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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玠的山城防禦淳祐二年，湖北襄樊情勢緊張，宋廷調孟珙守京湖，改命余玠繼任蜀帥
余玠蒞任後，在孟珙既有規模上發揚光大，因此，成就非常可觀。他一生事業中最值得稱頌的就是奠定宋在四川長期抗蒙的重要基礎－－建立山城防禦體系。山城的防禦體系，是余玠採納少數民族冉氏兄弟的意見而著手推動的。冉氏兄弟之前，蜀人吳昌裔和李嗚復都曾從歷史的經驗和戰爭現況，向宋廷指出恃險築城對四川守備的重要性。冉氏兄弟則就戰略觀點，提出更開創性、全面性的守蜀方案，認為應將合州的釣魚城作為全蜀防禦要點。
合州上通三江(嘉陵江、培江、渠江下達長江)，是重慶的天然屏障，當重慶成為全川指揮中心時，合州已然居於全蜀防禦的樞紐地位。鄰近合州的釣魚山，位於三江交會圍繞的半島上，地勢險要，適宜長期恃險據守，況且蜀人已有結寨自保、築城及移州縣治於山城的經驗。余玠衡量宋蒙戰力，認為山城防禦為守蜀要計，遂結合舊有經驗與時人智慧，規劃全川防禦體系，展開大規模興築山城的活動。余玠帥蜀期間，前後修建或擴建了二十座山城。這些山城在戰略上具有下列特點:：
各城寨多位於險崖峭壁上，易守難攻，山頂有數百畝至數十方里的耕地，且富天然泉水，可容納眾多軍民，長期駐守。
山城多傍依江河，或居數江交會處，不僅可以隔限騎兵，更能藉水路發揮舟楫之利，對外聯絡。
山城多鄰近通都大邑，戰時可以迅速移治州郡，使軍政指揮系統不致中斷，並且讓主城與山城構成互為犄角之勢。
這種戰略佈署，既能限制騎兵的聚集運動和攻勢，減弱其迅速出擊的戰鬥力，若將多數山城結成防禦網，更能發揮整體戰力，達成游擊功效，使消極防禦產生積極的效果。
余玠在推動築城時，為了增強山城防禦效果，亦同時進行三項強化全川防務的措施：
一是將防禦的焦點集中於若干面對蒙軍正面攻擊的地方，把四萬多現有兵力，駐防於青居、雲頂、釣魚和大獲幾個山城。
二是兼顧耕戰。山城本身有耕地，又距大城不遠，為了持久作戰，平時在山城上耕屯外，也讓百姓到大城及臨近地區從事生產，避免清野政策造成閉城自困的危險，更能凝聚民心。
三是移治山城。戰時將州郡的行政機構、人員移到山城，以便結合軍政，持續戰力。當時移治山城約川郡共有三十多處。
釣魚城
山城的興建，除險峻的地勢外，更注意結構與防禦設施的強化。山城既為四川防禦焦點，因此，除考慮地理條件外，尤需增強防禦工事。釣魚城就是一個結合天然條件與人類智慧而成的山城。該城位於嘉陵江、渠江、涪江匯流的釣魚山上，海拔高391公尺，形勢險要。
城垣依山據險，用大條石塊沿四周懸崖絕壁構成，其高度除人工壘石六至十公尺外，加上自然山岩，高度達數十至一百公尺以上，依地勢形成內城、外城幾道防線。城門特別強固。山的南、北兩面，各有由山上延築一道伸入嘉陵江的城牆，名為一字城。山下南、北兩面的嘉陵江邊，建有水軍碼頭。山城內的面積達2.5平方公里，有插旗山、校場、武道衙門、居民住宅、寺廟、倉庫等建物及千畝良田，加上十多個天池，九十餘口井，足供應長年軍需民食。
山城防禦的效果
當余玠興築山城時，蒙古騎兵再度侵蜀。淳祐三年(1243)，蒙古將領按竺邇率兵入蜀，四川在余玠指揮下，除了若干無險可守的州縣外，都獲保全，余玠的戰略獲得初步成效。淳祐六年(1246)，貴由繼任汗位，再令塔塔與帖赤分四路兵攻蜀，又受阻於山城、無功而退。此後三年，蒙古放棄直攻四川，改而開拓四川西境。但在余玠防衛下，蒙古無法實現繞道雲南夾攻四川的戰略計劃。貴由死後，蒙古內部爭繼汗位，無心經營漢地及實施侵宋的重事行動。這時，余玠擬將山城的消極性防禦，轉化為積極性的恢復行動，發動北伐，可惜未成功。此後，蒙古兵只能以偏師抄掠，雙方在四川並未發生決定的戰爭。余玠死後，後繼的蜀帥，繼續推動山城防禦計劃，先後再建二十座山城，設防的範圍也從長江以北的前線陣地，擴大到長江以南的大後方。
山城的防禦功能，在蒙哥汗大舉征蜀的軍事行動中，得到證明。寶祐六年(1258)八月，蒙哥汗親率四萬蒙軍號稱十萬，由陝分三路入川。在蒙軍的強勢攻擊下，成都、潼川及若干山城相繼淪陷，次年二月，蒙軍進逼合州城下，知合州王堅移治所於釣魚城，利用地形與軍民合作的優勢，據險固守，蒙古軍仰攻不易，進退兩難。先是，攻釣魚城的蒙古大將汪德臣死，不久，蒙哥汗也死於城下，最後蒙軍北撤，締造了中國史上以寡擊眾的成功典範。
宋亡後三年，釣魚城守將王立降元，宋兵守釣魚城抗蒙共三十六年(1243至1279)。釣魚城之外，位於瀘州的神臂城，經歷宋蒙五次爭奪，到宋亡後一年(1277)才被蒙古攻陷，守城達三十四年。余玠的山城防禦，看似消極，但軍事學者指出以當時宋蒙戰爭形態而言，余玠的戰略佈署具有多方面的作用
這是就整體戰略著眼的多點防禦網，可以彌補單一城池以戰術為主的缺失，把敵軍引入一種連續的局部性戰鬥，容易消耗敵軍，增強防禦的持久性，達成以空間換取時間的目的。
城寨為點，江河為線，點線結合，重點防禦，形成有一定縱深的防禦網絡，利於後勤補給，達成多點牽制、游擊的戰爭目標。這一觀點可以從蒙哥征蜀時，元臣郝經向忽必烈所獻的(東師議)一文中得到印證。他認為四川的地勢對蒙軍而言，是限以大山深谷，扼以重險薦阻，迂以危途繚經。同時因險以制奇，利於清野，使蒙兵無法補給軍需及暴露戰略企圖，遂形成以有限之力，冒無限之險。戰爭的結果，也不出郝經所料。
四川原是蒙古攻宋的重要目標，雙方衝突以來，受禍也最深。但在余玠規劃、經營山城防禦之後，有效地遏止蒙兵攻勢，使蒙古無法實現由四川順著長江東下滅宋的計劃，只好改變戰略，轉而突破宋襄陽守備，從長江中游東攻杭州，再回攻四川，這也是四川在趙宋政權滅亡後才降元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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