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諷的對比和諷刺
兩極對比是反諷（irony）的重要特徵，也是詩美的一大要素。杜甫以「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詩句彪炳千古，體現了偉大的人文精神。在這裏，沒有鞭笞，沒有控訴，卻字字帶淚泣血，字字金聲玉振。
米勒小說《心獸》中的兩種茹毛飲血的原始野蠻或「血祭」的對比描寫，我已在《把詛咒化為葡萄園》（《明報月刊》2009年11月號）一文中做了分析。小說中還可以看到遠遠勝過「朱門酒肉臭」的特權和腐敗，以及普通民眾的赤貧的對比性蒙太奇。例如饑餓和日常生活用品的奇缺：青年警衛偷生澀的青梅充饑，連火柴、蠟燭、螺絲釘，都有人偷竊，家庭婦女靠丈夫從屠宰場偷回來的牛尾巴做洗滌的刷子，農村進城的女大學生的夢想是穿尼龍襪子。可是，小說中青年女工特莉莎，一攀上特權階層的靠山，就有了進口的外國服飾：英國的毛線衣，美國的牛仔褲，法國的香粉、口紅和眼黛，土耳其的首飾……。她每天換一身新衣服，因此引起辦公室婦女們的嫉妒。透過這個人物的富有，特權階層的腐敗可想而知。
反諷和諷刺都是喜劇性的表現手法，在悲劇性的作品中是難以承受之重的一種緩衝。有時，米勒的諷刺，鋒芒所向，直指獨裁者，例如在《狐狸那時就是獵人》中出現的歌謠：<--ads-->
「沒有臉的臉
沙子的平底鍋
沒有聲音的聲音
這個時代還剩下什麼
沒有時代的時代
人們能改變什麼」
這裏的第一行似乎也可以譯為「不要臉的臉」。作者通過小說人物挑明：這樣的歌謠是針對齊奧塞斯庫的。下面這個片段以更精彩的諷刺筆法直接寫到這個獨裁者的腐敗和恐懼：
「獨裁者每天早晨煥然一新，那個女傭的女兒說。新西裝，新襯衫，新領帶，新襪子，新鞋子。所有這些都要放進透明的袋子裏，再擺在一起，夫人對京城裏來的官員們說，因此才不會中毒。冬天，每個早晨都要一套新加熱器，一件新外套，女傭的女兒說，一條新毛巾，一塊新手帕，一頂新皮帽或棉帽。仿佛他前一天穿戴的一切都小了一點，因為權力在那一夜平靜的和諧中又長大了一點。……」
攜帶德語流亡的語言大師
讀到這裏，我不禁擊節讚賞。誰能說這樣的散文沒有一種獨特的詩意？米勒在一首詩中寫道：「那是下午 / 四點鐘 /我只有五歲。/ 儘管我還是個孩子卻好像活了三十多歲」。這幾行詩表明她的早熟――既是認知能力的早熟，也是一顆詩心的早熟。在組詩《我怕故我寫》中，米勒寫道：「手執長劍口噴火焰的怪獸成群結隊/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把貧寒的村子開闢為格鬥場/把千瘡百孔的街道改作行刑地」（王滔譯），從而在無辜的平民中間造成了饑荒、恐懼、監禁和殺戮，甚至造成人類整體的墮落。
作為詩人，她吸取了羅馬尼亞民歌的營養。在《狐狸那時就是獵人》中，穿插著不少饑寒者歌其衣食的民謠（不知米勒是引用還是做了加工或出自她自己的創造）：「火車站旁邊有苦澀的野草/一列貨車呼嘯而過/一個沒有大人帶領的孩子站在柏油路上/一隻赤腳一隻鞋子」;「我腦袋裏只有一個念頭/我怎樣才能用一根煙捲/跟你換一塊麵包」;「夜在縫製一個/黑暗的袋子」，把羅馬尼亞的一切囊括其中。
獨特的詩意是米勒征服讀者、在瑞典成為諾獎候選大熱門並打動諾獎評委的最重要的文學美質。由於德文與瑞典文極為接近，許多評論家和評委都不必借重翻譯。瑞典學院新任常務秘書恩隆德（Peter Englund）讚揚米勒是「偉大的語言藝術家」。諾獎評委主席維斯特伯( Per Wästberg ) 在瑞典報紙發表的答問中，問到瑞典學院現在有半數院士是詩人，為什麼十三年沒有頒獎給詩人時，維斯特伯說：「我們閱讀來自全世界的詩人作品。也許許多偉大作品都是以散文寫作的，但也有一種詩意的散文，米勒和上一屆獲獎的克萊齊奧就是如此。」在德國，批評家巴羅（Ulrich Baron）在《鏡報》（10/08/2009）國際版撰文讚揚「米勒是也可以詩意吟唱的政治的聲音」。沃爾夫（Larry Wolff ）則在《紐約時報》(1/12/1996) 書評文章中認為：「作者試圖從共產主義的羅馬尼亞的精神和物質生活的醜陋中創造一種詩歌。」
在醜陋的現實中，米勒從小就攜帶著作為母語的德語在羅馬尼亞境內流亡。她嚮往自由的西德，但是，1987年流亡到西德後，她的心仍然留在羅馬尼亞。在這種內心的無家可歸的狀態中，她仍然有一個家，如她的一本書的書題所言：《家在我言說之處》（Heimat ist das, was gesprochen wird. 2001）。在散文《看到死亡的每個地方》中，米勒寫道：「是的，在每個地方，在你見到死亡的地方，你都會有一點兒在家的感覺。」「我害怕故我寫作」的米勒，在這裏已近乎達到「視死如歸」的大境界。她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如她在法蘭克福書展談到面對強權的勇氣時所說的那樣：「勇氣是恐懼的另一面。在一個專制之下，人們需要勇氣和責任感。」
米勒所處的當代社會，或她要表現的「當代性」，是後奧斯維辛時代和後古拉格時代荒誕的社會現象，是一種專制接一種專制的惡性循環。今天的羅馬尼亞，仍然沒有完全清除專制的歷史遺毒。
米勒的諾貝爾獲獎演說，題為《每個詞都知道惡性循環的某件事情》，她所說的「每個詞」，最後延伸為在專制鉗制下發不出聲音的弱者（以牛為象徵）的面部表情：「你們臉上的每個詞/都知道惡性循環的某件事情/但沒有言說過」。她在演講中始終扣住手帕這一極富象徵性的物件展開。她談到，在羅馬尼亞時，她每天早上出門，牽掛她的母親總是要問一句：你帶有一塊手帕吧？不難想像，在手帕的各種用途中，最重要的就是擦拭眼淚或傷口。她接著談到，她被一家工廠解雇後，獨自坐在樓梯上開始靜靜思考。她領悟到：「寫作是一種無聲的行為，從頭腦到手的一種勞動」，「寫作始於寂靜」。米勒的意思是說，當某種已然發生的事件再也無法用口頭語言來表述的時候，我們才訴諸寫作的書面語言。在我看來，就歐洲傳統而言，從羅馬競技場「觀賞」野蠻的人獸鬥之後文人的「靜修」開始，西方才啟動了人文主義的思想傳統和文學創作。
我們這個時代，正如德國哲學家阿多諾警告過的那樣，寫詩仍然有可能是野蠻的。但是，米勒卻繼承了歐洲偉大的人文主義的傳統，像二十世紀後半世紀的不少偉大詩人一樣，把寫詩作為一種馴化野蠻的藝術。《漂流的喘息》中的主人公列奧波德上路時，手提箱裏有哥德的《浮士德》和別的一些詩集，但他不得不一頁一頁撕下來當作捲煙紙，跟別人交換鹽、糖、麵粉和梳子――因為滿頭蝨子，梳子是必需品。這樣的情節，象徵性地表明詩歌已經被擠壓到無底深淵，但米勒的筆法仍然充滿詩意。
西方人文主義與東方人文精神原本有相通之處。瑞典學院頒獎米勒，發現、提升了一種詩美，更重要的是再次弘揚了歐洲人文主義的「理想傾向」。但願這次頒獎成為東方人文精神復興的一種催化劑。
──原載於 香港《前哨》月刊，2010年1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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