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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評退黨徵文】三妹: 我的紅色家庭的故事

三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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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這兩則故事是我寫的新書《亂世迷途》中的第九章,第十章,現在拿出來參加 《大紀元時報》的九評共產黨有獎徵文比賽。  

我的家庭歷史就是中國共產黨歷史的剪影,它折射出當時迷茫的知識份子追求真理的狂熱和盲目,以及共產黨打著共產主義旗號奪取政權的過程。  

我的奶奶一九二零年進入北京大學學習。當時全中國的大學都不收女生,但那年奶奶正巧趕上「開女禁」的風潮,因此,北大接收了九名女子旁聽生,奶奶是其中之一!
  
奶奶在北大最初結交朋友中的兩個人引導她接受了共產主義思潮,一個是信仰共產主義、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創建人的張國燾,一個是研究社會主義的宋維民。這兩個朋友在奶奶一進入北大後就帶奶奶去拜見了把共產主義思想介紹到中國的主要推手李大釗教授。從此奶奶成為李大釗的入室弟子,並於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奶奶全家也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北平地下聯絡站。  

日本佔領北平後,奶奶家的共產黨地下聯絡站主要負責把北平的左傾學生和藥品送往晉察冀和延安的共產黨領區,奶奶也在一九三九年把我的兩個姑姑送往晉察冀共產黨領區,當時大姑姑十七歲,小姑姑才十五歲。一九四零年初,共產黨組織通知奶奶,她的地下聯絡站已經不安全,她必須儘快離開北平去晉察冀。三天內,奶奶拋棄北平的家帶著我的十九歲的父親去了晉察冀。兩年後,奶奶又帶著我的小姑姑從晉察冀轉移到延安。內戰時,共產黨全部撤出延安,奶奶隨著中共中央組織部的隊伍回到河北定縣。奶奶不願意住在療養所無所事事、飽食終日,她便要求去定縣中學教書,重操舊業。此前,日本一投降,我的爸爸就被晉察冀軍區聯絡部派遣到石家莊打進了國民革命軍第三軍軍部,他名為國軍第三軍軍部文書實為八路軍特工,在國軍第三軍軍部隱藏了近一年,最終被叛徒認出而連夜逃出石家莊跑回晉察冀軍區聯絡部的駐點城南莊。後來,爸爸因病重來到奶奶任職的定縣中學修養。  

下面講的是我爸爸到定縣中學養病時遇到我母親的故事,從這段故事,我們可以看到中共搞運動整人的歷史片段。

九. 一見鍾情(一九四七年)

定縣中學是河北歷史上最悠久的中學之一,始創於清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一九0二年由「定武書院」改為「定武學堂」,後幾經易名。早在一九二九年,共產黨就在定縣中學的前身省立第九中學建立了中共地下黨支部,這個黨支部屬定縣最早的共產黨組織。

中共在定縣設立了河北省教育廳,教育廳對負有盛名的定縣中學非常重視。雖然中共在內戰期間還不能佔領大學,但是已控制了不少中學,並不斷地從部隊調動知識份子進入各個中學任校長和教師,不少部隊的知識份子也主動要求復員到學校任教。奶奶任教的定縣中學屬中共最早控制的中學。

爸爸在一九四八年也復員去學校工作了,他復員卻完全是為了愛情。

自從一九四六年夏爸爸從國民革命軍第三軍跑回晉察冀軍區聯絡部後,便陷於繁忙的文字、聯絡、通訊等工作中。他積勞成疾,得了嚴重的痢疾,常年拉肚子,隨後又得了嚴重的痔瘡。拖了一年後,他的身體徹底垮了,完全不能工作了,軍區聯絡部給爸爸長假讓他去定縣中學的奶奶處養病。

一天,奶奶在屋裏聽到外面有動靜,便走出門看,只見十幾步遠一個穿著一身舊軍裝的、骨瘦如柴、形如骷髏的年輕人叫了聲「娘」,就坐在了院子的石頭凳子上。奶奶沒想到兒子竟病得連自己這個當娘的都認不出來了。

到定縣中學第二天爸爸就住進了位於唐縣張各莊的中共中央附屬醫院,兩個星期後爸爸病好出院,回到奶奶家療養。醫生的意見是,待身體徹底恢復後,就做痔瘡手術。在奶奶週全的照顧下,爸爸很快就康
復起來,照奶奶的話,病好後的爸爸吃起飯來像小老虎。

養病期間,爸爸還幫奶奶去代課教國文,教了幾次課便在學生中產生轟動。他教書出色的名聲還傳到了河北省教育廳,單身的爸爸很快就成了當地眾多女教師追求的對象。那時,他在定縣中學與一位音樂女教師交往最頻繁。

這位音樂女教師出身於上海大資本家家庭,五歲開始學鋼琴,音樂造詣頗高,還是聖約翰大學畢業的大學生。抗戰後期,她背叛家庭跑到晉察冀根據地投奔了共產黨,後來到定縣中學教音樂。她挑選出適合爸爸演唱的英文歌曲,倆人一奏一唱,配合得天衣無縫。爸爸最得意的是,他可以邊看著五線譜邊唱出剛拿到手的新歌。爸爸運用自如的渾厚的男中音,迷倒學校所有的教師和學生,也迷住這位音樂女教師。可是,爸爸卻感到,他對音樂女教師的感情卻只是友情而已。

外校的一個年輕女教師也常來找爸爸一同出遊、看電影。她是由教會的美國牧師養大的孤兒,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奶奶很喜歡她,說她漂亮賢惠。可是,爸爸感到對這位女教師的感情也僅僅是友情。

爸爸是個夜貓子,有熬夜讀書的習慣。一天半夜,全校最漂亮的女教師敲門進到爸爸的屋子裏來,還沒說幾句話,她就嬌滴滴地坐在了爸爸的腿上。爸爸二話沒說,幾下就把她推出門外,告訴她以後不要再做這種傻事。

爸爸對這些女教師不能產生熱情,總感到一種莫名的距離感。奶奶看到已經二十六歲的兒子這樣挑剔,不禁開始擔憂起來。這時,爸爸竟意外地遇到我的媽媽,感情立刻熱烈得一發不可收拾。

那是一九四七年八月底學校放暑假期間,中共河北省教育廳將在定縣召開教育大會,為期三天,周圍一帶共產黨掌握的中學的部份教師將在此聚集一堂。奶奶讓休病假的爸爸代她去開會,爸爸本不想去,但是奶奶勸他去聽聽,說可能他還會遇到許多從晉察冀軍區復員到各中學工作的戰友。

爸爸到大會的第一天,真的欣喜地見到不少戰友,爸爸和他們一起坐在了會場的前排。大會開始前,爸爸回頭看看後面是否還有熟人,看看有多少人參加大會。沒想到,爸爸這一回頭就一眼看到門外走進一個貌美而清瘦的女教師。

她有著一雙明亮的大眼睛,一對長長的秀眉彎彎地勾住大眼睛,份外醒目,更令爸爸動情的是她眼中那份難以名狀的哀傷。爸爸頓時就呆在那裏,眼睛一刻不能離開這位女教師。一位戰友在爸爸身邊酸溜溜地操著濃重的平山口音問道:「共子,看啥哩?看風景兒呢?」

爸爸這時已經不能專心地開會,只看到臺上發言的人嘴在動,可不知道他們都在講些什麼。

大會休息期間,大家都聚在乒乓球室,媽媽走進去要求打一盤,一位身材魁梧的年輕軍人擠過來,提出要跟她較量一下球技,他們的這場球打得難分難解,贏得滿場圍觀的人叫好。爸爸和媽媽就這樣相識了。

媽媽後來告訴我她剛見到爸爸時對他的印象。媽媽說:「那時正是戰爭年代,食品供應極為短缺,大家都很瘦,只有你爸爸被你奶奶餵得很壯,一頭出奇濃密的的黑髮,長鼻子,掃帚眉,吊眼兒,活像一隻老虎,他光著個大膀子在籃球場上拚命地跑來跑去地跟人搶球。」

爸爸在與媽媽交談中得知,這位頗有運動素質的女性叫羅理,西北大學法商學院商學系學生,一九四六年夏到張家口投奔共產黨,在華北聯大政治班學習了一年,現在定縣東南一百五十里外的辛集中學教書。

當時爸爸不敢多問媽媽有關她的個人問題,他在大會當天抓了個空跑回定縣中學求奶奶幫忙。一見到奶奶他就焦急地說:「娘,你一定要幫我打聽清楚她的個人情況,結沒結婚。」

奶奶後來給我講爸爸這段故事時說:「我從沒見過你爸爸那麼失魂落魄的樣子。」

第三天大會結束,大家都互相道別,各自回自己的學校了。媽媽也走了,爸爸突然感到從來沒有過的若有所失和悵惘。

爸爸從教師大會回到定縣中學後,奶奶告訴他:「羅理不但已婚,還有孩子,夫妻均是西北大學的學生,一年前雙雙來到根據地。」爸爸聽到媽媽已經結婚,大失所望。

從此以後,爸爸便心神不定,眼前總是浮現出羅理清瘦美麗的面容和那雙哀傷的大眼睛,那哀傷的眼神後面分明有著無限的痛楚,尤其那極為清瘦的面容使爸爸感到,只有經受了巨大精神折磨的人才會如此瘦弱。爸爸不由得聯想到前一階段的「三查」整肅運動造成了多起自殺事件,爸爸甚至聯想到可能其中一個自殺身亡的大學生是羅理的丈夫。

幾天後,一個星期六下午兩點左右,媽媽正獨自在學校,有人告訴她說,有朋友來看她。媽媽正疑惑著誰會來看無親無故的她時,爸爸欣喜地走到了她的面前。媽媽驚奇地問:「你怎麼來啦?是不是還想跟我打乒乓球?」

爸爸有些激動地說:「我來看看你,有重要事要跟你談。」媽媽看到他滿鞋、滿褲腳的塵土,才想到從定縣到辛集一百五十多里路哪,就問他怎麼來的。他說,騎自行車來的。媽媽趕緊請他到屋裏坐,給他打了一盆洗臉水,說:「先洗洗臉吧,吃飯時間也過了,你是遠道來的客人,我這裏什麼吃的也沒有。」媽媽突然想起來,她醃了一小缸雞蛋,由於放鹽少了,雞蛋有點臭味。於是問他:「你喜歡吃臭雞蛋放香油嗎?」他說:「很喜歡吃,你有嗎?」媽媽就去食堂煮了一碗臭雞蛋,買了一張大餅。爸爸用大餅卷臭雞蛋,狼吞虎嚥地吃起來,吃得很香。

爸爸在老年時還深情地向我描述了那天他第一次看到媽媽的宿舍和她的床鋪的那種新鮮感覺。他說,他從沒見過那麼潔白清馨的床鋪:白床單、白枕巾、白蚊帳,床頭上還放著一個白磁缸。媽媽請爸爸坐在椅子上,自己坐在了床邊,爸爸感到,那個像仙境一樣純淨潔白的床把媽媽襯托得就像一朵聖潔的白百合花。爸爸還說,他以前也從沒見過像媽媽那樣小巧潔白的整齊牙齒,他見到媽媽後才驚奇地發現,人的牙齒竟能天生成如此的精美整齊。

爸爸吃完飯後,媽媽說:「你騎車騎了這麼遠的路,一定累了,還是睡一覺休息一下吧。」爸爸說:「好。」媽媽想起乒乓球桌子,現在正是放暑假,沒有人打球,就問:「你可以在乒乓球桌子上睡覺休息嗎?」爸爸說:「可以。」媽媽給爸爸舖好乒乓桌,爸爸一躺下,就像散了架一樣沉沉睡去。

爸爸睡醒後,倆人到街上散步,爸爸突然問媽媽結婚沒有?媽媽說:「不但結了,還有一個兒子。」爸爸說:「我知道,你丈夫死了。」媽媽一驚,問:「你怎麼知道的?是不是背後有人議論我的身世?」爸爸說:「不是,是我自己猜的。在『三查』運動中有一個大學生經受不住嚴酷審查自殺了,我猜想他是你的丈夫。」媽媽說:「那一天有三個人自殺,你怎麼知道其中就有我的丈夫?」爸爸說:「我觀察你的言談舉止一身學生氣,又如此瘦弱,就猜到了,我這次來就是證實我猜的是否正確。」媽媽問:「你什麼意思?」爸爸終於紅著臉說出了憋在心裏好幾天、每天都演練著想對媽媽說的話,他說:「我愛你。我見的女學生很多,從沒有動過心,見了你以後時刻想你,離不開你了。」 喪夫不久、驚魂未定的媽媽,聽到爸爸這麼說有點兒慌,就說:「別說了,你不知道我現在的處境,如果你知道了,就會躲我遠遠的了。」

這時,他們走到一個小飯舖門口,便進去吃了點東西,吃完飯倆人又回到學校。媽媽看天色不早了,就說:「你還要走遠路呢,再不走天就黑了。」爸爸說:「我剛來,跟你還沒說幾句話你就趕我走,太不客氣了吧。我今天不走了。今晚我乾脆就在乒乓球桌上睡一夜,明天是星期天,我明天再走。」

媽媽更慌了,不知怎樣面對爸爸熾熱的感情,就推托說:「明天我沒時間,明天我還要到村裏去看孩子呢。」 這話正中爸爸下懷,爸爸興奮地說:「明天我和你一起去看孩子!」

第二天一早,在朝陽下,兩個年輕人興緻勃勃地一起去看媽媽寄養在附近村裡老鄉家的孩子。一路上倆人溜躂著邊走邊說,大部份時間都是爸爸說,說他的年齡,工作,家庭情況,說他現在正在母親處養病,病好後再回部隊,等等。

媽媽聽著爸爸講,心裏卻不斷掂量著,思緒亂極了。媽媽心想:只打了一場乒乓球就交了一個陌生朋友,會不會再給自己招來麻煩?但是,爸爸毫無城府的學生氣和自然流露的純真善良讓媽媽感動。另外,倆人同是北平學生的共同背景又使媽媽對這位年輕的軍人頗有親近感。媽媽告訴爸爸,她給孩子起名叫慰慈,是安慰媽媽、待人慈善的意思。

走著走著,倆人漸漸地像好朋友一樣一同唱起共同熟悉的歌曲。爸爸這時忍不住開始炫耀自己的好歌喉,唱了幾首英文歌曲後,又唱了幾段京戲。出乎爸爸意料的是,媽媽也會唱京劇,她唱的青衣有板有眼,頗有功底。

原來,媽媽有個年長她七歲的大表哥叫羅晶,羅晶的外祖父是天津京劇名角德君如,德君如曾被西太后慈禧召到皇宮裏唱戲。羅晶從小深受外祖父德君如的影響,才十七、八歲便在天津一個京劇戲班裏作了小鼓手。羅晶看到表妹貌美,一心想把她培養成京劇名角,從媽媽十歲起羅晶便開始教她唱戲、煉功。

爸爸看到媽媽也懂京劇,更興奮不已,他唱著京劇又走起臺步來,媽媽也像孩子一樣地興奮起來。媽媽會跳舞,她忍不住給爸爸表演了一番。然後,媽媽不好意思地停下舞步說,別跳啦,讓人家看見,以為咱倆是神經病呢。爸爸才不管別人怎麼看呢,他能和媽媽在一起別提多高興啦,兩個年輕人就這樣又唱又跳地走進了村子。

他們一進村,就見村民們興奮地叫喊著奔走相告:「大嘴的爸爸、媽媽來看大嘴啦!大嘴當八路的爸爸來啦!」 村民們搞不清這個寄托的孩子的名字和家庭狀況,看到孩子嘴大就給他起名叫大嘴,又看到媽媽身邊有個穿軍裝的男人,就想當然地認為是孩子的爸爸。

爸爸和媽媽到老鄉家看望了孩子,還一起給孩子洗了澡。看到孩子的奶媽是個聾子,爸爸很不放心。在回學校的路上,他對媽媽說:「把孩子送出去不是辦法,你應該自己看管。」媽媽說:「我要工作,哪有時間帶孩子?」爸爸說:「回去我想想辦法。」

下午,他倆兒回到辛集中學後,爸爸便向辛集中學校長談了媽媽的困難,要求學校給媽媽分一間房子,把孩子接回來找保姆照管,這樣羅理既可以每天看到孩子,又可以安心工作。校長當時就滿口答應,馬上就給媽媽騰出一間存放雜物的小房。第二天,爸爸和媽媽上街去買了一張大雙人床,學校的同事當天就在當地找到一位六十多歲的保姆來照看孩子。這位保姆曾在大城市工作過,有帶孩子的經驗,還會做飯。媽媽興奮不已,說:「慰慈可要享福啦。」

一切都安排妥當後,爸爸對媽媽說:「我出去一下,明天就回來。」媽媽這時對爸爸已生依戀之情,心慌地問:「你去哪兒?幹什麼?」爸爸說:「你不要管了。」說完騎上自行車就走了。

媽媽擔心地過了一夜,猜不出爸爸去幹什麼了。第二天,爸爸滿頭大汗地推著車回來了,車上大包小包玲瑯滿目:一個紅色的雙錢牌大暖水瓶,兩桶美國軍用奶粉,孩子的小衣物,還有許多精美的餅乾和點心。

媽媽驚奇不已:辛集這個窮鄉僻壤,哪來這麼多高級物品?媽媽問爸爸從哪裏搞來這麼多東西。爸爸說:「我去石家莊了。」

愛情的力量真是偉大,為了給孩子買衣物和食品,爸爸依仗著自己對石家莊情況瞭如指掌竟隻身入虎穴,進入仍由國民革命軍第三軍羅厲戎部隊駐守的石家莊。他忍著痔瘡的痛苦,兩天內來回騎車三百里路,而且還穿著一身八路軍軍裝。

媽媽心疼地說:「你穿著這身衣服去石家莊,就不怕敵人把你逮捕。」爸爸笑著說:「我要不去,慰慈可就吃不著奶粉了。現在一切都安排得還可以,你滿意嗎?」媽媽說:「滿意,謝謝你。」爸爸說:「只說謝謝就行了嗎?」媽媽說:「那還要說什麼?」爸爸說:「你閉上眼,把手給我。」爸爸抓住媽媽的雙手圍在自己腰後,捧住媽媽的臉熱情地親吻起來,媽媽情不自禁地深深陶醉在爸爸的熱吻中。爸爸深情地看著媽媽說:「把孩子的名字改成慰慰吧 ,現在他不只安慰你,也要安慰我。」

爸爸接著說:「我現在要回去治病,然後考慮我以後的工作問題。」媽媽關心地問:「你有什麼病?」爸爸說: 「不是什麼大病,我有痔瘡,累了就便血。」 媽媽叫起來:「天啊!這些天是不是把你累壞了,你怎麼不早告訴我?還騎自行車。不行,你不能走,這裏也有醫院可以治病,你就在這裏的醫院看病吧。」爸爸說:「我還是回去,說不定要動手術。」媽媽說:「我跟你去,我在醫院陪你照顧你。」爸爸說:「這是小手術,不用住院,很快就會好的。你等著我,回去後我就給你寫信,你放心好了。」

這時,爸爸媽媽兩顆心已經緊緊相聯再也不能分離。媽媽終於向爸爸吐露了長久壓在心中的傷痛,她給爸爸講了自己的身世,還講了半個多月前發生的家庭災難,在自己剛生下孩子第六天,丈夫就因受不了共產黨組織的嚴酷整肅自殺了。爸爸流著淚聽完媽媽的故事,把媽媽緊緊地摟在懷中,發誓他再也不會讓媽媽受到傷害。

三十九年後的一九八六年八月,在我離開北京赴美國的前一夜,媽媽與我睡在同一個床上,談了一夜。媽媽講了她的身世,也同樣講了她和前夫受共產黨殘酷整肅的故事。

十.大盧之死

媽媽的祖父是江西九江人,經商落戶在河北省天津市,並在天津經營煤廠而發財。祖父生有三兒三女,三個兒子都不善經營,吃喝嫖賭,揮霍無度。

媽媽的父親是祖父的二兒子,他不務正業,沉溺於嫖賭之中。媽媽的母親是個非常要強的女人,通過刻苦自學能看書寫信,家務事更是高手,會刺繡編織,會做中、西式套裝,還能做中西餐整桌酒席。憑著這些手藝,她曾在女子職業學校任教,但是微薄的收入不夠丈夫揮霍。她長年不滿丈夫在外吃喝嫖賭,一直指望自己能生個兒子今後有依靠。一九二一年一月的隆冬季節,她卻生下了個女兒——我的媽媽。產後六個月,夫妻不知為何緣故大吵一架,烈性的她一氣之下服毒自殺,媽媽的父親也離家出走、不知去向。媽媽從此成了孤兒,大伯父把她交給了自己的二太太撫養。

媽媽的大伯父有妻妾三人,大太太雖然沒兒沒女,但屬明媒正娶,在家有地位;三太太生子有功,在家裏也有一席之地;唯獨領養媽媽的二太太既不能生育,又不是明媒正娶,地位低下。

二太太夫家姓羅,娘家姓褚,叫羅褚氏。羅褚氏是清朝高官褚天章的獨生女兒。褚天章受到清朝相國李鴻章的重用,曾數次任滬海關監督,又稱海關道,在天津很有聲望。不幸的是,在羅褚氏十五歲時,褚天章去世,羅褚氏的母親抽大煙耗盡家產,最後不得已把獨生女兒賣給羅家做妾,自己也跟著進了羅家寄人籬下。羅褚氏從小嬌生慣養,父母都捨不得給她纏腳,只是把她的腳稍稍纏緊不讓自然長大,並不傷到腳骨,她的腳後來長成了半大小腳。羅褚氏是出名的與世無爭的好心人,嫁到羅家後,親戚、鄰居都叫她「好媽媽」。羅褚氏後來成為我的姥姥,為照顧我們兄妹五人付出了巨大精力。

自從收養了媽媽為女兒,羅褚氏乏味的生活有了樂趣和慰藉。羅褚氏和她的母親對媽媽百般疼愛,她們看媽媽像玫瑰花一樣美麗,給媽媽起了小名叫瑰瑰。可是她們不重視女孩的教育,直到媽媽九歲時才給她起了學名羅煒,送她進了小學。

一天,媽媽看見她的大伯母洗腳,大伯母那雙畸形的腳把媽媽嚇壞了。大伯母腳上有很多傷疤,只有一個大腳指是直的,其它四個腳趾頭全都彎曲折斷貼在了腳底下,腳背也折斷彎成球狀。大伯母洗腳要用一個多小時,先用一盆溫水泡,然後換第二盆熱水洗乾淨,之後剪指甲、刮腳皮,將全腳修理光滑,接下來,再用自製的白礬粉塗在腳縫裏,再用二寸寬數尺長的漿好的白布條一圈一圈地把腳層層地裹得緊緊的,用針線縫好,最後把裹好的腳穿進特別定做的襪子和鞋裏,成為三寸金蓮。大伯母定期從一個老年鞋匠處定製木底鞋,鞋匠按照腳形在木板上刻下大伯母的鞋底,大伯母一次要定做好幾雙木底鞋。

大伯母告訴媽媽說:「孩子,你生在好年頭了。以前女人全靠男人養活,是男人的玩物。我三歲多就開始纏腳,反抗就挨打。我哭著問媽媽為什麼讓我的腳痛啊?媽媽說短痛比長痛強啊,你不纏腳以後長成大腳丫頭沒人要,小腳好看人人愛。我問媽媽你也不要我嗎?媽媽說,我想要你也沒能力養活你呀。為了長大有男人要,三歲時家裏就把我的腳骨頭纏斷。最受罪的是纏住腳後還要用磨豆腐的石頭磨盤壓住兩隻腳,撕心裂肺地痛啊,兩條腿也連著痛,壓完腳就站都站不起來,根本走不了路了。再長大些以後,看見人家小腳穿著繡花鞋走路好看,害怕自己沒人要,就跟媽媽學會了纏腳的方法,也拚命地把自己的腳往小裏纏,小腳成了我們這代女人一輩子唯一的追求。孩子,你可不要像我們,你一定要上學,女人有了文化就能工作養自己,不靠男人。」大伯母的畸形小腳強烈地刺激了媽媽幼小的心靈,大伯母的一席話使媽媽明白,她今後一定要成為有文化、能自立的女人。

一九三六年,媽媽小學畢業時,家裏已經敗落成城市貧民,窮得都不能供媽媽上中學了。這時,媽媽聽說自己的生父已經續絃再婚,移居到北平,她決定離開天津去北平投靠親生父親,要父親供她上中學。

媽媽來到了北平,從未謀面的父親見到媽媽第一面就給她訂出「約法三章」:第一,要考上北平的好學校;第二,考上好學校後要爭取成績前三名,這樣可以免交學雜費;第三,要幫後媽做家務事。

媽媽在家休學一年,一面在家複習功課,一面幫繼母做家務。第二年,媽媽果然如願以償,考取了北京最好的女子中學——北平師範大學女子附屬中學。上學幾年來,媽媽每天早晨負責做早餐,放學回家後就幫繼母做晚飯,飯後刷鍋洗碗打掃衛生,做完家務才能溫習功課做作業,每天都要到十一點才能睡覺。在初中三年中,媽媽的成績一直都是前三名,初中畢業後被保送高中。

媽媽為了獲得學校運動會體育金牌而刻苦參加體育訓練,成為歷屆全校運動會的十項全能冠軍。全校運動會頒發的金牌含真金,媽媽將其賣掉換錢以補貼生活。直到媽媽和爸爸結婚時,她還存有一餅乾盒子的獎牌,爸爸把它們全賣了,買衣物、下館子,很快就花光了。

媽媽上中學二年級時,北平已經淪陷。上高中時,一位是共產黨地下黨員的歷史教員常常以平等、大同等共產主義理想來影響學生。媽媽班上有三分之二的女同學在他的影響和引導下,不惜中斷學業、離開家庭投奔延安或晉察冀的共產黨佔領區,其中有投奔延安後嫁給八路軍高級將領林彪的葉群,和嫁給後成為北京市副市長劉仁的甘英。

媽媽的生父告訴媽媽說,她是在東北出生的,當時那裏正在槍斃當地著名紅鬍子(東北話稱土匪)頭目,槍剛一響她就出生落地。家裏人都說媽媽是紅鬍子托生的,天不怕地不怕。果然,媽媽高中畢業後就真的大膽地遠走高飛了。

一九四二年,媽媽高中畢業。媽媽把自己的自行車賣掉作路費,離開北平,抱著參加抗日的決心,沿著同學相告的路線往晉察冀走。

到了河南洛陽,媽媽住進「戰幹團」的學生招待所,並準備先在「戰幹團」參加抗日工作。「戰幹團」 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的簡稱,是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中央開辦的一個大型軍事、政治訓練機構。

媽媽遇到正在 「戰幹團」工作的同學戴靜宜,戴靜宜告訴媽媽,當地的「戰幹團」非常黑暗、腐敗,一些滿懷抗日熱情的女學生在此地工作卻遭到「戰幹團」官員的姦污,受害的有幾個還是北平師大女附中的同學。戴靜宜勸媽媽不要在「戰幹團」工作,還是繼續求學好,她說這裏也沒有什麼抗戰工作可做。媽媽聽後感到意外和失望,決定離開。她又賣掉一些物品作路費,離開「戰幹團」招待所,繼續向西北方向走。

走到漢中時,媽媽在城固縣又遇到一位同學,從她口中得知,這裡的西北大學的食宿都是公費,成績好的學生還能申請到獎學金。媽媽聽後便去應考,結果順利考入西北大學法商學院商學系。

西北大學肇始於一九0二年,創建於西安,始稱陜西大學堂,一九一二年改名為西北大學;一九二三年八月改稱國立西北大學。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後,為躲避戰火,北平和天津的三所高校——國立北平大學、國立北平師範大學和國立北洋工學院——遷至陝西,與西北大學組成國立西安臨時大學。一九三八年三月,國立西安臨時大學遷往陜西省城固縣,同年八月八日,國民政府教育部決定把國立西北聯合大學改為國立西北大學。西北大學當時設有文、理、法商三個學院,共十五個系,有師生約一千五百多人。

西北大學文理學院在城固縣城,媽媽所在的法商學院在城固縣郊區。

當時西北大學沒有學生會之類的自治組織,系會是學校官准的合法組織之一。媽媽在三年級時被班上的男同學一呼百應地選為系會總務。其實,同學們都對系務活動毫無熱情和興趣,媽媽在任內只出過兩次校報,校報稿子都要事先送到學校國民黨黨部審查,結果有的稿子被刪改得亂七八糟,有的稿子整篇被扣留,做事認真的媽媽對校方的做法非常生氣。

和媽媽一起辦報的本班男同學盧貴英給媽媽講了校方的許多黑暗情況,告誡媽媽要忍耐,否則會被扣上共產黨份子的帽子。他們倆人馬馬虎虎地辦了兩次校報就停了。

自辦校報以後,媽媽開始與盧貴英經常來往。
盧貴英生於一九二一年七月,比媽媽小六個月,他是唐山樂亭一家有名的大地主的獨子,家中極為富有。盧貴英身上有著許多傳統家庭教養出的好品德,他為人正直,待人誠懇豪爽,做事努力認真,是一個極為刻苦鑽研的學生。他博覽群書,思想開放,熟悉英文,還通曉經濟,頗受同學們的尊敬。他身材高大,大家都親熱地叫他大盧。

大盧經常和媽媽談論一些共產黨的主張和蘇聯社會情況,以及社會科學和政治經濟學理論等話題。他講的很多東西對媽媽都是全新的,大盧使媽媽思想、眼界大開,倆人不久遂陷入熱戀。

當時西北大學的共產黨組織非常活躍,他們深知外表、能力和學業出眾的同學在年輕學生中起到的影響和鼓動作用。一九四五年媽媽上三年級時,西北大學地下共產黨組織開始有意接近媽媽,共產黨員楊遠[#20094](四年級經濟系學生,後改名楊丹)成為與媽媽單線聯繫的聯絡人。在他的影響下,媽媽很快便成為激進的左傾學生。楊遠[#20094]曾勸媽媽加入共產黨,媽媽沒有接受。她在自傳中寫道:「(我)另一方面也經常聽到一些不利於共產黨的傳言,自己對之尚無力辨別,因此對共產黨還存有疑慮。」

一九四六年二月初到五月,由共產黨在背後策動,由學生領袖在前面號召,西北大學開展了一場轟轟烈烈的、震動全國的學生運動。媽媽從學運一開始就是出頭露面的學生領袖,大盧也積極地參與了這場學運。

西北大學這場學生運動是由於學校當局要召集反蘇遊行,媽媽提出不同倡議而發生爭執引發的,結果最後發展成學生成立自治會強行接管學校政務、並無限期罷課的大學潮。

一九四六年春,學校當局召集各系總務開會佈置反蘇遊行,媽媽出頭向校方提出兩條不同意見:一,系總務只能在校方與學生之間起傳達作用,不能替代同學決定事情;二,是否舉行遊行必須徵求同學意見,校方不能強姦民意擅自決定。其實,這些意見都是共產黨地下黨員楊遠[#20094]背後告訴媽媽的。

校方讓媽媽等人回去和各班同學商量。媽媽隨後召集各班代表商量作出決議:首先成立學生自治會,然後由學生組織自行決定遊行等事務。校方對學生的決議則以「考慮一下」來推脫,暗中卻通過三青團系統直接在同學中組織遊行。

媽媽和一些同學當即召集全校學生大會,說明了上述經過,提出成立學生自治會,並馬上選出四位學生代表:羅煒,盧永福、王慶新、楊遠[#20094]四人。媽媽羅煒是唯一的女生代表。

四代表出面與校方交涉要成立學生自治會。教務長杜元載出面說,校長現在不在學校,成立自治會的事不能決定;然後威脅說,如不遊行,學校有學校的辦法,如搗亂,學校也有辦法對付等等。四代表把教務長的話向全體同學通報後,引起同學們的義憤。

媽媽向同學們呼籲:「我們對校方必須要有堅強的表示才行。」同學們大聲回應,一致同意罷課兩週。校方得知罷課消息後,發出開除四代表的佈告。同學們看到佈告後紛紛擁至教務處,要求校方撤銷開除四代表的決定。校方迫於壓力,收回開除的命令,改成 「留校查看」。學生四代表不顧校方的處分繼續領導罷課,堅持要求成立學生自治會。

三月一日,校方召集了全校各院長、系主任及各班學生代表參加的師生聯席會議「共同商討愛國遊行」。學生四代表表示,自治會不成立,就不參加遊行。當場,學生便自行成立了「學生自治會籌備會」,抵制校方組織的反蘇大遊行。當晚,學生自治會籌備會召開了全校同學大會共同商量對策。

此時,教務長杜元載與在外地的校長劉季洪通電話作出了三項決議:一,學生四代表羅煒、盧永福、楊遠[#20094]、王慶新鼓動罷課,破壞校紀,立即開除學籍;二,學生自治會准予成立,惟需循合法手續,民主方式,成立學生正式組織後,現有的學生自治機構立即解散;三,限於三月十二日一律復課,倘有故違者,嚴懲不貸。

三項決議公佈以後,學生紛紛提出抗議。學生自治會幹事會貼出公告,抗議校務會的決議,要求校方收回成命,號召全體同學無限期地罷課。同時,自治會決定改選,把剛從西安請示地下共產黨組織回來的政治系四年級學生王佐臣選為自治會領導。媽媽羅煒也是改選後的自治會成員之一。

校長劉季洪從外地回來後,以期中考試和畢業臨近為由,組織三青團暗中拉同學們復課。同時,校方再次公佈開除前四代表,還開除了新選出的全體自治會成員和另外十幾位同學。這導致學生們更加憤怒。
四月十五日,學生自治會召開全校學生大會,一是慶祝自治會改選的勝利,二是請劉季洪到會表態,承認改選後的學生自治會的合法性。劉拒絕出席,並指派一群學生拿著棍棒搗亂會場。學生大會當即成立糾察隊,糾察隊帶著同學們一擁而出,去找校長劉季洪算賬,校長劉季洪聞風從後門逃跑了。學生自治會決定接管校政,把劉季洪趕出學校。此時,有同學來報告說,劉季洪正在校內偷偷開會,要抓捕學生。同學們即刻找到劉季洪開會處,一進門就一哄而上搶走了校警的槍,校長劉季洪氣得拍著桌子對學生大喊:「你們鬧吧!你們鬧吧!」同學們圍住劉季洪,一致要求:承認學校自治會的合法地位,收回開除學生自治會成員的錯誤成命,「恭請」校長離校。

隨後,學生自治會以校方的名義分別草擬了三個佈告,然後蓋上了從校長秘書手中奪來的校印,當即將佈告貼在校長佈告欄內。

由學生自治會擬出的蓋著校長大印的三個佈告是:

佈告一:「國立西北大學佈告:本校學生自治會現已組織就緒正式成立,合行佈告周知。
此布 校長 劉季洪 民國三十五年四月十五日」。
佈告二:「恢復開除學生學籍的佈告」。
佈告三:「本校長自本月十五日起離校」。

這天,劉季洪離開了學校。

罷課期間,食堂的伙食比平時的還好,頓頓四菜一湯。媽媽抓住吃飯時間在大食堂發表鼓動學潮的演講,最後指著四菜一湯對同學們說:「同學們,校方是在用好菜好飯收買我們就範!我們不能上當受騙!」

自從學生自治會接管校政以後,校長劉季洪便幾次到漢中警備司令部交涉,要求出動軍隊協助學校鎮壓。此時的軍界對學生運動都謹慎行事,不敢輕易採取鎮壓行動,因為去年底雲南警備總司令關麟征鎮壓昆明「一二‧一」學生運動而被「停職議處」。

劉季洪又直接給國民政府教育部發電報,說學生搶奪校印,搞武裝暴動,說學生要放火燒校本部,說學生的過激行為將危害周圍的商店、住戶以致整個縣城。終於,當局派地方軍隊包圍了法商學院,三青團在內部配合,威迫學生復課。

正在城固縣城城裡的媽媽和同學們聽說地方軍隊包圍了郊區的法商學院,當即從城裏出發去救援法商學院被困的同學。第一批趕到的盧貴英等同學衝了進去,媽媽和後來趕到的同學被軍隊阻在外面,他們便圍在外面喊口號,鼓動裏面的同學衝出包圍。

終於,盧貴英帶領一批同學衝了出來,他在第一排中間,和兩旁的同學緊緊地臂膀挽著臂膀大步走出來。他們口中大聲呼喊著口號,臉上縱橫流淌著眼淚,頭上嘶鳴呼嘯著槍彈。這場面頓時令媽媽熱血沸騰,那激動人心的畫面永遠烙在媽媽的腦海中。

從法商學院衝出來的同學都集中住進了文理學院的大禮堂內。一位學生自治會負責人召集同學們在大禮堂開會,他宣佈:為避免重大犧牲,主席團解散,學運結束,請同學們分散躲藏。那些一直暗中指揮學運的地下共產黨負責人在幾天前早已都消失藏匿了起來。

同學們聞此均痛哭流涕,堅持不散。學運從一九四六年二月初鬧到五月,鬧了四個月竟然如此收場,同學們都心有不甘。

有些三青團同學向著學運,常給媽媽通風報信,這時又有人來告訴她說:「你和盧貴英已被列入逮捕黑名單,你們得趕快走,別從大門走,現在大門口附近都是眼線。」

於是,媽媽和大盧跑到校區僻靜之處,翻過學校圍牆,一起躲入鄉村。躲了幾天後,媽媽回校探聽消息,路上遇見法商學院的法文教授,是個天主教徒,他馬上把媽媽帶到一個天主教堂修女院內避難。這位教授對媽媽心存好感,表示願意幫助媽媽出國留學。可媽媽想到那麼多同學下落不明,自己不忍心遠走高飛,便婉言謝絕了他的好意。在媽媽躲藏在修女院的一個星期中,數位西北大學的同學被捕了。西北大學的同學們再次舉行了大遊行,他們抬著媽媽的巨幅頭像慢慢地行進在城固縣城中,無聲地聲援被捕和失蹤的同學。

風聲平靜後,媽媽從修女院出來回到了學校,與同學商量如何去漢中看望被捕的同學。同學石敬仁的父親在漢中法院當首席檢查官,他通融法院和監獄幫助媽媽他們去監獄探望同學,並設法保釋同學出獄。
政府軍隊鎮壓西北大學學運的消息傳到全國,各大報紙都相繼報導,各地媒體都對政府發出抗議聲討。在輿論的壓力下,陝西省高等法院漢中分院匆匆宣佈:西北大學學運在押學生判刑一年,緩刑三年執行,准予分別取保釋放。

學運失敗後,媽媽和盧貴英、石敬仁、崔遠三個男同學聚在一起共同商量今後的出路和前途。盧貴英提出馬上辦理留學手續,請神甫幫助寫留學推薦信,他家有錢,他可以提供路費買船票去美國。媽媽堅決不同意,說:「現在國難當頭,我們不能做逃兵跑到美國去,我們應該跟著共產黨幹革命,做一名解放全中國勞苦大眾、實現共產主義的小卒。」

結果,大家一致同意媽媽的意見,決定去共產黨佔領區。他們四人於五月底先回到北平,通過共產黨城市工作部介紹,於七月份到達共產黨佔領的城市張家口。這時,媽媽改名為羅理,表明追求真理的決心,盧貴英改名為盧介夫。

張家口的共產黨組織先要求媽媽立即返回北平到中共城市工作部工作,後考慮到媽媽已在西北大學學運中出頭露面、大名在外,還在通緝之中,遂又改變決定,分配媽媽和大盧一同到華北聯大學習。當下的華北聯大是在半年前日本投降後從河北阜平縣遷移到張家口的。

進入聯大學習要填寫一張登記表格,其中有一欄是「已婚/未婚」。大盧找到媽媽商量:如果倆人填未婚,以後分配工作可能會把倆人分開,再難相聚。他問媽媽是否填已婚,媽媽欣然答應,於是倆人都填了已婚。聯大校方見兩人填的表格後就說:「你們怎麼不早說呵?」於是,校方把他們倆人安排在一間屋住下,兩個年輕戀人就這麼結婚了,沒有婚禮和儀式。媽媽和盧介夫都被分在政治班學習,盧介夫還被選為學生會主席。

媽媽和大盧進入華北聯大剛一個月,就趕上國民政府準備攻打張家口,八路軍只得於一九四六年八月撤出了張家口。爾後,國民政府於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一日收回了這個日本投降後八路軍接管的第一個城市。

一九四六年八月,媽媽和大盧跟隨撤離張家口的聯大隊伍長途行軍一千多里,翻越太行山,步行一個多月,一路風餐露宿,歷盡艱險,最後來到河北省束鹿縣(後改名辛集縣)的農村安置下來。

到河北束鹿後,媽媽和大盧這些年輕學生就感到當地的政治氣氛異常緊張。這裏的土地改革運動剛開始,運動來勢兇猛,不少地方喊出「貧僱農打天下,坐天下」的口號。土改很快便發展成為殘酷鬥爭、嚴厲打擊的整肅運動,許多地區對知識份子幹部吊綁毒打。到一九四七年時,這個最初為土地改革的運動便演變為共產黨整肅內部的名為「三查、三整」的政治運動:對非軍事人員要「三查」,即查階級、查思想、查作風;對作戰部隊要「三整」,即整頓組織、整頓思想、整頓作風。一時間,共產黨統治區腥風血雨,人心惶惶,一片肅殺氣氛。

這突如其來的運動使媽媽和大盧這些剛到共產黨佔領區幾個月的年輕純真的大學生驚恐萬分,不知所措。他們倆人的出身都不符合共產黨的階級標準,第一項「查階級」就過不了關,出身於大地主家庭的大盧更被共產黨組織認為問題嚴重。一九四七年初,大盧就被中共黨組織帶走隔離審查了,媽媽對他的去向完全無從知曉。更糟糕的是,媽媽此時懷孕兩個多月了。一九四七年五月,媽媽也被列為重點審查對象了,在小組內、班內接受審查。而大盧的審查卻不知在何處,媽媽已經好幾個月見不著他的面了。
媽媽在回憶錄中寫道:「我的家庭情況實在烏七八糟,我厭惡這個家,才離家走出來。但是對於這個家的每一個成員的工作和他們的具體活動,複雜的社會關係等等,我從沒關心過,因此一無所知或所知甚少。『三查』時,我根本說不清楚家庭情況,這樣一來,本來簡單的事情變得複雜了,我被列為重點審查對象。於是個別談話、小組幫助,從生活到政治,從社會關係到反動組織,越談越亂越糊塗。寫了很多材料也滿足不了熱心幫助我的同志們。他們把我看得太高了,認為一個出身於大城市複雜家庭的大小姐,一個大學學生運動的領袖,一個上了國民黨黑名單而能逃避追捕的人,思想和經歷怎麼可能如此簡單。他們懷疑我是敵人派到革命隊伍中來的,還懷疑我隱瞞著不可告人的目的,追問我為什麼到解放區來。其實,共產黨幹部中不少人有過這樣的遭遇,在敵占區被認為是共產黨,在解放前被認為是日特、國特,我也受到同樣待遇。好心人看我懷著大肚子,思想沉重,痛苦不堪,瘦得滿臉就剩兩顆大眼睛,反覆交待還是過不了關,就勸我說,算了吧,別這樣死心眼了,他們要什麼你就寫什麼不就結了。我想,黨教導我們要對組織忠誠老實,為了自己過關說假話欺騙黨組織,豈不成了投機分子?我不能瞎說。」

媽媽最終也沒談清楚她的複雜的家庭背景和投奔共產黨的目的,聯大校方卻在審查媽媽三個月後不了了之地停止了對她的審查。審查一停止,媽媽才意識到自己即將臨產了,需要馬上準備一些食品和用品。在臨生產幾天前,媽媽獨自拖著待產的身子給自己做了一些油炒麵。三個月的審查使媽媽神經緊張、抑鬱,又嚴重營養不良,媽媽擔心自己生孩子後沒奶,於是她抓緊時間在附近的村子裏找到一位剛生了孩子的張姓婦女,求她在自己生產後能臨時來奶幾天孩子。八月初,媽媽生下一個男孩。由於心情極度的悲慼沮喪,媽媽竟連孩子的出生日都沒記住。

媽媽生產四天後,聯大黨組織給隔離審查了近八個月的大盧兩天時間,準他回家看看剛生產的妻子和兒子。性格剛直的大盧抓住這兩天兩夜的時間徹底地了結了這看不到盡頭的屈辱,毅然地從難以承受的屈辱中解脫了。

媽媽在回憶錄中這樣描述了大盧最後兩天的日子:「第一天回來,他瞪著驚慌的眼睛站在門口,完全變了一個人,又黃又瘦,神情緊張,不成樣子。我被他的樣子嚇壞了,怯怯地問他:『你站在門口幹什麼?』他怯怯地問我: 『我可以進來嗎?」我說:『快進來呀!你怎麼了,怕什麼?』他走進來抱住我就哭了,說:『我真想你啊!可見到你了,你受苦了。』我勸他不要這樣,堅強些。接著,我說:『我很好。我們好好談談,怎麼回事?』他說:『沒法談啊,我把我所知道的都實實在在地說了,沒有人相信,而他們所提的問題我一點也不知道,他們堅持說我是國民黨派到解放區來的特務,我告訴他們西北大學學運是受地下共產黨組織領導開展的,是反對國民黨的。他們說那是國民黨搞的假地下黨。我有一個嬸母曾做過婦女會的工作,他們就說我們家是日本的奸細。』我對他說:『這沒什麼,只不過是組織向我們瞭解一些情況,瞭解清楚就沒事了。我同樣受到過誣陷和委屈,現在不是沒事了嗎?』他說:『你和我不一樣,你們家窮,是兩個不同的階級。』我勸他不要胡思亂想,出身由不得自己,現在我們投靠共產黨參加革命,已經背叛了過去的資產階級、地主階級,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幹部。

「我給他沖了一碗炒麵,他急切地大口吞食,我看出他是有一段時間沒有正常地吃飯了。吃完後他就要走,我說:『你不能走,我需要你照顧。』他說:『不成啊,要開會的。』我硬拉著他,說:『你不用管什麼開會,你需要休息,你就呆在這裏。我去找領導談。』我給他吃了兩片鎮靜藥,按著他睡下。當時我生小孩才五天,身體非常虛弱,一看天晚了,就沒有去找領導談。大盧睡得很好,第二天起來,他說:『我給你買點吃的去。』接近中午,他端來一盆雞湯,我問他哪來的錢買雞。他說:『我用戒指換的,讓老鄉做的。』我說:『你發瘋了,金戒指多值錢呀,才換一隻雞。』他說:『戒指不能吃,你還是快趁熱把這只雞吃了吧。』我真的吃了半隻雞,喝了一碗湯。他眼淚汪汪地看著我吃,雙手不停地發抖。我問:『你是不是病了?』他說:『沒病,我心疼,對不起你。』我笑著說:『咱們同國民黨鬥爭時,在槍林彈雨中都沒怕,現在只是審查有什麼怕的,我們實話實說,泰然處之。』他說:『不是怕,而是士可殺不可辱。真是在劫難逃啊!』」

下午,大盧又出去了,走時他沒有告訴媽媽他要去幹什麼。大盧剛離開,就來了兩位聯大的同學來看媽媽,媽媽不認識他們,他們問媽媽身體好嗎,需要什麼,他們可以負責去向領導反映媽媽的需要。媽媽對他們的問候表示感謝,趁機向他們談了她對大盧的擔心,並提出自己的請求。媽媽說:「大盧現在的精神很緊張,態度舉止不太正常,你們注意些,同他好好談談。他是個書呆子,沒有經歷過這樣的政治運動,恐怕一時想不開,會出問題。另外請你們代我向領導給大盧請幾天假,一方面他可以休息一下,同時我也需要他來照顧我幾天。」他們說:「沒問題,你好好休息吧。」

剛說到這裡,大盧回來了,這兩個人一見到大盧就馬上一改剛才的態度,一人一邊就把大盧架了起來,厲聲地說:「走!走!」連拉帶扯地把大盧拉走了。晚飯後,天都黑了,媽媽已經躺下休息了,大盧又回來了。媽媽問他去哪兒了,他說:「到辦公室和同志們談話,談得很好。」他讓媽媽放心躺著休息。看他精神萎靡、疲憊不堪的樣子,媽媽勸他早點休息,什麼也不要想了。他說:「好的!我什麼也不想了。」他走到媽媽的床前,拉住媽媽的手,眼淚汪汪地看著躺在床上的媽媽,在床前跪了下來,口裏不停地說:「羅理原諒我吧!羅理原諒我吧!」媽媽勸他快起來,要堅強,說:「你在西北大學那種英雄不可一世的樣子哪裏去了?沒有過不去的坎!等我身體好些咱們還有很多事情要商量呢,你這樣子,我也不能休息。」 可是,大盧堅持跪在媽媽的床前不起來。

剛生下孩子才五天的媽媽早已身心俱疲、頭暈目眩,很快就睏乏得迷迷糊糊地睡了過去。在憂恐不安的時醒時睡中,媽媽隱約地感到,大盧一直靜靜地跪在那裏攥著她的手,深情地看著她。直到黎明時,媽媽才沉沉地睡去。這時,跪了一夜的大盧慢慢地站起身,靜靜地離開了屋子。他雖然對妻子、孩子百般留戀,卻萬念俱灰、萬般決絕地走了。天上正下著小雨,他走到井邊,先喝農藥,再跳井,毅然決然地結束了自己年輕的生命。

盧家的獨苗子,盧家唯一的希望,西北大學的高材生就這樣悲慘地死了,死時年僅二十六歲。

媽媽回憶錄中寫道:「我一覺醒來,只見嬰兒,卻不見大盧,馬上意識到不好,穿上衣服就往外跑,這
時外面下著小雨,我不顧一切地跑到大盧老同學的住室,喊道:『快起來!大盧不見了,快去找!』

大盧這位老同學姓楊,與大盧中學時就是同學,他比我和大盧早一年投奔共產黨,此時在聯大工作。他看見我驚慌失措的樣子吃驚地爬起來說:『怎麼回事?你怎麼跑出來了?』他把我按在他的床上,給我蓋好被子,說:『你不要動,我去找大盧。』我躺在那裏,腦海裏像過電影一樣浮現著大盧一幕幕的影像。這位老同學過一會兒回來後對我說:『大盧找到了,他有點病送醫院了,你放心好好休息,有我們照顧他。』我回到住室仍是放心不下,村裏的張大嫂來給孩子餵奶,我見到她就哭了。她說你不要哭,剛生小孩沒幾天會哭壞身體,為了孩子想開點。過了幾天,院長何干之找我談話,他告訴我,盧介夫投井自殺了。他還說,大盧這個舉動是不對的,令人惋惜等等。我略微想過之後,即向何干之表示,大盧此舉是消極背叛革命,我不會因此動搖和消極,我要堅定地跟著黨走,為革命事業奮鬥到底。」

儘管媽媽當即堅定地對黨組織表明了自己的態度和忠心,她還是一夜之間成了反革命家屬,周圍的大多數人都不敢接近她了。這個巨大的打擊使媽媽的奶水一下子徹底地沒有了。義務給孩子餵奶的張大嫂來了,媽媽告訴她,丈夫自殺了,現在自己已經是反革命家屬了。媽媽問張大嫂怕不怕受牽連,張大嫂一邊給孩子餵奶一邊說:「什麼是反革命家屬我不懂,我只想救孩子一條小命。」 張大嫂走後不久,孩子由於沒吃飽又哭起來,哭累了就睡著了,過一會醒了還是餓得哭。張大嫂有自己的孩子要哺乳,不能頓頓奶媽媽的孩子,她便給媽媽介紹了另一個奶媽。於是,媽媽托著產後虛弱的身子,抱著孩子走著去十幾里外的村子找這位奶媽。

路上,媽媽遇見出村去為食堂買東西的聯大的馬車,趕車的食堂管理員認識媽媽,可是這次他見到抱著孩子的媽媽卻沒有像往常一樣停下車帶媽媽一程,而是視而不見地趕著馬車從媽媽身邊過去了。媽媽流著眼淚抱著孩子走了十幾里路,找到了張大嫂介紹的奶媽家。

這個奶媽剛死了孩子,她一見媽媽就高興地接過孩子,撩起衣服給孩子餵起奶來。媽媽看到她奶水充足,就放心地把孩子留下了。還沒走出村子,就有人走過來告訴媽媽,這個女人是城裏人,有梅毒,孩子一生下就死了,她是到村裏來養病的。一聽此言,媽媽嚇得立刻跑回去找個借口把孩子又抱了出來。

這時,天已經黑了,媽媽摸索著沿著一條羊腸小路走到一個池塘邊,哭著坐了下來,心情極度抑鬱,望著池水,她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氣。她流著眼淚久久地看著正熟睡著的沒了父親的孩子,孩子那安寧的樣子使媽媽實在狠不下心離他而去,看著看著,偉大的母愛漸漸地復甦了,她咬牙站起來,抑制住極度的悲傷,抱著孩子硬撐著又走了十幾里路走回了家。回到家,她就一頭撲倒在床上,虛弱得一動不動了。

第二天,華北聯大系主任找媽媽談話,他說:「現在是戰爭年代,領導的孩子都送給人,你現在的情況撫養孩子太困難了。」媽媽何嚐不知道獨自撫養孩子的艱難苦楚,可是越是苦,她越感到孩子是她的感情支撐,看見孩子就如同見到大盧,感情上精神上都得到安慰,所以她咬牙堅持不把孩子送人。當天媽媽又抱著孩子去別的村子找奶媽,還是無功而返。又過了兩天,張大嫂才給媽媽找到了一位耳聾的奶媽。媽媽終於把孩子送了出去。媽媽得到休息後,體力慢慢恢復了。

大盧自殺的同一天,另外兩個華北聯大的教員也因為受不了嚴酷審查自殺了,其中一位女教員自殺未遂。她不知從哪兒弄到一顆八路軍的土製手榴彈,她把手榴彈放在胸前,平躺在地上,拉開了引爆線。沒想到,這顆手榴彈是次品,它沒有把這位女教師炸死,卻把她的下巴炸掉了。

大盧自殺一個多星期後,華北聯大的黨組織決定把媽媽分配到聯大附近的辛集中學教書,就算她從華北聯大畢業了。

河北辛集中學是共產黨在抗日戰爭勝利前夜創建的一所中學。原校名為「晉察冀邊區第六中學」,媽媽在校時易名為「冀中區第二中學」,辦學宗旨是「一切服務革命戰爭需要,一切為了革命戰爭勝利」。

聯大離辛集中學有十多里路,媽媽帶著行李坐著馬車走了一個小時就到了辛集中學。媽媽剛到辛集中學沒幾天就趕上中共河北省教育廳召開教育大會,辛集中學校長便讓媽媽去參加會議,大會的第一天媽媽就巧遇爸爸,於是就發生了上述的爸爸和媽媽的愛情故事。

一九四七年的八月到九月這一個月是媽媽的劫難之月,又是媽媽的幸運之月,這一個月中媽媽經歷了人生巨大的跌宕沉浮。

當時,雖然媽媽被允許在共產黨的學校做教師,也允許去參加教師大會,但是共產黨的檔案制度卻使媽媽背上反革命家屬的標籤不得翻身。不管她如何極力向黨表忠心,不管她工作多麼出色,她也很難摘掉這個標籤。更糟的是,她的孩子也將成為反革命子女。爸爸的出現,使媽媽擺脫屈辱的境地成為可能。

儘管媽媽一直對共產黨非常愚忠,但是媽媽老年後的一次表現卻讓我們子女跌破眼鏡。那是一九八四年初的一天下午,一位不速之客突然來拜訪媽媽,他竟是四十年前在西北大學與媽媽單線聯繫的中共地下黨員楊遠[#20094]。他聽說我爸爸出事的消息,找上門來突然造訪。

我的爸爸在年前(一九八三年)十月以新聞出版代表團團長的身份赴美訪問,在訪美期間滯留不歸,成為中共史上第一位叛離中共、留在西方的中共高級幹部。

爸爸叛離的消息馬上被上報給鄧小平,報告說,劉珙是老共產黨員的兒子,屬抗戰牌的共產黨幹部,五十年代曾是外交官。鄧小平得知這些後,大怒,說:「劉珙是羅孚式的人物!」羅孚曾是老共產黨員、老幹部、老報人,後被中共定為「英美帝國主義間諜」,囚禁北京十年。根據鄧小平給爸爸的定性,中共中央立即向全國下達文件,通告把爸爸開除黨籍,開除公職的處分。一時間,海外報紙熱點報導。

楊遠[#20094]得知消息便前來向媽媽表示同情,並特地藉此機會向媽媽吐露埋在他心中近四十年的愛慕之情:他問媽媽現在他是否還有希望得到她的感情。媽媽聽了他的話反倒氣不打一處來,好像自己不是共產黨員似的,大聲斥責起共產黨和楊遠[#20094]來。

媽媽指著楊遠[#20094]說:「你們共產黨都是些什麼東西?就會在底下煽風點火,危險一來就聞風而逃。當初學運失敗前,你們共產黨組織早就知道國民黨政府要鎮壓學生了,可是你們一邊在背後繼續煽,一邊內部決定,只通知共產黨員在鎮壓前撤退,不通知學生,讓學生做擋箭牌。最後還是三青團的同學給我報信讓我快逃,你當初在哪兒!學運失敗後,那麼多學生被捕,你們共產黨根本不管,都是我們學生自己四處奔波找關係救人,你當初在哪兒!你們共產黨人面獸心,就會利用人,利用完就整、就殺,大盧就是被共產黨整死的,他死得好冤哪!我丈夫劉珙對我恩重如山,是個大好人,共產黨要是像他那麼有人性,也就不會整死、殺死那麼多好人啦!」

媽媽情緒激動,口若懸河,楊遠[#20094]被罵得口乾舌燥。他問媽媽:「你能不能給我沏杯熱茶?」媽媽到廚房給他泡了一杯茶葉水——用的是冰冷的自來水。

媽媽在回憶錄中寫道:「劉珙不僅是我的丈夫,還是我的恩人,他一生都實踐著當初對我的諾言。」

大盧的死不但是媽媽終生的痛楚,也是爸爸終生的痛楚。爸爸老年時常常陷入那些痛苦的回憶中。有一次他從回憶中恢復過來像是自問自答似地對我說:「共產黨整人往死裏整,讓人感到無路可逃,文化大革命時整人就更是讓人無路可逃。可是一九四七年時中國還不是共產黨的天下,在共產黨佔領區挨整的人也感到無路可逃,他們寧願自殺也不逃,他們完全可以逃啊!」當時我感到爸爸幾十年後還在為大盧和其他被共產黨整死的人傷心。

我在美國與爸爸生活了八年,直到他去世十年後,我才知道爸爸一直帶在身邊的一個如書包大小的小籐箱的秘密。原來那是大盧送給媽媽的唯一一件禮物,這隻小籐箱成為爸爸和媽媽共同的念物,裏面裝著爸爸和媽媽年輕時的來往書信。一九八三年離開中國時,爸爸把這隻小籐箱和裏面的書信帶到了美國,始終把它保留在身邊一直到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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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1-14 2:5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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