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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26日訊】 在九十年代，由於中國經濟更大程度地與世界交流，産生了兩個基本後果，促動了知識界思考與良知。首先，是公正問題。這是由於貧富差距與貪污腐化導致的；其次，是民族主義問題。由於中國更多地更深刻地和世界打交道，各國之間利益衝突浮上臺面；這就強化了中國人的“自我意識”。
於是，中國知識界通過消化中國的現狀，包括對世界歷史的反思之後，開始各自形成了自己的一些學術觀點，最後慢慢地形成了兩個主要的群體，大略上可劃爲所謂的自由主義和新左派。該論爭自一九九五年甚至更早，就已經開始；而1998年後，論爭在中國大陸浮出了臺面。
雙方的爭論有三大焦點：
第一、對當今中國現狀的判斷：中國目前是已經進入了全球主流的經濟，政治，文化秩序，還是沒有？
第二個焦點是，從價值選擇戰略上，中國應該進入還是應該對抗、或退出世界的主流秩序，或另行創造“第三條路”？這是一個根本的焦點。
第三，中國目前的社會公正問題是由於引進了市場經濟帶來的，還是新舊體系在轉軌時期政治權力未受到制約才造成的？
首先，對中國現狀的事實性判斷應當是立論的基礎。新左派認爲中國已經被納入了跨國資本支配的體系，因此知識份子的首要任務是反對西方資本的宰製。而自由派則認爲這一判斷不合中國實際，在中國，仍然是不受制約的國家政治權力的的宰製是第一位的問題。
第二，中國應不應該進入全球主流政治經濟文化體系？一百多年來，中國最黑暗的時代，就是中國關門的時代。鄧小平時代開始開放，公認是對毛時代的進步。而如果重新對抗國際主流體系，將給中國人帶來什麽？
這一問題還涉及民族主義問題。因爲進入全球化的政治經濟文化體系，就意味著遵守其規則，其中最重要的是不可侵犯個人的基本權利，如生命、財産和言論自由等，這意味著對政府權力、對主權的某種限制。在中國國內的主導秩序與國際主流秩序的對峙中，大體上，新左派站在前者的立場，而自由派站在後者的立場。
第三，權力制衡與政治參與孰輕孰重？自由派認爲，歸根結底，中國目前的社會公正問題、腐敗問題是由於新舊體系在轉軌時期政治權力未受到制約才造成的，因此，限制政府權力，目前是中國最該做的事情。而新左派認爲限制政府的權力並不重要，政治廣泛參與才重要。自由派的主張剛好是相反。毛澤東時代大衆政治參與是很廣泛的，但是造成了什麽樣的悲劇！
腐敗和嚴重的貧富懸殊，只有通過政治權力儘量退出市場，輿論自由，司法獨立，在市場的基地上擴大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才有可能逐步解決。因而重點應放在憲政體系的建立上，而不是相反。
中國知識界這種思想交鋒，有助於大家把基本問題更進一步地澄清，這對中國未來的走向相當重要。雖然他們現在討論的理論問題似乎和社會大衆沒什麽太直接的關係，但是很可能在十幾年二十幾年過後，會成爲熱門的實際政治選擇的。
——原載《自由亞洲電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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