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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9日訊】 中共曾經針對新疆問題發過一個著名的“七號文件”，其中有這樣一個關鍵的定性──“影響新疆穩定的主要危險是分裂主義勢力和非法宗教活動”。這句話在句式上模仿當年毛澤東所說“新疆的主要危險是蘇聯現代修正主義”，隻是把矛頭從外部的國際關系轉向了內部的民族關系，成為近年中共治理新疆的指導思想和政策基礎。
治理新疆的思路變化，有其復雜的演變，不能一言論定。然而明顯的一點是，如果把新疆的主要矛盾定為“分裂主義勢力和非法宗教活動”，就等於先天地把生活在新疆的漢族和當地民族分成兩個集團，並且使他們之間互相對立起來。因為無論是“分裂主義勢力”還是“非法宗教活動”，都是針對當地民族的。首先漢族肯定不會要分裂，其次漢人很少信仰宗教，尤其不信當地民族的伊斯蘭教。所以把分裂和宗教問題定為新疆的主要危險，就會導向一個必然的結果──漢族理所當然地成為依靠力量，而當地民族則成為需要警惕並加以看管的人群。於是就會發生所謂“預期的自我實現”──漢族把當地民族當作防范對象，當地民族最終就會真地被推倒敵對一方。在我看來，這才是目前新疆最大的和主要的危險所在。
回顧半個世紀的歷史，即使毛澤東時代曾對新疆當地民族進行過殘酷鎮壓，但由於那時在意識形態上成功地以“階級”取代了“民族”，新疆的民族關系也沒有惡化到今天的情況。雖然不能証明當年廣為流傳的維族農民庫爾班大叔騎毛驢去北京感謝毛澤東的故事是真，但是我的確親耳聽過老輩維吾爾人講述當年的民族關系和他們對漢人的好感。六十年代在烏魯木齊，公共汽車上的漢人見到少數民族會主動讓座，少數民族去北京時更是到處倍受歡迎。他們那時把漢人當成老大哥，認為漢人到新疆真是來幫助當地民族發展。然而這十多年的時間，民族關系的惡化速度驚人，程度也特別嚴重。尤其是在年輕人中間，漢族和當地民族隔閡越來越深，彼此越來越對抗。甚至在同一個機關宿舍大院裡，小孩子都以民族分成不同團伙，互相之間隻打架而不在一起玩。
這種民族關系惡化主要是由漢人引起的。漢人總是以統治者的眼光看待當地民族。非我族類，其心必異。1997年新疆出過爆炸事件後，公共場所要求檢查來者隨身帶的包，對漢人隻是馬馬虎虎地看一眼，純屬走形式，對當地民族的人卻檢查得非常仔細。這種明顯的民族歧視很快蔓延到整個中國，無論在哪個城市，看見新疆少數民族模樣的人，警察動輒就要攔住盤問，出租車司機不給停車，店家也特殊防范。
一位烏茲別克族的教授講他去上海的經歷，那天深夜才下火車，正趕上大雨滂沱，雷電交加，他跑進車站附近一家私人小旅店，已經全身濕透。店主是個裡弄老太太，隻因為看他長著新疆人的面孔就拒絕他住，說是按照市政府規定，新疆人隻能去一家指定的回民旅店。他當時實在按奈不住，大發雷霆，說你們上海當年來新疆幾十萬人，我們收下了，給你們吃和住，什麼都不要，今天我到你們上海住一夜，我是給錢的，你們都不讓，你們上海還有沒有一點良心？他發誓從此再不去上海！
中國內地城市對新疆人的歧視傷了很多新疆人的心，僅這一件事就足以把很多新疆人推到漢人對立面。既然你們像防賊一樣防我們，我們為什麼還要在一個國家？罪犯哪裡都有，怎麼能因為新疆出了恐怖分子就把所有新疆人都當成罪犯。漢人犯罪的更多，為什麼不對漢人採取那些對新疆人採取的措施？西方社會有種族歧視，但要隱蔽得多，至少不敢像上海那樣赤裸裸地實行種族隔離，然而都可以讓那麼多去過西方的中國人變成民族主義者，新疆當地民族的人為此憎恨漢人一點也不難理解。
原來新疆民族的知識分子普遍不怎麼去清真寺，自從把“非法宗教活動”定為新疆的主要危險並且進行打壓後，反而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開始去寺院。政府在伊斯蘭的齋月發布文件，禁止學校老師和學生封齋，然而封齋的人一定會比不發文件之前增加很多。原本那些“民考漢”（即少數民族學生去漢語教課的學校上學，並用漢語參加考試和升學）的家庭，現在又讓自己的孩子去上本民族學校，同時開始為自己漢語比本民族語言好而感到羞愧（過去會為此感到自豪）。今日新疆，“逆反”一詞總是能最充分地得到體現。
新疆漢人和當地民族的不認同，一個典型例子是在時間的使用上。新疆的地理位置和北京相差兩個時區，新疆人民代表大會曾為此通過法令，在新疆實行烏魯木齊時間。然而去看當地人的表就會發現，新疆漢人的表一定都是北京時間，而當地民族的表則一定都是烏魯木齊時間。所以在新疆約時間，一定要視對方的民族身份來認定約的是什麼時間。當地民族與漢人約時間，雙方也必須先說清到底是北京時間還是烏魯木齊時間。這種區別反映出雙方的取向，漢人更願意和北京保持一致，不把當地法令放在眼裡，當地民族則堅持強調自己與北京的不同。
漢人總是自覺不自覺把自己擺在鎮壓者的位置，就連兵團那些臨時從內地農村招來的農工，對鎮壓當地民族的任務都興致高昂，摩拳擦掌地請戰。中國內地大量發生的民事糾紛或刑事案件，若是發生在新疆，往往就會被那些企圖從一切事物中發現“不穩定萌芽”的人政治化，提升處理的層次，導致事情越弄越大，最後會使普通的刑事案件變成政治案件。民族之間原本沒有那麼大隔閡，就是因為不停地念叨分裂，結果就會真地開始發生分裂。新疆本地民族把三四十年代統治新疆的漢人盛世才視為劊子手，從而把在新疆實行強硬政策的中共書記王樂泉稱為王世才。然而烏魯木齊一位漢人出租車司機看見我手拿一本剛從書店買的《塞外霸主盛世才》，立刻熱情地表達對盛世才的敬佩，告訴我“那時的政策才好”。新疆當地民族對屠殺過大量本地人的王震恨之入骨，新疆漢人卻對王震崇拜有加。這種彼此完全相反的認識眼下似乎沒有多大影響，然而在歷史觀點上的對立從來就是沖突與分裂最深處的根源。它表現的是民族之間人心的分離，比別的分離都更為本質。
目前中國對邊疆少數民族地區（西藏和新疆）的治理表面上看行之有效，控制有力，局勢穩定。兩個“封疆大吏”──新疆的王樂泉和西藏的陳奎元（剛剛調任）所用手法如出一轍，遙相呼應，受到北京嘉許。然而其癥結所在是日益失去當地民族的人心。失去人心的穩定隻能是維持一時的穩定，是以失去長遠穩定為代價的飲鴆止渴。所謂“失人心者失天下”，今天的表面穩定正在為未來的沖突埋設炸藥。尤其對新疆，未來的沖突可能會非常暴烈。宗教的不同使新疆當地民族與漢族的對立比西藏更為激烈，繼續按照今日中共的道路把新疆民族關系向敵對方向推下去，用不了多久，就會徹底喪失掉重新轉為良性互動的可能，隻能惡性互動不斷激化矛盾，把雙方越推越遠，變成不可挽回。那樣一種危險的前景，目前已經在邊緣，而一旦進入那種不可逆的進程，新疆就可能成為下一個中東或車臣。
一位維族青年的話一直讓我無法忘懷。當我問他想不想去麥加朝聖的時候，他回答那是他的夢寐以求，但是他現在不能去，因為可蘭經中有這樣的教導，當敵人還在佔領家園的時候，不能去麥加朝聖。他沒有把話說下去，但是已經不言而喻。為了他夢寐以求的願望，他一定會不遺余力地為把漢人趕出新疆而戰鬥。
而另一些漢族知識分子──包括北京一些最高層次的知識精英──則更讓我感到震驚，平時他們都是一副改革、開明和理性的形象，然而一談到新疆問題，從他們嘴裡竟可以那樣輕易地迸出一連串的“殺”字。如果靠種族滅絕就能夠保住中國對新疆的主權，我想他們可能會眼看著幾百萬維吾爾人被殺光而不動聲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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