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30日訊】2010年10月15日，重慶市江津區委書記王銀峰的「風水門」錄音在網絡上被部分公開，其中可以清晰地聽到被稱呼為「王書記」的人表示說：你知道不知道這個風水，什麼叫風水？這個地方就因為你這棟樓起來了，這裡是衙門(敲桌子的聲音)，不能在這裡辦了。你懂不懂？(中國青年報，10月15日)
衙門也叫「牙門」，來源於古代尚武營門上懸掛的齒形獸牙，這些圖騰代表著舊時對公府官署絕對的尊崇。《人民論壇》曾經通過對於基層黨政官員及民眾的深入走訪，發現官員追逐風水，最大的心理動因是對官位和金錢的迷戀。於是，公共建築的「風水學」就成為他們打造「衙門」、實現威權的最好詮釋與寄託。廣東肇慶市市政管理局一份有關拆移關公像的公文，就是公然以「一武財神傲視所有黨政機關，有失君行」的名義發佈的。由王銀峰書記的「風水門」，我所聯想到的是100年前革命先烈宋教仁的好命相。
1913年3月20日，有望出任中華民國內閣總理的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在上海滬寧火車站遭到槍擊，於22日凌晨去世。同年4月2日，比宋教仁年長22歲的湖南同鄉譚人鳳，在《民立報》發表《哀宋教仁辭》，說是幾年前在日本東京，他與專門看風水、算命相的陰陽家給宋教仁(鈍初)推算的是「三十年太平宰輔」的好命相。沒有想到「星命杳無憑，天道暗難問，被擊之後，僅閱十七點鐘而竟死矣」。
「二次革命」失敗後，譚人鳳遭受袁世凱的懸賞通緝，於1913年10月逃亡日本，化名林泉逸避居九州福岡縣築紫郡太宰府町。已經公開承認「星命杳無憑，天道暗難問」的他，依然在《石叟牌詞》中結合著《易經》八卦的推演，寫下了自己所見證的革命傳奇：「七月初，彭壽松函告湖北情形極好，念間，同志覆電催促往主持。余時適病，於二十八日開會報告，謂有人代勞去，當入病院，否則惟有帶藥往。初鈍初以余病重，承認八月二十日往，余遂於二十九日入虹口筱崎醫院。比接湖北電報，稱已派代表來，鈍初仍留候。……餘憤極，乃帶藥餌出院，於十七日會議後，即入南京，約各同志，以湖北情形囑謀響應。十九日始由南京與居正同輪赴漢。到九江，而黎元洪為都督之名義，已喧囂於耳鼓矣。」
這裡所說的舊曆辛亥年七月二十八日即陽曆的1911年9月20日。由於宋教仁遲遲不肯前往武昌，譚人鳳不得不於10月8日帶病前往，等到他與居正趕到武昌時，黎元洪已經在三天前被推舉為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用譚人鳳的話說，「黎元洪一無用之庸劣懦夫也。武昌革命以統率無人，擁為都督，旋而副總統，……推原禍始，則皆宋鈍初之遷延有以致之也。」
譚人鳳之所以在《石叟牌詞》中痛恨「英而不雄」的宋教仁以及「雄而不英」的黃興錯失良機，正是因為他連同他周圍的一部分湖南人，確實把由黃興充當新政權中的第一號人物、由「英而不雄」的宋教仁充當「太平宰輔」式的第二號人物，當成了他們從事革命活動的主要目標之一種。
急於充當「太平宰輔」式的第二號人物的宋教仁，於1911年12月4日也就是舊曆10月14日，聯合陳其美、程德全、章太炎等人在江蘇教育總會召開會議，並於當天發出通電，「暫定南京為臨時政府所在地，舉黃君興為暫定大元帥，黎君元洪為暫定副元帥，兼任鄂軍都督，……」關於此事，受梁啟超派遣從日本回國從事聯絡活動的盛先覺，在12月7日寫給梁啟超的書信中介紹說：「前數日(十四日乎)上海已開國民會，公舉黃興為假大元帥，而黎副之，以宋教仁為總理，現均已往南京。覺屢訪黃、宋均未遇，……」
另據日本駐南京領事鈴木榮作寫給外務省的報告記錄，12月23日晚上，宋教仁秘密訪問鈴木榮作時表示：「各省代表年齡思想甚懸隔，過激急進者有之，折衷緩和之溫和派亦有之，統一意見自然困難。但這些議員(代表)無論何人皆不願袁(世凱)為大總統，而均推戴黃興。」
由於孫中山在黃興準備赴南京組織臨時政府的時候適時回國，從而為中華民國的政權建設帶來新的變數和新的局面。宋教仁想通過擁戴黃興出任大元帥及大總統而由他自己出任內閣總理的政治夢想，也宣告破滅。隨之而來的是各個方面尤其是同盟會及國民黨內部對於他的排擠與仇恨，直到兇手武士英對於他的奪命刺殺。
中國有句古話叫做風水輪流轉。但是，100多年過去，辛亥革命的先驅者譚人鳳、宋教仁等人對於風水命相的傳統迷信，無論如何也不應當在自稱是信仰唯物主義無神論的執政黨內部輪迴氾濫。古有皇帝「不問蒼生問鬼神」，今有書記「不問蒼生問風水」，之所以會出來這種與「權由民賦」、「以人為本」的現代理念背道而馳的「風水門」，說到底依然是官本位的根深蒂固的權力慾望及權力崇拜在起作用，而且這種權力慾望與權力崇拜一直沒有得到強有力的制度性制衡與監督。借用王銀峰書記的經典話語，「你知道什麼叫惡不？跟政府作對就是惡」。
──原載《時代週報》 2010年10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