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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上絲綢之路進一步發展與繁榮的同時，唐宋時代的海上絲綢之路也大大繁榮起來。比起兩漢時期，無論是中國還是阿拉伯世界，航海技術與航悔知識都有了長足的進步。中國在唐代已經能建造長達50∼60公尺的「埤倉」巨舶。同樣的，阿拉伯世界的商船也在印度洋上十分活躍。當時埃及的卡理米大商人集團就有數百艘商船在印度洋各處航行。
唐代的賈耽，對當時海上交通航線也有相當詳細的記載。中西海上絲綢之路，當時叫作「廣州通海夷道」。這條海上航線從廣州出發，越過南中國海，橫穿麻六甲海峽，到達當時南海中的大國室利佛逝（今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地區的古國）經過馬來半島西岸．到達獅子國（今斯里蘭卡）、印度。由印度再駛向阿曼汙，抵達波斯滔頭的重要商埠巴士拉（今伊拉克境內），最終可從巴士拉到阿拉伯帝國首都報達（即巴格達）。華船從廣州航行到巴士拉的時間，大約共需要三個月左右。這條航線把中國、東南亞、南亞和阿拉伯地區連接起來，成為溝通中西經濟文化的又一重要渠道。
我國南方的廣州，是當時世界聞名的港口。從波斯灣的巴士拉、西拉夫、阿曼、印度、爪哇、越南、柬埔寨及其他國家駛來的海船，帆檣雲集；香料、珍寶等各種貨物，堆積如山。唐代宗在位時．每年抵達廣州的各國船隻達到4000艘，可見當時海上絲道，真是盛況空前。由於對外貿易的興盛，除了廣州以外，明州(今浙江寧波)、江都(今江蘇揚州)等海港也發展起來。唐朝開始在廣州設立市舶司，專門管理外貿事務。在廣州和其他港口城市，還設有讓外國人進行交易的市區，都歸市舶司管理。
由於海、陸兩途交通的空前發展，唐代政府又以恢宏的氣度對外來文化採取包容廣蓄的開明態度，因而大大刺激了中國同西方各族人民的交往與交流。同時，盛極一時的阿拉伯帝國對於中國文化也十分傾倒，採取了積極吸收的態度。據說伊斯蘭教創始者、先知穆罕默德本人就說過:「學問雖近在中國，亦當求之。」阿拔斯王朝哈裏發曼蘇爾決定在巴格達建立新的都城時也曾說過:「這襄有底格裏斯河，可以把我們和遙遠的中國聯鏤起來。」這樣，不少中國商人、使者和來自穆斯林世界乃至更遠地方的西方商人，或使者乘著巨大的海船，或騎著「沙漠之舟」 駱駝，在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上，絡繹往還。盛世之下，國際交流頻繁。敦煌壁畫「往來的東西方商隊圖」，給後人留下中外商人在絲綢之路上交往通商的景象
──轉自《歷代人物圖像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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