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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在中國歷史上之所以被人尊崇，和他納諫的過人氣度是有直接關係的，納諫方面他也是最突出的。他和魏徵成了歷史上首屈一指的名君和名臣。
魏徵有句名言「兼聽則明，偏信則暗」，這句話至今還被我們經常引用，當時，唐太宗就將魏徵的這句忠言牢記在心，有了好的觀念作指導，納諫也就有了良好的基礎和前提。魏徵能被太宗重用和太宗的寬容也有很大的關係，當初太宗質問魏徵：「你爲什麽挑撥我們兄弟關係？」魏徵並不求饒，反而倔強地說：「如果太子早聽我的話，一定不會是今天的結局。」唐太宗很讚賞他的直率，便以禮相待，並根據他耿直的秉性，讓他任諫議大夫，貞觀三年又任參予朝政，行宰相職權，成爲貞觀名臣。
唐太宗的大度寬容也體現在對待尉遲敬德上。尉遲敬德原是劉武周手下的大將，在武德三年（620年）他和另一員大將尋相一起向唐太宗投降。但不久，尋相又叛亂。衆將便疑心尉遲敬德也將要叛亂，就囚禁了他，還建議唐太宗殺掉他。唐太宗卻說：「他如果要叛亂，難道還會落在尋相的後邊嗎？」然後就放了尉遲敬德，安慰道：「大丈夫以意氣相許，請不要將這點小誤會放在心上，我絕不會聽信旁人之言加害忠良勇士的。」尉遲敬德深受感動，後爲唐太宗屢建奇功。
爲了鼓勵大臣進諫，唐太宗還有 一句名言：「直言鯁議，致天下太平。」確實是發自內心。在武德九年（626年），唐太宗即位不久，命人點兵。當時的唐制規定，年滿二十一歲才能入選，但大臣封德彜卻說十八歲以上高大健壯的也可以點兵，並得到唐太宗的同意。魏徵卻駁回了詔令三、四次，不肯簽發。唐太宗大怒，召見他質問。魏徵說：「您常說要以誠信治天下，但即位以來，僅幾個月就多次失信於民，這怎麽能說是以誠信治天下呢？」太宗聽了轉怒爲喜：「過去我總以爲你很固執，不懂政事，今天聽你分析國家大事，都很切中要害，我確實是錯了。」太宗不但改正了錯誤，還賞賜給魏徵一只金甕。
魏徵去世後，唐太宗異常悲痛，他說：「人用銅做鏡子，可以糾正衣冠；用古代歷史做鏡子，可以明辯國家的興盛與衰亡；以人做鏡子，可以知道自己的得失和過錯。現在魏徵走了，朕便失去了一面寶貴的明鏡。」唐太宗還去淩煙閣，對著魏徵的畫像做詩一首：「勁條逢霜摧美質，台星失位夭良臣。唯當掩泣雲臺上，空對余形無夏人。」
爲了充分納諫唐太宗進行了一些改革，他命令五品以上的官員要在中書省（爲皇帝起草詔書的辦事機關）輪換值班，聽從隨時召見以便及時商議大事。他自己也不是獨斷專行的人，他將國家重要的軍政事務以及五品以上官員的任免權交給了宰相會議，以便充分聽從衆人的意見，集思廣益，委任最合適的人選。對於一般的政務，他要求負責起草詔書的中書省和負責復核詔書的門下省都要各負其責，認真做事，不許敷衍了事。唐太宗的禦臣之術並不高明，但它的作用是非常好的，既有效地防止了少數大臣的專權亂政，也充分發揮了大家的集體智慧，有了賢明的君主，則使得好的國策能夠得到徹底執行君臣的共同努力，通力協作，這是貞觀之治産生的最根本的原因。唐太宗的行爲給歷代帝王樹立了一個好的典範。
爲了更好地納諫，唐太宗還採取了一些具體有效的措施，如諫官和史官列席軍政會議，對於敢於直諫的大臣給于重賞鼓勵，同時也是對其他人以後進諫的一種有效的鼓勵。
二、節儉自律，厲行法制，發展國家經濟
唐太宗即位之後，在提倡接見方面爲群臣做出了表率，他最初住的宮殿還是隋朝時修建的，都很破舊。同時，他還禁止鋪張浪費的厚葬習俗，明確提出要求，即五品以上官員和皇親貴族都要嚴格遵守。至於官吏們的奢侈浪費唐太宗也明令禁止。所以，在大臣中形成了一種良好的節儉的風氣，出現了許多廉儉大臣。如戶部尚書戴胄，由於生前生活簡樸出了名，死後家裏連個祭祀的地方都找不到。至於魏徵更是如此，一生也沒有個像樣的正屋。
爲了管理國家，唐太宗主持制定了《貞觀律》，明確了賞罰制度，加強了法制建設，長孫無忌又和其他人爲其作注，這就是後來所說的《唐律疏議》，成爲封建社會成就最高的法典，而且一直保存下來。除律外，還有令、格、式，法制成了完整的體系。令是規定國家各種制度的法典基本上包括了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各個方面。格也相當於律，是皇帝對國家機關或個人因時因事而頒行的詔書彙編。式則是國家機關經常和廣泛適用的辦事細則和公文程式。令、格、從積極的方面來規定國家機關和官民人等應當遵守的制度，而律則從消極方面規定違反令、格、式以及其他一切犯罪的刑罰制裁。四種法律形式互相協調，體現了唐朝立法技術的高度成就。
唐太宗還設立了死刑覆奏制度，以示對人命的重視。在京城要在兩日內五次覆奏，在各州要三覆奏。這種制度的建立有個慘痛的教訓，就是錯殺了大臣張蘊古，唐太宗後悔不已。因此決定設立這項制度，同時爲了防止和嚴懲誣告行爲，還規定誣告者要“反坐”，即誣告他人什麽罪名，就用這種罪名懲罰誣告人。
唐太宗發展經濟的措施很多，這包括：推行均田制，獎勵墾荒：頒行租傭調法，輕徭薄賦：勸課農桑，不奪農時：設置義倉，救災備荒；增殖人口，獎勵婚嫁，發展生産；興修水利設施，疏浚河渠。
當時唐太宗有一段話論述了國家的根本問題：“做任何事情都要抓住根本的東西，國家以百姓爲本，百姓則以衣食爲根本，而生産衣食又以不喪失農時爲根本。”這體現了他的重民思想，在正確的思想指導下才會有好的政策得以制定和實施。
爲了增殖人口，唐太宗下令：民間男子二十歲，女子十五歲可以結婚，還將人口增長與否作爲考核官員政績的一個重要標準。到了貞觀二十三年，全國的戶數增加到了三百八十萬戶，比他剛即位時增加了將近一倍。
有了上述這些利民措施，太平盛世很快到來，糧食連年豐收，糧價持續下跌。百姓開始安居樂業。到貞觀中期時，國家出現昌盛景象，貞觀之治就是指的這個時期。這是中國歷史上很難出現的太平盛世。
──轉自《中華文化信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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