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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8月7日訊】自去年以來，我陸續讀到海外一些人士反思八九民運及就運動中某些存在歧見的問題展開爭鳴的文章，起初我的內心很不平靜，很想說些什么，但后來我還是選擇了沉默。這倒不是因為這場爭論本身与我無關，也不是因為爭論的問題不重要，而是覺得現在去爭論運動是否“激進”，是否需要“見好就收”，以及學生領袖的功過究竟應該是“三七開”還是“二八開”之類問題，總讓人有一种“隔”的感覺。恕我直言，這樣的爭論恐怕不大可能在國內發生，因為那里不時有警察來“打擾”，有“便衣”的眼睛在暗中獰視，還有你得時刻准備著被帶到你所不愿意去的地方。
我還覺得，雖然八九民運和“六四”慘案在事情發生的當時有過廣泛的報導，但仍有許多深層的東西乃至內幕沒有被揭露，這不僅是指中共官方的，而且也包括民運方面的，何況許多當時已經被揭露的事情現在也漸漸地淡忘、湮沒了。我不知道爭鳴者能拿出什么有分量、有說服力的事實去同別人爭鳴。比如有爭鳴者說如果當時學生能“見好就收”就可以避免流血，我就覺得此論缺乏有力的事實根据。我只知道鄧小平在“四二六”之前說過“死二十万人換二十年安定”這樣的話，卻從沒有听說他有過“收了就好”之類的話。依我看諸如此類的“爭鳴”還是靠后一些的好。我們需要的是事實，是原原本本，沒有經過任何篩選和加工的事實。這個事實中共官方不可能向我們提供，但我們能否期望當年運動的參与者尤其是運動的領袖們向我們提供呢？哪怕所提供的僅僅是單方面的事實。
七年來，中共當局想方設法掩蓋“六四”屠殺真相，強迫國人遺忘“六四”事件，企圖把“六四”這個日子從歷史上一筆抹去。難道我們的民運朋友們不能想一想自己首先應該做些什么？想一想自己的一切言行首先應該對誰負責？請朋友們不要忘了中共屠殺欠下的那筆血債至今尚未償還，不要忘了那些在運動中獻出生命的同胞至今仍蒙受著不白之冤，不要忘了那些因“六四”而被判刑、被關押的人（其中多數不為外界所知）至今仍經受著煎熬。要知道，中共權勢者感到恐懼的不是您們的那种“爭鳴”，他們甚至會覺得您們的“爭鳴”很可愛；他們真正感到恐懼的是他們曾經做過而又不想讓人知道的事情徹底被揭露。一旦運動的真相（包括民運方面的）大白于天下，他們就再也無法靠謊言和欺騙過日子。
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最近我終于讀到了一篇用講事實來參加討論的文章，這就是作家鄭義寫的〈等待審判——我在八九民運中應該承擔的責任〉。我并不認識鄭義，也并不了解他在運動中做過哪些事情，但我相信他是說了真話的，也相信他在文章里講述的事實。我贊賞他的誠實和勇气，尤其是敢于承擔責任的勇气。一個人做了些什么，說了些什么，無論對錯，也不管美丑，一律和盤托出，主動承擔責任，這种誠實和勇气今天實在太稀缺了。
鄭義在文章里談到承擔運動責任的問題，我也想就這個問題說上几句話。我在兩年前寫的〈六四受難者尋訪實錄〉，“序言”中有這樣一段話：“我在這里也想向海內外的民運領袖們說几句話。我不過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大學教師，一個普普通通的母親，講不出多少‘民主’的大道理，但我充分理解你們當年的行動，我死去的儿子當年也是怀著追求民主、自由的理念投入那場運動的，盡管那時他還只是一個十七歲的孩子。正因為如此，我譴責政府對八九民運的血腥鎮壓。我也不能容忍任何對那場運動的詆毀，哪怕運動的參加者犯有千万條錯誤。但是我要說：如果你是一個對歷史負責的人，就至少要面對運動的后果敢于承擔。我不能期望殺戮者忏悔自己的罪孽，但我有權要求運動的發起者尤其是運動的領袖們對運動所帶給民眾的苦難負起道義的責任。”
這么多年了，我一直期待著能有一位當年的民運領袖對我這個小小的要求有所回應，沒有想到，現在站出來的居然不是人們所熟悉的那几位民運領袖，而是并非領袖級人物的作家鄭義。這不能不令我在深感欣慰之余有所失望。
當然，我也不至于糊涂到那樣的地步，即認為我儿子的死，以及所有我知道的和至今尚不知道的無辜者的死，要由几個學生領袖來負責。在八九年那個時侯，我并不是一個運動的熱心支持者，用今天一些人士的標准來衡量，也可以算得上是“溫和派”，這倒不是我對運動的正義性有什么怀疑，而是擔心學生吃虧。据我大半輩子的人生經歷，我完全知道，當局對民眾的示威抗議實行鎮壓是既定方針，決不是事后說的“迫不得已”。當時學生最大的過錯是太天真，沒有充分認識中共的殘暴。去年四十五位呼吁“寬容”的簽名者之一婁适夷老先生就說過這樣的話。我一向認為，既不能因為當局的殘暴而原諒學生領袖們的過錯，更不能因為學生領袖的過錯而為當局的鎮壓開脫，因為連給孩子看的“小人書”都告訴你“繳槍者不殺”的道理，何況參加到運動中去的人都是手無寸鐵的和平居民，如果得出結論說，當局的鎮壓是迫不得已（這樣的話不僅出自中共官方，而且出自某些民運“精英”），屠殺是學生逼出來的，那就是對歷史的歪曲。罪与過，是性質不同的兩回事，不能攪合在一起。如果依照現在有些朋友所作的那樣的“反思”，那么中國的老百姓永遠只能做中共暴政下的順民，成為万劫不复的奴隸。如果要指責學生的話，我和我的同命運者是最有資格的，但我們必須尊重歷史。在中共統治大陸的將近半個世紀里，死在暴政之下的無辜何止千百万，難道也能把造成如此艱難的責任推到向暴政抗爭的人身上去嗎？難道事過之后也要去清算他們的“激進”嗎？中國的老百姓是能夠忍耐的，否則中國決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我認為在反思有關八九民運的問題時，最好不要去玩什么“西方政治學”之類的游戲，也不要去玩什么“孫子兵法”之類的棋局，因為八九民運不是政治游戲，更不是軍事對壘；當年參加到運動中去的人，無非是表達自己對自由、民主的一种追求，表示自己對中共暴政的一种抗議而已。勿庸置疑，當年的學生領袖要對運動的后果承擔起道義的責任，尤其是在發生了如此慘烈的流血事件之后。他們能活著撤离天安門，是以許多同胞的生命為代价的。因此，如果他們還想保持昔日的榮譽，那就至少要做到，不放棄當年千百万示威者曾經追求過的理念，不忘記曾經聲援過、幫助過，甚至用鮮血和生命保護過自己的人們。死去的已經死去了，活著的應變得成熟起來，為實現死者的遺愿、為繼續受中共暴政蹂躪的人們作更堅韌、更有成效的斗爭。我作為死難者的母親，作為中國的一個不愿苟活的知識分子，在我的余生所期盼的僅僅是這些而已。
我想，這些話可作為上引那段話的一個補充。因為我發現，我兩年前的那段話竟一再被某些民運理論家引用來支持自己的論點，似乎我也是主張把運動導致鎮壓的后果歸咎于激進派學生的。這完全是一种誤解。
我在這里必須把話說明白，這么多年來，最令我失望和寒心的，并不是來自各個方面對八九民運的誹謗、詆毀甚至謾罵，而是對這場運動尤其是“六四”流血慘案的冷漠和遺忘，特別是當這种冷漠和遺忘發生在當年參加過運動的人身上時。記得在兩年前，一位在西歐靠打工為生的大學生向我提出了一個問題，他在信中這樣寫道：“我想從您那里求得解答，您儿子捷連的死究竟是否值得？盡管我提出這個問題對您來說是那樣的殘酷。（大意如此）”此前這位大學生已同我通過几封信，我知道他當年是從長安街死人堆里爬出來的，因此他的命運自然同那些死去的同胞聯在了一起。他說這個問題憋在他心里已很久了。他在信里向我解釋，他產生這樣的想法是由于目睹了許多民運分子的不良表現，如追名逐利，搞“窩里斗”等等，其中就有海外的留學生組織。這封信給我的心靈很大的震動。正是這封信，以及其他類似的信件，促使我在《尋訪實錄》的“序言”里寫下了上面引述的那段話。在我看來，一些人對八九民運的誹謗和詆毀，無論出于何种動机，都不值得去理會，因為他們所持觀點的不得人心是顯而易見的，在中國未來的歷史進程中也不會有太大的影響力，何況，八九民運作為一個重大歷史事件，遲早會得到公正的評价。我為之擔懮的，倒是對運動的冷漠和遺忘，因為這將極大地消磨國人為爭取自身權力不懈抗爭的意志，從而延緩中國走向民主文明社會的進程。這就是為什么我要把尋訪“六四”死難家屬過程中所了解到的一樁樁一件件血和淚的事實記錄下來公諸于眾的原因，也是為什么我和我的同命運者要求獨立、公正地調查“六四”事件、對屠殺的責任者進行法律追究的原因。
去年春天一個陰雨天气，我輾轉來到太湖邊上一個偏僻農村去看望一家難屬，死者母親是一位不識字的農村婦女，至今還是傳統農家打扮。她領我去了她亡儿的墓地，我們相抱著哭倒在墳頭。她一再喃喃地重复著：“我真气啊！我真气啊！為啥不對我說清楚？為啥要開槍打死我的儿子？”這么多年了，這位母親時時刻刻想著的，就是要政府說個明白，究竟為什么要把她的儿子打死。在她的心目里，誰是那場血腥屠殺的劊子手是一清二楚的，要找誰算這筆帳也是一清二楚的。她不清楚的也沒有想到要弄清楚的，是當年的民運領袖今天究竟在做些什么。我想，作為七年前那場運動的領袖，不管是自己認為屬于“溫和派”的，還是被別人認為屬于“激進派”的都應該想一想自己為這位母親做了些什么：至于是“激進”，還是“溫和”，我想這位母親是不會有興趣去追問的。
這一年的初冬，還發生了一件令人心酸的事情。一位“六四”死難者的父親因多年郁積成疾猝然离開了人世。在病危期間，他想到自己已不久于人世，几次掙扎著要把揭露“六四”屠殺真相的文字材料張帖到大街上去。自然他被家人勸阻了。在彌留之際，他又反复叮嚀他的妻子，一定要把儿子的死追查清楚，要政府作一個交代。我在他臨終前見了他一面，他已不能說話了，只是緊緊地握著我的手，默默地看著我。我當然知道他心里想說些什么，然而也只能默然以對。我現在回憶起這個生离死別的場面，心里還是那樣沉重，總是想重复我說過的一句話：“我不能期望殺戮者忏毀自己的罪孽，但我有權要求運動的發起者尤其是運動的領袖們對運動所帶給民眾的苦難負起道義的責任。”
誠然，我這么些年來所得到的，并不都是失望。去年“六四”前夕，二十七位難屬聯名致函人大常委會，要求對他（她）們親人的死有個負責的交代。同年秋天我和我丈夫被當局秘密關押期間，又有十五位難屬聯名發表公開信，要求政府立即釋放我們。難屬們為維護自身及群體的權利所作的抗爭，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聲援，從事民運的人士 忘記我們這個“六四”受難者群體。他們給予我們的精神上、物質上的幫助，是比任何東西都寶貴的。他們不僅年复一年地堅持著對難屬的人道救助活動，而且每年都要給難屬寄來慰問卡。我想，如果沒有這些，難屬們的日子會過得比現在更艱難，也不會有今天這樣的精神狀態。前些時候，我曾兩次收到由友人轉來的署名為“六四綠卡受惠者”的捐款支票，款數雖不多，一次２０美元，一次１５美元，但說明這位留學生記著我們這個受難者群體，他的這份良知和情意是很難用金錢來衡量的。但愿這樣的好人越來越多而不是越來越少。
以上所述，只是我的一些感想，其中涉及到海外有關八九民運的爭論之處，也僅僅是一些感想，若有不當，敬請原諒。我的想法集中到一點，就是：愿大家為我們這個輕得不可承重的世界多增添一份道義的重量，為我們這個正經歷著的艱難時世多作出一份承擔。
【轉自隧道，(原載《探索》月刊電子版試刊，轉自“大家論壇”，原文有亂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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