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26日訊】（大紀元特約記者周亦菲巴黎採訪報導）2010年10月21日台灣導演戴立忍的影片《不能沒有你》在巴黎Cinema Saint-Germain des Pr□s試映，10月27日開始該片會在法國各大城市公映。該部影片在2009年獲得台灣第46屆金馬獎最佳導演、最佳劇情片、最佳原著劇本、年度台灣傑出電影、觀眾票選最佳影片。導演戴立忍在法國獲得2010年度法國費索爾（VESOUL）亞洲電影展最大獎和法國吉美東方博物館（Mus□e Guimet）頒發的吉美獎。本報於22日在巴黎對戴立忍導演進行了專訪，下文根據錄音整理，有刪節。
記者：這部影片您想傳達的最重要的信息是甚麼？
戴立忍：不管生活面對甚麼，生活必須繼續。不要放棄，生命總會給你一個出口。最重要的就是希望不要放棄，能夠繼續一步一步走下去。
記者：從觀眾的反饋看，他們是不是明白了您想表達的初衷？
戴立忍：在台灣來看，觀眾反映挺好的，反映也很熱烈。其實這部電影是在2009年完成的，去年八月的時候上映，一直上映到十月。照理講，到下片的時候大家應該就忘了，可是《不能沒有你》這部片子很奇怪，到十月、十一月發酵的越來越厲害。到後來甚至總統看完之後，他就公開說希望全國的公務人員都能夠看這部電影，包括內政部，國防部都這麼做了。所以說這部電影的後勁很強，它對台灣社會在去年下半年的時候造成了一種，可以說是一個討論的開端，或者說是討論的平台。
記者：您覺得為甚麼會有這種後效？
戴立忍：我想是因為這部電影講到了大多數人共同的經驗。當然一部份是情感面的，是父女之間親情的這個部份，是每個人都有的經驗。另一部份最重要的是它講到了人跟整個的社會體制，我們每個人都在一個國家機器裡邊，個人跟這個大機器之間的衝突跟委屈是每個人都會有的經驗，所以它引起的共鳴特別大。
記者：這部電影首先是一部台灣的電影，反映了台灣社會真實的一面，那它在國際社會放映的時候，其它國家的人會不會有另外的一種方式來看待？您是不是在等待另外一種反映呢？
戴立忍：是，我現在也還在等這種反映，但是我相信各國觀眾的反映應該會比較類似。如同我剛才說的，這個影片中有兩個部份的元素，一部份是親情，第二部份是人跟體制之間的衝突、委屈跟摩擦。其實這兩個部份不分文化、不分國籍，我相信是很容易引起觀眾共鳴的。在巴黎的試映，因為觀眾提問的問題跟在台灣非常類似，反映也挺類似。之前這部電影也曾經在大陸做過幾場影展形式的、交流會形式的放映，當時觀眾提出問題的方式也很類似，所以我更相信《不能沒有你》這部電影當中表現出來的東西是可以不受文化、語言限制的。
記者：大陸有類似這樣的電影參加了嘎納電影節，但是還被中共的宣傳部門給封殺了。這部電影也是反映了社會底層的真實，中國大陸和台灣的體制不一樣，在中國不讓看說自己體制有問題的電影，在台灣是總統推薦看。那這部電影在大陸放映的時候，中國的觀眾是怎麼反映的，跟台灣觀眾一樣嗎？
戴立忍：其實反映很相近。大家都會被影片中親情的部份感動。大家在生活當中，就如同我說的，在法國也一樣，或多或少都會有跟公機關打交道的時候，和你被週遭的朋友誤解的時候，都會有一種委屈，這些都可以在影片中找到一種呼應。所以反映其實挺類似的。
記者：當初想到用黑白的色彩，是想讓影片更美觀一些嗎？
戴立忍：當初選擇不要顏色，這個原因並不是因為想要美觀。對我來講是要減少對觀眾的干擾。所謂的干擾就是說，我們很容易對某些事物作出當下的判斷，可能看到一個很髒亂的環境，我們就會覺得非常同情他，非常同情這個主角，或者覺得這個主角住在那麼髒亂的地方，我覺得不舒服。像這種很容易出現的價值判斷，我認為會是一種干擾。我希望觀眾在一定的距離之外，心平氣和地看這個故事，看這對父女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情。所以黑白在我看來是一種有距離的方式，它跟寫實其實不太一樣。但是那個距離是舒服的，不會讓那樣髒亂的場景或者人身上烏漆墨黑的油污影響到觀眾，使觀眾輕易的作出正面的或負面的判斷。
記者：您講過說這部電影是一部低成本的電影，也有很多人一開始並沒看好這部電影，但是您還是去拍這部電影，那您有沒有擔心電影的回報率？
戴立忍：當然會把這層思考進去，但是其實我蠻有把握的，像這樣的題材，這麼久沒有人拍，我想如果我把它好好處理的的話，我相信回報率不是太大問題。所以當時並不怎麼擔心。原來我是希望能有70萬歐元來拍攝，我相信70萬歐元都還可以回收，更何況現在只有10萬歐元的拍攝。所以回報率或者是回收，其實是不會虧錢的，我很有把握！
記者：那您拍片子的時候會優先考慮商業利潤嗎？還是電影的藝術價值？
戴立忍：其實對我來講沒有所謂的商業利潤這件事情。可是我會去想商業利潤數據，因為我希望一部電影拍出來會是越多人觀賞到越好。越多觀眾看到的背後不是說我賺到多少錢，而是每一個創作者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夠跟更多的觀眾交流，所以我會去想怎麼樣讓跟多的觀眾看到。雖然我看重的不是錢，但是我計算的方式是跟所謂的商業利益一樣的。
記者：那您會不會想電影對社會起到作用，讓社會上的人思考一下？
戴立忍：當然。我就是認為電影不只是有娛樂功能，所以我才會找了這個題材，拍了《不能沒有你》這樣一部電影。因為我認為電影它可以有社會對話的功能，它可以經由電影的揭露，或是電影的放映，讓很多人看了之後，大家對一個共同的現象有關注、有對話，所以我會在所有人都不看好的情況下，我仍然認為這樣的電影是有價值被拍攝的。我認為電影不是只有作者，不是一個人的，如果電影只是一個人的話，為了表現我的品位多麼好，表現我有多聰明，表現我多有才華，這樣的電影對我來講比較狹隘。我認為好電影，首先電影本身應該是在電影史中有它特殊的位置的，在美學上或是各方面做一個開創嚐試。第二作者在他的創作過程當中，能夠他自己的一部份經驗在電影中呈現。第三部份也是最重要的，跟觀眾之間，對整個社會能夠發揮某一種功能，對話或者互動，或者教育，或者其它甚麼，如果能具備這三者，我認為這會是一部具有價值的電影。
記者：男主角的扮演者陳文彬也是編劇嗎？
戴立忍：其實並不是，這是宣傳當中有誤會。
記者：那這個故事是怎麼挖掘出來的呢？
戴立忍：這個故事是2004年的時候發生的一個新聞事件。在2006年的時候，台灣有一個平面報紙作了這件事情的一個深入地報導。陳文彬他當時是我們這個行業的新人，他想拿這個東西來練習，想把這個東西拿來拍電視劇。我看到了這個報導，我覺得這個拍電視劇有一點沒有價值，就是說比較浪費，我認為這個故事應該是可以被拍成電影。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就開始編寫劇本，然後把它弄出來。
記者：您同時是編劇、導演，還是演員，有人說您是「戲精」，演戲演得很好，那背後的、真實的您是甚麼樣的？
戴立忍：我也很難描述自己是甚麼樣的人。
記者：您的性格特點？
戴立忍：其實我從小不認為我可以表演。即便我到國立藝術學院戲劇系就讀的時候，就是我大學的時候，我的主修是導演，我也從來不認為我可以表演，所以我表演課都是用混的，用蒙的，我主要的精力放在導演的學習上。可是因為遇到了一個很好的老師，馬丁尼，一位表演老師，國立藝術學院的表演老師，他讓我知道原來表演不是我以前以為的，所謂表演就是不要臉，或者是臉皮很厚，或者是敢於在眾人面前做一些奇形怪狀的事情，他完全顛覆了我的看法，奧，原來表演是自己跟自己的一個對話，自己把自己的生命經驗的一部份拿出來好好檢視，好好消化，再安置回自己身上，是這樣一個過程。所以我一直在眾人面前講話還會打結，還會結巴，還會臉紅，基本上我是一個很害羞，很低調的人，我希望所有人的目光都不要看著我。我是那樣子的人。
記者：那是不是您的洞察力比較強？會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東西？
戴立忍：是吧，應該說好奇心很強。我想要知道很多事情，也許我知道的過程比較慢，就是我學習的過程比較慢，可是我的好奇心的慾望特別強，
記者：您的經歷從導演到演員，還有編劇，（戴立忍：對，還有剪輯呀，甚麼都弄。）並且獲得了很多的獎，看起來您的事業很容易就成功，但是在成功的背後是不是也會有挫折？
戴立忍：對對，當然的。我在電影和戲劇上花的時間跟功夫可能是大家很難想像的。我敢負責任這麼說，過去十五年，我沒有任何一天休息，我每天睜開眼到我每天合上眼睡覺，這個過程當中我就是想著電影應該怎麼拍？應該拍些甚麼？我應該再學習甚麼技術？我對哪一個部份還不瞭解？幾乎沒有所謂的休閒。最近讓我越來越覺得彈簧鬆了，因為太久太久的時間，我的一些朋友都知道，我是那種超級工作狂，大年初一或者是中秋節甚麼的，對我來講是沒有的。我無時無刻不在這件事情裡邊，我跟朋友的討論、談話全部都是跟電影有關的。現在想起來，當時過程當中自己很enjoy（享受），可是現在回過頭來看，哇，不知道怎麼度過這麼長時間的，很可怕。所以我幾乎通曉了電影每一個技術環節。最複雜的導演、編劇、剪接，這三個是電影當中最複雜的環節，還有表演，我都做到了算是一定程度了。
記者：您能拍這樣的片子，是否人生中碰到過甚麼樣的轉折點，它影響了您？
戴立忍：沒有特別轉折點，因為我就是一直生活在那樣階層的人。我就是一直生活在瀕臨無產階級的狀態的人。我沒有婚姻，沒有小孩，我沒有不動產，我銀行存款數字通常少得很可笑，甚至很長一段時間還得擔心銀行數字變零，所以很多年的時間我是標準的無產階級。所以所謂中下階層，雖然我不喜歡這樣的分類，我就是中下階層，我就是勞工階層啊。所以對我來講，讓我講名牌，講奢華，講中產階級那一面，我反而不會講。可是你要讓我講勞動，講無產，將普羅大眾生活的狀態，我就特別會講。因為我就是生活在那樣狀態的。
記者：您是一個多重身份的人， 多才多藝， 有的時候是演員， 有的時候是導演，這些角色會不會有一種互補互助的作用？假如說做演員的時候會不會更容易明白導演的意圖？
戴立忍：肯定，肯定會的。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說，我交叉的進行導演和演員的工作有一個好處，導演工作是一個很複雜的，密度很高的，非常勞心勞力的工作，在做了一段時間之後，演員的工作其實比較單純，當然它的困難是另外一面，但是相對導演來說比較單純。在當演員的時候，我可以放鬆自己，另外一方面我可以跟不同的導演合作。跟不同的劇組合作，對我來講是一種充電、學習，看別人怎麼去拍電影。所以對我來講，這是一個還不錯的節奏，而且當演員可以賺錢，賺夠了以後，我就可以拍自己想要拍的戲。
記者：您對台灣的電影行業有甚麼期待？
戴立忍：我這幾年一直在媒體呼籲，台灣最重要的是發展影視產業。影視產業包括電影、電視、流行音樂，包括現在的電玩業。為甚麼發展影視產業，因為台灣沒有天然資源，台灣過去花了三、四十年時間大力扶植電子業，讓電子業能夠成為台灣一個主流、中流砥柱。可是在大陸的市場興起以後，電子業就全部進到內地去了。那台灣還能發展甚麼呢？台灣可以發展觀光業，台灣傳統農業可能還可以繼續維持，還有甚麼？生計產業，台灣政府投了這麼多錢，幾百上千億的，可是它的成效在哪裏？台灣發展甚麼我認為都好，因為台灣人有聰明的頭腦，發展甚麼都好，可是甚麼樣的產業能讓所有產業都再翻一番？我們可以看到韓國，我們可以看到以前的日本，我們在美國好萊塢的洗禮下這麼多年了，我們難道還看不出影視產業的重要性嗎？影視產業是能夠讓台灣所有產業再翻一番的一個最有潛力的產業。
記者：那您還帶著這部份社會使命。
戴立忍：社會使命也好，或者是這個行業的使命也好，或者是我對這塊土地的觀察也好。韓國是一個最好的例子，韓國在短短的五、六年之內，它的電子產品，從光華商場的三流產品變成一線產品，為甚麼？是因為它技術改善了嗎？它價格變化了嗎？其實都不是，就是因為韓劇來潮，因為韓劇，因為韓國電影。就是在影視產品當中能夠讓其它地方的人民或者是其它國家的人知道你這個國家、這個文化地區的生存狀態，甚至進一步認同你的價值觀，這樣的話不僅是觀光業帶的起來，電子業帶的起來，傳統產業帶的起來，所有產業都帶的起來，都可以有非常高的附加價值。而且台灣過去五、六十年來花了多少錢，就是想讓全世界瞭解現在台灣有一群人生存的處境跟狀態，所以我們花很多錢做外交，我們花很多錢在國防上面，花很多錢做各式各樣的事，但是所有台灣想做的，甚至台灣想加入聯合國，台灣一天到晚花錢告訴別人我們台灣怎麼樣，我們台灣怎麼樣，如果花在影視上面的話，也可以像韓國一樣，短短幾年就達到了。而所花的成本其實跟過去所花的方式比較起來是少得不得了。我不是執政者，我不知道為甚麼，大家永遠想不到這一點。可能是因為選舉太多了吧。
記者：您應該是一個很好的說故事的人，那您心中還有甚麼樣的故事要講？
戴立忍：好多。只要我活著，當然我希望有一天能活到一種無慾則剛的境界。但是在我達到到那個境界之前，我對這個世界還是有一些看法的，也許是讚美，也許是分享，也許是期許，我都會希望透過電影的方式，透過戲劇的方式來表達。
記者：您想成為甚麼樣的導演？
戴立忍：我熱愛生命，我喜歡這個世界，我希望把這種熱愛，這種喜歡跟感動透過故事的方式，特別是電影的方式分享給大家，這就是我最想做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