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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治通鑑》是中國第一部編年體通史，為北宋司馬光所撰。全書共294卷，貫通1362 年史事。
司馬光自少愛讀史著，幼喜《左傳》「自幼至老，嗜之不厭」，而有志著述。而司馬光之所以撰寫《通鑑》，亦是想承春秋之意，藉寫史寄寓褒貶。而劉恕《通鑑外紀》嘗載光之所以撰《通鑑》是想精簡古來斷代史之冗贅，而「專取關國家盛衰，繫民生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使前後有倫，精粗不雜」，而最終能成「一家之言」。最重要的是司馬光欲藉此書便統治者「鑑前世之興衰，考當世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捨非」，而能有益於治道，時值英宗「雅好稽古」，欲遍觀前世行事得失，光為侍講，乃請藉國家之力，寫成通史，以便人主周覽。
司馬光早於英宗之時已開始修書，其時書曰《通志》，有八卷，呈上給英宗時，英宗十分歡喜，乃命其繼續編修，又讓其於宮內藏書閣飽覽秘籍及命副手旁助編修。此書亦按其內容更名為《論次歷代君臣事跡》。在劉攽、劉恕及范祖禹襄助下，此書得以於神宗期間完成。神宗覽之，認為「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故易此書名為《資治通鑑》，並親自為其作序，可見此書備受重視。
《通鑑》一書乃司馬光、劉攽、劉恕及范祖禹合作而寫成的。其中劉攽負責戰國到東漢一段；劉恕負責三國、南北朝及隋一段；其中南北朝一段，劉攽亦有份負責編撰；范祖禹則負責唐一代。其編纂方法，是三位副手各就自己負責的部份寫成「草卷」，再編為「長編」，即把正史、雜史中的史事按照帝王在位年月，一條一條的摘錄下來，然後再進行考異，最後由司馬親自「定稿」。用了十九年時間，終於完成《資治通鑑》，亦為中國首部編年體通史。
《通鑑》共294卷，上起周威烈王23年，下迄五代后周世宗顯德6年，共十二代，1362年之歷史。另外尚有《目錄》30卷《考異》30卷，總為354卷。《目錄》是所謂年經國緯，類似《史記》的表，方便後人查閱，而《考異》則是考證各書對同一史實的相異說法，及史料來源、真偽等。
總之，《通鑑》在編寫前及面世后，都激起各界的重大反響。它既革編年體的寫作方法，更在內容、體例、編修方法各方面為後世帶來重要影響，故清代王鳴盛在《十七史商榷》說：「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也。」
《通鑑》將《左傳》編年方式本紀、世家、列傳等融納為十六紀，計有《周紀》、《秦紀》、《漢紀》、《唐紀》等。且書中又以「臣光曰」，提出司馬光的意見，此乃仿《左傳》「君子曰」、荀悅《漢紀》「悅曰」而作。此外，司馬光因循正統，故三國僅有《魏紀》，蜀、吳則無；南北朝只宋、齊、梁、陳有紀，北魏、北齊、北周則無；五代十國亦僅有《五代紀》，十國則無。此書又常用追敘或附敘形式，減少史實分散和割裂現象，而于敘事後，必有分析和評論。引自他人者，智註明出處。
《通鑑》所記上起三家分晉，下迄五代之末，其中戰國和五代皆為動盪分裂之世，司馬光以此為起迄，是想借前代的動盪來警戒後世君主，故此書所記以亂世為多，而少記治世。如單單秦二世三年的歷己佔去《秦紀》一半之篇幅。另外，又詳記各代的民變，尤其是秦、漢、隋、唐這些大一統時攸的民變，好讓君主以此為鑑，如唐末之黃巢之亂，就佔去了五卷之多，而於選擇史料方面，乃以政治為主，其他如軍事，經濟、制度等均不被詳述。這因此書所記是以帝王為中心，與帝王統治有關之事，如魏徵的諫書、陸贄的奏議等，就記載得十分詳細；但相反，與之無關的如高士隱士之類、俊偉卓異之說就不被記錄。另外，歷代所謂「仁、英、武」的君主，受人尊敬的賢臣和直言敢諫的大臣，均詳細記述他們的善政美事；相反昏君庸主、賊臣奸佞的醜事、惡行則盡力揭發，如此強烈的對比，也是想收警戒之效。
《資治通鑑》於史學上實有崇高地位。首先它建立了編年體通史的規模，重振編年史體，因編年體自《春秋左氏傳》後，地位漸受斷代史所挫。《資治通鑑》不單改善了編年體的組織，增加了編年史體的資料，更重要的是把斷代編年體改為通史編年體，這實在是史學史上一大創舉，其亦是我國首部編年體通史。後世仿傚者亦眾，如南宋末年金屐祥作《資治通鑑》前編、李燾撰《續資治通鑑後編》、朱熹著《資治通鑑綱目》、清人徐乾學編寫《續資治通鑑後編》、最後有畢秋帆(畢沅)之《續資治通鑑》。
此書實有經世致用的效用。故宋末元初胡三省評此書曰：「為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治而不知致治之源；為人臣而不知鑑，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為人子而不知通鑑，則謀身必致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而顧炎武又曰此書「可以為治之資」；曾國藩亦言：「若能讀此書，將來出而任事，必有所持循而不致失墮」再三的肯定了此書經世致用的價值，為歷代君臣、名士所推崇。
《通鑑》一書更保存了許多珍貴的舊史料。司馬光作《通鑑》，除以正史十七史為主外，亦採雜史數百種，如晉代史蹟兼採十六國史；敘南北朝史，兼採八朝所撰之私史，而此等書多已亡佚。而《通鑑》亦常對戰爭加以評論，且敘述甚詳，而後世的軍事史亦常引其資料，如清胡林翼作《讀史兵略》，多引自《通鑑》，可見此書確有保存史料之功。
司馬光於編撰史料時，系統十分科學化，先寫成草卷，再編成長編，進行考異，後作刪定，最後由司馬光筆削成書。又把紀、傳、表、志併為一體，以紀為骨幹，加入志的典章政度，及表的年曆資料，從中可見其系統和條目均十分清晰，亦為後世所仿。
司馬光又把編年史評歸為一體，以「臣光曰」抒發己見，當中實有其識見，從中亦可見此書乃專為帝王而設的治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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