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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最初產生於公元前6世紀印度的恆河流域，後來隨它的廣泛傳播才逐漸發展成一種世界性的宗教。在與不同地區和民族文化的交流過程中，印度佛教不斷地發生變化，形成了許多富於地方文化特色的思想體 系、宗派組織和信仰形態 。這一方面大大地改變了印度佛教原來的面貌，豐富了它的內容，另一方面，佛教也因為這種變化和融合，逐漸滲透到當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發生深入而持久的影響，從而成為這些不同地區和民族文化傳統的有機組成部分。佛教在中國的發展就是這樣一個典型。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佛教也是中國文化的重要內容。
<< 佛 教 的 初 傳 >>
佛教最初是經過著名的絲綢之路由中亞傳入中國的，其確切年代現在已經很難稽考了。史料中有以下兩個記載，可供參考：(1)公元前2年，即漢哀帝元壽元年的時候，一個名叫伊存的大月氏國使者把佛經口授給博士弟子景盧。（《三國志•魏書》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傳》）(2)漢明帝夜夢到一個金人飛過殿庭，後來就根據太史傅毅的解釋派中郎將蔡愔、秦景、博士王遵等18人到西域去訪求佛道。他們在大月氏國遇到迦葉摩騰和竺法蘭兩僧，並得到佛像和經卷，用白馬馱回洛陽，從而建立白馬寺，翻譯了《四十二章經》。這就是有名的後漢明帝感夢求法和白馬寺的傳說。（牟融《理惑論》）
佛教初傳時正值中國盛行黃老之學和神仙方術，社會上一般人或者認為佛教是一種崇尚清虛無為的理論，或者把佛陀當作擁有攘災招福靈力的大神來信仰，而西域僧人則被看成某種類似巫祝一樣的角色。所以，佛教最初在宮廷中也連帶得到一些帝王的信奉，例如有名的漢桓帝和楚王英就是把佛陀與黃老一起奉祀的。這一時期，在南方還出現了較大規模的建寺和造像活動。
<< 佛 典 的 翻 譯 與 西 行 取 經 >>
中國佛教有一個十分突出的特點，就是非常重視經典的翻譯工作。印度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國下根來，以至於在中國出現全新的佛教傳統，這是一個重要的條件。
中國早期佛典漢譯事業的主要由一些從西域地區來華的僧人主持。他們大多博聞強識 、義解淵深，有很高的佛學造詣，如後漢時的安世高、支讖，兩晉時的竺法護、鳩摩羅什﹙公元343－413﹚，南北朝時的菩提流支和真諦﹙公元499－569﹚等都是名動一時的高僧。在內地僧侶和信士幫助下，西域的翻譯家們或依據攜帶來的原本，或僅憑借驚人的記憶力，克服重重困難，經過幾百年不懈的努力，陸續把印度佛教中一些主要的大小乘經典、論書和戒律比較全面地介紹到中國，為中國佛教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
幾乎與此同時，還出現了中國僧人因為不滿於當時經典的翻譯狀況而去西域取經的現象。這方面的先驅人物是曹魏時代的朱士行，他曾經不遠萬里前往新疆于闐地區尋找大品《般若經》的原本。這逐漸形成了中國佛教翻譯史上的一個傳統 。後來著名的西行求法僧有東晉時的法顯﹙？－約422﹚、唐朝的義淨﹙公元635 －713﹚等人。而他們當中最傑出的代表，就是唐朝的玄奘。
玄奘﹙公元600－664﹚，俗姓陳，河南洛州緱氏縣﹙今河南省偃師縣南境﹚人。因為家境困難，他少時就住在寺廟中學習佛經。13歲出家後，更是勤學苦思，學業進步很快。但是在多年的講經和研究過程中，玄奘逐漸覺得各家之間的說法很不一致，很難會通，所以就下決心去印度求法。當時去印度的路途十分艱險。《高僧傳》中有這樣一段記載說：“發自長安，西渡流沙，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四顧茫茫，莫測所之，唯視日以準東西，望人骨以標行路耳。屢有熱風惡鬼，遇之必死。”在歷經千辛萬苦到達印度後，玄奘除了巡禮佛教聖跡外，四處求學，潛心研究各種大小乘經典和論書，以求融會貫通，在那爛陀寺時被推為通三藏的“十德”之一，很受國王和佛教界的尊敬。戒日王曾經在曲女城為他召開大法會，玄奘的學識得到一致推崇，還獲得了“大乘天”和“解脫天”的尊稱，享有很高的聲譽。
玄奘學成回國以後，拒絕了唐太宗要他還俗從政的請求，集中精力翻譯從印度帶回的大量經典。他邀請全國各地的二十餘位名僧協助，由朝廷供給所需，在長安弘福寺建立了大規模的組織完備的譯場﹙公元658年後遷往玉華宮﹚。由於國家的大力支持和玄奘本人對於印度佛學精深的造詣，他主持的佛經翻譯水平非常高，不僅系統全面地反映了當時印度佛學的全貌，文字也異常精審通達，同時還糾正了許多舊譯中的錯誤，被後世稱為“新譯”。玄奘因此與鳩摩羅什、真諦、不空一起並稱為中國佛教史上的四大翻譯家。
<< 僧 團 的 組 織 與 社 會 政 治 >>
最初，中國佛教主要是圍繞由西域來華的僧侶發展起來的。漢人出家，開始於後漢時的嚴佛調，而第一個依戒律出家的則是朱士行。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隨戒律的傳譯，中國才逐漸建立起較為正規的僧團組織。在這個過程中，作出最大貢獻的是道安﹙公元312－385﹚和慧遠﹙公元334－416﹚。尤其是道安，他除了從事於校訂和註釋佛典、編纂經籍目錄等佛教的基礎事業之外，還在“天災旱蝗，寇賊縱橫”（《高僧傳》卷5）的亂世之中辛勤地培育出數千名弟子，制定詳細的修行儀軌，把他們組織成一個戒律嚴明的僧團。他因此受到秦王苻堅的信任和人們的尊敬，從而大大地提高了佛教在社會上的地位。他的弟子慧遠在南方的廬山組織白蓮社，也產生了很大影響。
這一時期，中國佛教與社會政治發生了非常密切的關係。無論是在少數民族統治下的北方還是維持漢族政權的南方，佛教的興衰都與統治者的好惡緊緊地聯繫在一起。例如以神異著稱的佛圖澄﹙公元232－348﹚，因為贏得了後趙石勒、石虎的崇奉而使華北佛教得以保全和發展；而道安和鳩摩羅什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成就，也是與苻堅和姚興有密切的關係。在南朝信奉佛教帝王中最有名的是梁武帝，他不僅自己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曾經幾次捨身入佛寺為僧，而且還主動參與佛教內部事務，中國佛教禁斷肉食的規定就是由他主持制定的。道安曾經把這一經驗總結為“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也就是說，在戰亂年代要謀求佛教的生存和發展，必須依靠帝王的力量。而這樣做當然要付出代價，就是佛教在一定程度上就要服從於統治階級的利益，否則就會受到統治集團的壓制和打擊。
南北朝時，隨經典的大量翻譯和出家僧侶人數的激增，佛教作為一種印度宗教，它與中國傳統禮樂文化相矛盾的一面也日益顯露出來。就在這種背景下，北方出現了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兩次大規模的滅佛運動，南方出現了企圖將僧侶隸屬於王權之下的“沙門應敬禮王者”的議論。當時廬山慧遠曾經寫了許多文章，系統地回答了儒家對佛教僧侶出家違背倫理綱常、不勞而獲、浪費國家資財等方面的指責，闡明了他理想中出家僧侶與王權禮教之間的關係，認為佛教一方面可以發揮社會教化的作用，為王權服務；另一方面，僧侶在行儀上應該保持相對獨立性，才符合出家人的身份。
儘管慧遠試圖從理論上為佛教爭取相對獨立的社會地位，但總的來說，封建國家還是通過僧官制度的設立逐漸加強了對佛教僧團的管理和控制。到唐朝時又逐步把對僧侶的管理納入官僚體制之中，甚至使佛教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服務於國家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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