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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17日訊】 100年前，中國部分志士在“變法圖強”的意念驅使下，開始了以變革政治體制爲主要內容的“戊戌變法”，而這次變法的失敗，中斷了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上層資源，從此以後，中國不可避免地開始了在現代化道路上的惶惑旅程。決定了中國百年飄泊歷程的兩個相關主題是“法統”（政治制度）和“道統”（意識形態）的創新。
戊戌變法前的中國，除了面臨西方列強的侵略之外，還有幾個亟待解決的深層次社會問題：社會的過度不平等（包括政治、經濟）、農業內卷化、人口過多、教育水平低下、政府的極端腐敗。只是當時的思想家與政治家們沒有適當的解釋工具，將這些問題均概括爲“積貧積弱”。由於對抗西方列強的侵略成爲“保國保種”的頭等大事，保國保種又須依賴“富國強兵”，這一切必須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才能予以實施，所以戊戌變法主要先解決政府改革這一問題。
從世界歷史來看，所謂現代化道路其實就是個制度創新過程。而制度創新則包含三個層面：一是意識形態的創新，二是財産所有權的變革，三是政府行爲的改革。這三個層面之間其實就是一種互動關係，某一方面的滯後，會導致社會發展的失衡。而成功的制度創新，從來都不是通過革命，而是通過漸進的改革來完成的。戊戌變法失敗所導致的最大問題是使中國中斷了社會改革的上層資源，從此以後中國社會變遷只能走暴力革命這條損耗最大的路。1911年的辛亥革命被當時的革命者賦予了太多的歷史使命：民族革命（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政治革命（變帝制爲共和）、思想革命（廢儒家學說）。但其實一場革命是無法完成這三大任務的。現在從這三大革命的命運來看，只有民族革命是成功的，政治革命雖然改帝制爲共和，但大都是有“共和”之名，而無“共和”之精魄民主、自由、法制等精神。只有思想革命最爲複雜，它的不徹底爲中國留下了無窮的後患，因爲思想的高度決定了改革的高度，並關係到解決中國問題的路徑取向。比較一下100年來解決前述五大問題的辦法（即反貧困的總體戰略），就會發現這些問題作爲世紀性的難題，歷經百年努力，卻並未獲得解決。而這種局面的形成，與中國選擇的現代化道路密切相關。
從認識根源上來說，中國現代化道路的選擇，與中國對世界與本身的認知能力有關。中國一直只承認自己“技不如人”，即生産技術處於落後狀態，而意識形態卻優於西方國家。産生這種心態非常自然，因爲中國的儒家思想從資格與歷史來說，確實有資格與西方思想相比較，但與之相應的經濟技術實力卻無法比較。對西方文化的不服氣與對西方工業化驕人成績的被迫服氣，使中國自然而然地將工業化看作擺脫貧困的陽光大道，並且也容易使當時的政治家與思想家們將現代化看作技術層面變遷的過程，而不是制度及意識形態變遷的過程──這裏後來有一個相當複雜的馬列主義作爲意識形態與蘇式政治體制在中國本土化的過程，但只要看看一個半世紀以前洋務派“西學爲體、中學爲用”與後來改革過程中那種“馬克思主義爲體、西方科學技術爲用”的政治與社會實踐就可知這一變遷的深度── 基於這樣一種認識論前提下發生的社會改革，其被動性和不徹底性可想而知。從宏觀上看，可以說中國自從戊戌變法改革政治體制的嘗試失敗以後，這100年來作爲中國社會管理者的三個政體完全不同的政府基於各自不同的認識，爲解決中國面臨的五大問題採取了不同的方式。到了20世紀末，上述5大問題不僅未獲得解決，反而以更複雜的形式向中國人提出嚴重的挑戰。
第一個問題是人口問題。中國的人口問題其實自清中葉乾隆時期開始已相當嚴重，部分政治家和思想家已意識到這一問題，和馬爾薩斯處於同一時代的洪亮吉在《意言 生計篇》裏就已談到人口增長快於生活資料增長這一事實。到太平天國運動結束以後，汪士鐸更是直接將太平天國運動的産生與人口壓力直接聯繫起來，認爲一個社會在人口過度增長的情況下，即使政治清明，氣候收成都不錯，但由於失業人口（即“不農、不工、不商、不士之人”）太多，都必然要産生社會危機。但可惜的是這一思想未被後來者整合進社會思想的主流中，只是長埋故紙堆中。政治家和思想家們都認爲中國貧困落後完全産生於分配制度的不公，以拉平貧富差距來克服大衆貧困的方法成了後來百多年思想家和革命者努力的主要方向。雖然有不少外國的學者們談到中國人口過多對社會發展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在中國，我們目睹了人口過剩造成的民族大悲劇的最後一幕。在這裏，一個偉大帝國疲憊地倒在塵土之中。中國，這個世界藝術、哲學和智慧的源泉由於其平民的過度生育而逐漸衰竭。”這種批評當時被當作帝國主義的惡意誣衊而根本不予理睬。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論》更是受到粗暴之極的批判。忽視控制人口和發展生産力必須平行進行的基本道理，中國所取得的經濟增長成果的大部分都用來支撐龐大的新增人口。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所取得的“進步”純粹是人口意義上的──從4億5000萬猛增到12億，完全不是社會意義上的。現在中國人所面臨的就業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人口過剩所造成。
其次是農業內卷化問題。這一問題實際上是由人口問題決定的。所謂農業內卷化，指的是農業邊際報酬收縮這一事實。早在清代中葉開始，由於勞動力過剩，中國傳統農業耕作就已集約化到了邊際報酬收縮的地步，形成了典型的貧農經濟。人多地少這一矛盾決定了中國農村土地制度的改變方向。在本世紀50年代的土地改革以後，中國經歷了農村人民公社等歷史實驗，又退回到以前由小農家庭分散佔有土地的制度。由於農戶人均佔有耕地面積很少，無地農民數量龐大，土地分散在小農戶手中，中國農業始終無法向現代化大農業發展。從歷史事實看，在本世紀50年代工業化早期，中國曾有一次機會擺脫人口壓力，但由於政治上的一再失誤，而且將人口等經濟問題政治化，中國又一次喪失了選擇機會。現在中國所面臨的農業問題絕對不會比一個世紀以前簡單，反而由於農業政策導向使這一問題變得更爲複雜。這種複雜性表現爲：一方面是土地太少，另一方面是社會原因造成的大量土地抛荒，中國由一個農業大國變爲一個糧食進口國，對世界農業體系的依賴使中國的農業問題變得尤其複雜。
第三是教育問題。戊戌變法提出的教育改革直到1908年新政期間才開始進行。從大學這一層面上看，發源于歐洲的大學以培養懷疑和批判精神爲已任，中國的大學制度最初也具有這一特質，但越到後來，所存在的問題也就越多，不僅精神特質相去甚遠，就連技術教育這一層面也存在與國際接軌的大問題。中小學至今還未實現義務教育。由於人口素質的普遍低下是教育不普及的直接結果，到了20世紀，有一批具有自由主義理念的知識份子認爲，政治制度的變革如不是建立在思想意識變革的基礎上，很難獲得成功，因此必須讓農民學會解決他們世世代代面臨的經濟問題。在這種觀念驅動下，力圖通過教育改造地方社會的活動在中國興起，發展成本世紀30年代的鄉村建設運動，這一運動的類型甚多，有西方影響型、本土型、教育型和軍事型等。在中國這樣一個文盲、半文盲充斥的國度，本來重視教育和保護知識份子是應有之義，但到本世紀50年代以後，教育中衰，知識份子也受到各種無情打擊。本來就不夠健全的教育體制中間還經受過所謂“教育革命”之摧殘，層層淤積的弊端堆積到如今，已造成了教育嚴重萎縮這一事實。
第四是政府的腐敗問題。整個20世紀，中國一直被腐敗這一政治之癌所困擾。清政府的腐敗無能使它徹底喪失了作爲統治者的資格，國民黨政府的腐敗使中國人民生活在惡夢般的生活當中，在官僚資本與專制政治相結合的統治體制下，許多改革舉措先後流産，最終使國民黨喪失了統治的合法性。中囯共產黨執政之初，屢屢將前朝的腐敗導致亡黨亡國的教訓引爲借鑒，所以腐敗問題在本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末期還能得到控制。但到了80年代以後，腐敗以一種不可遏制之勢蔓延開來，權力市場化作爲改革開放的伴生物，並成爲威脅到社會健康發展的政治之癌。深刻反思改革中的全部難點問題，就會發現成爲改革最大阻力的因素其實就是權力市場化，就是在權力市場化的作用下，中國才再次出現了社會不平等。
第五則是社會的不平等。社會的不平等首先表現爲經濟的不平等，解決這個問題，孫中山先生提出了平均地權，但這一措施卻未來得及實施；共產黨則採用打土豪分田地的方式消滅地主階級，採用社會主義改造的形式剷除了城市有產階級，使中國在一段時期內實現了平均主義理想。這種奠基於平均主義理想之上的計劃經濟體制曾在幾十年內使社會資源嚴重浪費，到了本世紀70年代末，中國不得不開始尋求建立新經濟體制的嘗試。由於權力資本介入市場前的國家資源分配，這一嘗試到最後雖然打破了平均主義帶來的低效益，卻使中國在短短十餘年內走完了從平均主義到貧富差距過大這一段漫長的路。收入的嚴重集中化，強烈地阻礙了公衆對發展的參與，損害了民衆勤奮工作的意願和能力，助長了國民的無責任化傾向。現任政府必須在資本要素和勞動要素這二者參加分配的比例上作出公正的規定，否則少數人不正當的收入過高和社會兩極分化的不斷擴張，將嚴重妨礙中國的社會和經濟發展。
20世紀的中國充滿了無邊無際的憂患和苦難，戊戌變法只不過是中國在現代化道路上漫長飄泊的開始。經歷過長達100年的惶惑旅程，從宏觀層面上看，戊戌變法時期面臨的五大問題，無一不以更嚴峻的形式向中國人提出挑戰，任何回避都只會使這些問題的解決變得更加困難。現在看來，這些問題只有通過回到本世紀初社會改革的起點──政治體制改革來加以克服。除了上述五大問題之外，我們這個民族現在還經歷著精神整體崩潰的痛苦。作爲政府，現在既要防止在上層形成拉美國家那種分利集團，又要防止下層出現中國百年來不斷重復出現的傳統危機。
一切似乎又得回到世紀初的起點來開始討論。在戊戌變法100周年紀念之際，這場討論究竟應該在什麽層面上展開？這是研究者必須要考慮的一個大問題。筆者曾看過不少這方面的紀念文章，發現大多數研究者均糾纏于一些具體史實的厘清與論爭，而不是去思索中國這100年來曾付出過什麽，得到些什麽？近年來通過戊戌變法的討論，人們已在“革命”與“改革”能互相相容這一點上悟出一些新意，但與現代化任務相比所要求達到的思想高度來說，卻還相差很遠。因爲要想認識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問題，必須從重新認識中國近現代史開始。而且這種認識決不只限於對近現代史事實的重新認識與廓清，它需要整個歷史觀的改變。
——原載《南方周末》1998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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