的生活素質？」說這段話的是印度的英籍學者阿瑪依．森（AmartyaSen）。他的研究重點是貧困問題，被譽為「把良心和道德引入經濟學」，并因此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中國富人浮出水面
10年努力，讓一個群體顯形
31歲的博士曹子瑋有很多机會离開國家机關，具體地說离開國家統計局，到外企去掙錢。外企的收入比他現在掙的多到要用倍數來計算。但在國家統計局呆了近10年，曹子瑋仍沒有選擇离開。他的理由是：在這里你能干自己真正想干的事情，而且有條件。
曹子瑋自己想干的事情就是真實地了解這個國家。最近令曹子瑋興奮的一次全國性調查就是「中國十省市高收入群體調查」。這一調查是中國的第一次。「這個調查讓我們弄清楚了很多問題，」曹子瑋說。
這一調查對于國家統計局城調總隊綜合處處長程學斌來說，來得就遠不那么容易。
大約在1990年，程學斌就提出要進行這一調查。當時提出這一調查項目，還只是從統計的科學性角度出發的。國家統計局一直在進行全國性的入戶調查，每年都搞，但這樣的調查了解不到高收入群體的情況。「你想想，高收入的誰樂意每月記賬，來配合你的調查呢？」
1990年程學斌的要求沒有被立項。原因是沒有專項經費。
此后程學斌并沒有忘記這一專項調查的重要性。自己從事收入分配研究，但手里最缺的就是這一部分的資料。對于這20年里富裕起來的中國人，「我們只能見到關于他們的典型資料，卻沒有群體調查數据。這無論從國家、社會，還是調查本身都是一种缺憾。」程學斌說，「所以，一有机會，我就提出申請。」
1999年，程學斌的申請終于得到批准。
背景，從刺激消費開始
2000年7月，國家統計局城市社會經濟調查總隊開始在北京、上海、天津、重慶、浙江、廣東、云南、陝西、湖北、遼宁等10個省市進行高收入群體的調查。
國家統計局城調總隊聯合有關部門，對全國15万戶城鎮居民調查發現：20%的高收入戶占全部收入的42.4%，戶人均收入992元；而20%的低收入家庭在全部總收入中僅占6.5%，戶人均收入124元。前者收入是后者收入的8倍。這一調查數据被最廣泛引用。
「雖然貧富差別成為社會輿情，但我們對真正高收入者的了解有多少呢？」曹子瑋問。
曹子瑋說這一過程來得很有趣。曹推導分析說：從90年代中期開始，消費市場疲軟成為中國的一种現實，由此有了對疲軟原因的討論。繼而話語的主題進入錢集中在什么人手上的討論。然后又進入這批有錢人是否對市場有拉動作用的討論。在這一問題的討論上，比較主流的傾向是：「有錢人不想花錢，無錢人想花錢卻沒有錢花」，然后貧富差別成了最主要的社會話題。
并不容易的調查 誰是富人？什么標准算高收入？這就是第一次高收入專項調查碰見的首要問題。
程學斌說，我們的調查找不著高收入的源頭，但我們選擇了從收入的去向來确認，這樣在以3万元為底線的同時，又同時增添了有房有車這兩項參照對象。這樣，能夠最后入圍調查人數的樣本由三部分构成：戶均收入3万元以上，擁有商品房或者擁有私人汽車；或雖沒有商品房和汽車，但戶收入遠遠高于3万元的家庭。
不過，實際的操作遠沒有描述的這么輕松。程學斌說，進入高檔住宅區首先碰到的麻煩常是保安不讓進，即使最后終于入了戶，遭到拒絕的情況也頻頻發生。程學斌說，北京調查的拒訪率甚至達到60%~70%。開始時，北京市60個調查員一星期的工作最后才拿回50個問卷，很多關鍵的數据都沒有。為了這一調查，北京市先后換了四批調查員才完成。
事實上，這一專項調查的困難，操作者最初都已經考慮到了。所以他們將這一調查命名為「啟動消費市場調查」，避免出現敏感的高收入等字眼，如果那樣，可能拒訪率更高。
調查的价值与初步的結論
從國家机關首次進行高收入群體的調查這一角度看，這次調查多少可以認為是一次有標志性的動作。
曹子瑋坦陳，由于高收入群體非常特殊，我們的調查不能說非常精确，但在一定程度上還是代表了一种趨勢。
在程學斌看來，影響收入的三大主要因素，在國外分別為：職業、文化程度与性別；在中國過去是地區、行業与工齡。但這次調查顯示工齡不再是影響中國人收入的因素了，取而代之的是：文化程度。但是，地區与行業的影響因素，仍然存在。
曹子瑋說從這一調查的數据看，我們過去對中國富人的想象可能部份要修正。將修正的地方包括這樣几個方面：
其一，過去想象里演藝界人士以及低文化人群會收入較高，但調查結果對此并未确認；
其二，在高收入群體職業构成上，專業技術人員比我們想象的要多得多；
其三，高收入比我們想象的要高。曹說，他先前估計高收入全國平均可能會達到年均3-4万元，而現在年均卻為6－7万；
其四，高收入的投資途徑，沒有我們想象的丰富，多數的投向是股票。
中國富人【北京．富人】
怎么樣才像個富人？
文．金焱
張岭也對富人這個概念有些迷惑，他說他不是富人：「比如說吧，我都沒有存折—除非是為了炒股轉賬方便，我才弄個存折。」說起炒股，他也覺得自己是小打小鬧：我炒股絕對不是操縱股市，都是些朋友來告訴一些消息，我就買些進來。我也從來不去看大盤，只是等，等到有收益了再拋出。就是這樣。 張岭對股票流露出的是一种不經意的態度。不過他一下被別人定性為富人，也与股市有關。
張岭開始嘗到有錢人的滋味是1996年，那年是個大牛市，他的運气也好，炒股一下子就賺了好大一筆，他形容說，是翻著番地賺。
之后，張岭的生活開始有些像富人的生活了：他在北京市區內選擇了几處風水的地方，買了几套房子。他覺得買房置地還是比較實惠的。現在他就覺得很方便，晚上看离哪個地方近就回哪套房子去住，而在昌平的別墅，只是周末才回去。
張岭所喜歡的是一种隨心所欲的生活。比如說，老婆是王菲的追星族。每次王菲有演唱會，她都必到。很多次演唱會是在外地舉辦的，他們夫婦就雙雙飛過去听。張岭覺得，這可能是一般人做不到的。老婆喜歡藝術類的東西，所以他們會為一個《圖蘭朵》花掉几千塊錢，每次有什么好的演出，他們都會去買最貴的票。但事后想想，花几千塊錢為了一場劇，張岭說也不太值。
張岭同老婆不一樣，他的隨心所欲主要表現在對車的執著和對運動的酷愛上，這也是張岭注重生活品質的表現。張岭現在興趣已經轉到高爾夫球上了，但他還是很留戀亞布力風車山庄烤著壁爐的小屋，和在國際賽道上「飛」下來的感覺。
張岭最喜歡在高速公路上飆車。「這也是我認為我隨心所欲表現得最充分的地方。在高速路上，誰的車都不能比我快，因為我知道，我的車是好車。」因為喜歡飆車，喜歡車，所以有一段時間，張岭說他的比富心理極盛：看到哪個朋友換了一款車，或者他最喜歡的奔馳或是雪鐵龍出了什么新款車型，他就去弄一輛。「現在有四五輛車干脆就讓家里人開著」。
張岭的妻子兩年前投資移民去了加拿大，這多少改變了張岭的生活。最初張岭大學畢業時，先是在一個化工類的國企做了一年的計算机技術人員—張岭畢業于西北電訊工程學院，學的是管理与情報。1990年張岭進入一個家族式的私企，三年的時間張岭覺得收獲最大的是進入了IT行業，這也是他覺得自己能夠進入富人行列的主要原因。當他做到了銷售部經理時，感覺發展空間太窄，就在中關村開起了夫妻店。「那時我才知道在掙工資之外，還可以自己賺錢。」當時投進去了20万，但他很快就全部賺回來，所以就在1994年左右，他完成了原始資本積累。之后有一年人民幣貶值，張岭則在人民幣貶值前購進一批貨，這批貨為張岭帶來了上百万元的收益，奠定了他的發展基礎。
因此張岭覺得自己還是幸運。現在張岭把錢投在几家公司，只做股東，而把全部精力都放在現在這個高科技的企業里。他是這個上千万元資產的公司里的股東，他覺得這是個很有發展前景的企業，為了做得更好，也報考了首都經貿大學的一個MBA班讀研。
他說，現在的生活并不是他最滿意的，他最大的夢想是，到40歲退休，那時候擁有一輛自己的法拉利，然后去周游世界。他覺得，那樣的生活才是富人的生活。（注：文中張岭為化名）
中國富人【武漢．富人】 花錢，并快樂著 文．張麗娜
「想辦法花錢」–趙怀玉說，人賺錢是為什么，不就是要讓自己活得更舒服嗎？和大多數女人一樣，趙怀玉特別喜歡買衣服。不同的是，她的衣服不但多（衣柜足足占用了兩面牆），而且都非常貴。「我最喜歡的一件春裝，『伊斯開達』（音）牌的，8000多元，還有一件它的棉襖，1万多塊。趙怀玉經常光顧的是香港、澳門的服裝店，再就是北京的王府飯店，上海的巴黎春天和美美。」
趙說，名牌衣服的質量和做工就是比一般牌子的好，穿上身后也許別人不清楚衣服多么出名，但至少那种高品位的美是可以感覺得到的。「我不喜歡那种把商標做在外面的衣服，名牌衣服本來就只要自己知道就行了，沒必要讓別人都曉得。而那种愛張揚的名牌，一般都是水貨名牌。」
如同她的衣服，趙怀玉的車在武漢也是找不出第二輛的。 90年代中期，她就買了一輛价值近百万的「凌志」，可由于車技不高，車子常常受傷。
「我特別喜歡這輛車，所以共要它哪怕是擦坏了一丁點，我都要把它全部重新做漆打蜡。每次都要花很多功夫，時間長了，我覺得太麻煩。心想不如換一輛好伺候的車子，坏了也不心疼。就看准了富康。」
可滿大街都是富康出租車，趙怀玉想，要是能有一輛与眾不同的就好了。直到前兩年在一次東南亞的車展上，她終于發現了一輛紅色富康。「你知道不知道『寶馬』的紅色–『寶馬』對紅色是最有講究的。我當時看中了這輛富康，就因為它就是寶馬的那种紅，只有它才配得上我的衣服—因為我的衣服几乎全是黑色的。」
每天早上一睜眼睛，趙怀玉想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今天穿什么衣服」。「我有個習慣，今天絕不穿昨天的衣服。此外，不同的衣服要配不同的鞋子、不同的發型、不同的指甲油、不同的皮包。」
趙怀玉認為，高品位的生活應該是注重細節而不事張揚的。1996年，她在歐洲買了一塊名貴手表，可這塊表看起來卻并不起眼，帶在腕上一年多沒人注意。直到有一天，她和一位港商談業務，出門的時候那位先生說：「趙女士，您這塊表真不錯呵。」說起這件事，趙怀玉感嘆道：越是高品位的人越是注重細節，這完全應該成為一种衡量品位的標准。
趙怀玉說自己「四十多了」，但她看上去要比實際年齡年輕十來歲。
「我一般定期到香港做美容，所以平時的護膚品一定要挑最好的。女人上了年紀，最重要的護膚品就是眼霜。」 前年，趙怀玉在香港尖沙咀看中了一件2000多塊錢的裙子，但衣服很瘦，怎么也扣不上，又沒有大號的。可是她硬把這條裙子買了下來，決心照著它減肥。
听說北京有位醫生減肥有術，她專程去學，前后花了20000多元，終于學回了一种特效減肥操，一下子掉了30斤肉。現在她總算可以穿那條裙子了。
每年圣誕節，趙怀玉都會去香港過，她說她「喜歡那里圣誕的氛圍」。每半年，她還會帶著孩子出去旅游一次，而每到一個城市，她總會挑當地最好的賓館住，「雖然只是在賓館里睡几個晚上，但決不能輕視，只有休息好了才能更好地體會旅游的快樂。」
「別看我現在有自己的生意，但每個月單位還會發給我600多塊錢的工資。」趙怀玉笑言，自己是從1988年從單位辦理「病退」之后才做生意發家了，所以一直還和單位保持著聯系。
「我以前的同事現在每個月都只拿得到這几百塊錢，大家都?慕我能自己當老板。但他們不知道，我每個月都把單位里這點錢存起來，總覺得這個錢和我自己做生意賺的錢不一樣，『含金量』好像要高一些。」 （注：文中趙怀玉為化名）
中國富人【深圳．富人】 安全最重要 文．路達
現在很少穿西裝的沈士勇偶爾會回憶起十年前在國貿大廈上班的日子，「那時候我剛畢業，學著做外貿，為了做一個報關單，可以加班到深夜」。
和其他富人不太一樣的是，沈士勇不太隱瞞他的致富之路。1993年一個偶然的机會買了香港股票，然后利用這個本錢做芯片生意、外匯期貨。「做投資是很辛苦的，每一分鐘都可能出錯，我不喜歡輸的感覺，年輕時候還很享受，但是過了30，扛不住了。」32歲的沈士勇這么說的時候多少有一些躊躇滿志。
沈先生每年都要出國旅行好几次，但每次時間都不會超過半個月。他自己說，是离開家太久，怕太辛苦。他的秘書介紹，他去外地旅行的要求只有一個，就是安全。因此國內除了几個大城市之外，基本上其他地方一律不去。到國外無論是風景名胜還是窮鄉僻壤，吃什么喝什么都不挑剔，但飲食要乾淨，住宿條件要安全，在街上走也要安全。
「今年夏天的愿望是要學會駕駛飛机。」沈先生說。國內要考這樣的駕駛執照現在需要十几万，但為了安全，秘書們還是給他安排了到日本參加一個專門的訓練計划。從來不自己開車的沈先生說因為不安全。「開車你小心但是別人可能不小心，不過開飛机就不樣了，天空里很少有人和你爭道，飛机的失事概率比起交通事故少。還有，自己開飛机可以遠离人群呀。」
在深圳，很少能看到沈先生這樣的歐陸式內裝修的住宅。一共兩間打通的別墅有差不多800平方米，各式各樣由世界各地收集回來的飾品、地毯以及小擺設令沈先生很滿意，這是香港一位著名設計師的作品。「据他們說還考慮到了風水因素，我的裝修的意思是，不要像外面任何家俱城那种調調就好了。我看做出來效果不錯，在北京和上海的房子也找他設計的。」沈先生帶記者參觀那間100多平方米書房的時候介紹說。
沈先生的几個很少使用的房間里，還有一套由丹麥公司為這里量身訂制的价值200万的家庭影院，不過因為他很少帶朋友回家，自己一個人也沒什么意思，久而久之就一直放在哪里了。另一方面房里有很多攝影器材，包括一只德國蔡斯的大口徑長焦鏡頭，据說等于半輛奔馳的价錢。當然，他也沒有什么机會去用。
中國人的富裕秘密制度外收入
從80年代中期的「創收」開始，中國人的收入不再單純。曾湘泉發現，制度外收入現在差不多占到許多中國人的一半。這才是中國人富裕的真正秘密。
曾湘泉教授承擔的北京市九五社科規划項目－－「北京市調節個人收入分配和防止兩極分化的對策研究」，結果他的研究報告寫成了：擴大「制度內」，縮小「制度外」。有媒體曾將他的研究結論概括為，擴大「紅色收入」，縮小「灰色收入」。
簡而言之：中國人的收入特別是高收入的那一部份群體，他們的收入由兩部份构成，一是工資制度內的收入；另一部份是工資制度外的收入。這后部份收入，「始于80年代中期，發展于90年代初期，膨脹于90年代中期，持續于90年代后期」。這一「制度外」的經濟運行机制，及其收入分配制度成為中國人富裕乃至收入差距擴大的最大秘密。
曾推算，制度外的這部份收入，從80年代占到中國人收入的1/3，到現在已經超過一半，在相當的部門和單位的個人收入分配中，占到主導地位。
但是，這一部份收入是沒有進入中國任何一個城市的統計年鑒的。
曾說，制度外收入的出現，始于政府為調動單位和個人積極性的「創收」政策。從某种意義上，這一政策在工薪級差極小的現實下，對員工激勵帶來了重大效應。同時，這一政策也是國家在財政收入有限的背景下，為了解決中國人收入過低而采取的現實策略。
「這十多年中國的經濟運作軌跡，事實上就是制度外牽引！」曾說，「這构成了這個國家最強大的動力机制。」
曾湘泉的「制度外」收入發現，對于他需完成的「北京市調節個人收入分配和防止兩極分化的對策研究」出了一個不小的難題。曾湘泉的研究仍然只能利用統計年鑒里的資料，換言之，按曾的發現，這只是制度內的收入，沒有制度外的收入資料，而這一部份收入占到了相當人數的一半以上。如此局面，曾的研究結論當然面臨難題。因此，曾提出：擴大「制度內」，縮小「制度外」。
制度外收入帶給這個國家的困境并不完全是研究者的困境。曾說，「最大的問題是，規則沒了！」如此一來，社會的整體性失范將不可避免。曾說，如果我們的稅收借鑒美國的方式，每年3月，公民向國家申報個人的收入狀況，無論制度內還是制度外部一并報了，這樣我們才可能真正建立規范的體系。
「我們必須建立公平公正和高度透明的分配制度，」曾說，「而這种制度的建立，又有賴整個國家經濟體制政治體制的進一步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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