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致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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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的打獵娛樂打獵為中國北方游牧民族較崇尚的一項活動，元統一全國後，承平日久，社會安定，於是打獵就成為當時全國非常盛行的休閒娛樂活動。不僅大汗、貴族定期打獵，而且地方官、軍隊以及民間也在元政府允許的時間和範圍內集體打獵。馬可波羅在其書中記載大汗打獵的內容有四章之多。這一方面反映出馬可波羅可能親自參加了大汗的狩獵活動，對大汗的這一活動很熟悉；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當時打獵之盛行。
馬可波羅首先寫了大汗的獵戶，「獵戶應行捕獵鳥以所獲之鳥與大獸獻於大汗」，「其數居獵物之半」，「其遠道未能獻肉者，則獻其皮革以供君主製造軍裝之用」。馬可波羅的記述基本上是正確的。《元史•兵志•鷹房捕獵》說：「元制自御位及諸王皆有昔寶赤，蓋鷹人也，是故捕獵有戶，使之致鮮食以荐宗廟，供天庖，而齒革羽毛又皆足以備用，此殆不可缺者也。」馬可波羅所說的「所獲之鳥」除指一般鳥類外，還應指捕獵用的鷹鶻。《元典章• 兵志•打捕》之「休賣海青鷹鶻」中記載「欽依聖旨，打著海青好鷹鶻休教賣了，賣了的人罪過著」；「如有打到海青鷹鶻，如法收養本處官司相驗是實，申覆本管官司承省施行」。這則史料印證了馬可波羅所說的所獲之鳥「獻於大汗」的記述。
關於獵戶的管理，馬可波羅說：「大汗有兩男爵為親兄弟，一名伯顏，一名明安。」他們「各統萬人」隨大汗打獵。查《元史》大汗御位下有打捕鷹房官八所，大汗統領的打捕鷹房人戶（包括民匠戶）共一千三百零四戶，分布於大都、中都、益都、泰安、衛輝、平陽等地。馬可波羅對元代的典章制度所知不詳，不通漢語，所以他不可能知道忽必烈大汗的獵戶（打捕鷹房）的組織形式，因而對大汗獵戶的記述只能停留在事物的表面，不全準確。他說的大汗的兩男爵伯顏和明安，除明安在《元史》卷一百三十五有傳外，伯顏則不可考。雖然《元 史》中名伯顏者不少，但都對不上號。
另外，馬可波羅記述大汗的獵鷹「爪上各懸一小牌，以便認識」。（馮承鈞譯本）穆爾及伯希和英文本為：“have a little tablet of silver tied on their feet for recognition” 。據《元典章•兵志•飛放》載：「至元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鷹房子撒的迷失說稱，俺為上位的鷹失了與諸人的鷹鵠分辨不得，上奏呵，奉聖旨百姓諸人鷹鶻腳上栓緊的牽皮使用黑色皮子者，休用紅紫雜色皮子。」上述公文的時間為至元二十一年，西曆一二八四年，正是馬可波羅在中國的時候（一二七五—一二九一），因此應該是可信的。就是說大汗的鷹腳上繫著紅紫雜色的皮子而不是銀牌，上面可能有文字以說明其身分。
其次，關於大汗打獵的時間、地點也是一個較重要的問題。馮承鈞譯本稱大汗打獵之地在火奇牙幾赤敦（cocciar modun）。此地即《元史•兵志•馬政》中提到的合察木敦，位置約在河套之北。穆爾及伯希和的英文本說，大汗一行來到距大都兩日路程的大海洋（the Ocea n ）開始打獵，這裡有一大平原叫做Cocciar Modun，為大汗的打獵之地。
《元史•世祖紀》有兩處記了大汗的打獵：「至元十四年八月，車駕畋於上都之北」；至元二十二年春正月「丙申，帝畋於近郊」。馬可波羅所記的打獵地點顯然是指前一個，其地在河套之北。此外，馬可波羅在記述察罕腦兒的時候，提到大汗在此打獵。據陳德芝教授考證，察罕腦兒位於今河北省張北縣沽源東北囫圇諾爾，位於上都西南約八公里的地方，與上文所述大汗夏季打獵的地方基本相符。
關於大汗打獵的時間，諸本《遊記》皆認為是在陰曆的三月到五月中旬，表面看來似乎不可能。因為忽必烈大汗身為一國之君，每天要處理很多軍國大事，一次打獵用三個月的時間似乎不可思議。實際上是他一方面打獵，一方面可處理軍國大事。
此外，馬可波羅記載大汗乘象車打獵的過程生動詳細，為漢文史料中所缺。
馬可波羅以一個外國人的眼光從一個新的角度記述了忽必烈大汗的形象，他的記述與中國史家過分注意制度和軍國大事，而不注意外表形象和日常生活的記述方式不同。因此可以補充漢文史料之不足，這也是《馬可波羅遊記》的史料價值所在。 -----完
---轉載自歷史月刊(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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