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3日訊】（大紀元記者周行多倫多採訪報道）2009年2月6日，中國著名流亡作家、自由主義法學家袁紅冰先生在多倫多大學舉辦他的新書《台灣大劫難》介紹會，並解答聽眾提問。之後，袁紅冰先生接受大紀元記者專訪。以下內容根據採訪錄音整理。
記者：可否談一下您寫「台灣大劫難」一書的初衷？
袁：這個書主要是把一個真相告訴世界，同時也提出一些如何保衛台灣自由的思想，書的基本目的有兩個，一個是給台灣人敲響一次警鐘，同時也揭穿中共和國民黨權貴之間的一些政治陰謀，另外我試圖達到的目的是，通過把中共的政治戰略曝光，使它在實際執行過程中處於進退為難的狀態，希望能夠打破中共戰略的腳步，為台灣保衛自己的自由贏得更多的時間。
記者：能不能舉些例子，就是您的書中講的那些，揭露的那些機密文件確實是有來處的？
袁:這本書本身不是一種預言，它是一個事實的證明。所有這些信息都是從受到中共整肅的高官的家族成員那裏轉給我們的，等到將來我們會把我們寫書的基本的動機和原委告訴世界。
記者：按照您現在對中共和台灣社會的理解，您覺得台灣人應該如何應對才是比較好的方法？
袁：第一是開始一次對台灣前途和命運的全民大討論，通過這次討論，使大家衝破中共暴政和國民黨權貴製造的兩岸關係所謂互利雙贏的這類謊言，把真相呈現出來，認識真相是走出大劫難的前提；第二是台灣人要迅速地行動起來，用自己的民主權力迫使國民黨當局儘快地改變全面投降共產黨的這種國策，同時要制定出能夠引領台灣人走出這次大劫難的具有大智慧的大國策來。
記者：您說中共對台灣的政策主要是以經濟最後帶動控制這個社會，那麼您覺得中共對香港的政策會不會有類似的策略？
袁：中共現在對香港的所有的經濟優惠都是臨時性的，都是為了保持香港作為一個誘餌把台灣引誘進它政治的牢籠，當中共一旦把台灣也關進它政治的牢籠後，香港的自由也就沒有了。
記者：神韻演出成員香港簽證被拒，您覺得在這件事情上中共起什麼作用？
袁：中共是全球幾乎所有反自由、反人類的行為背後的主導者，那麼在香港就更是如此了，大家都知道現在香港的一國兩制本身就是一個騙局，現在整個香港的政治局面完全操控在中共暴政的手裡。所以這次它們拒絕讓神韻進入香港，我想至少表達了兩個信息。第一個信息就是中共暴政對神韻充滿了恐懼，否則它何必要做這樣的事情呢？另外一個就是中共對香港的所謂一國兩制實質上是一個謊言，它自己揭穿了自己的謊言。
記者：這件事情對台灣有什麼警示作用？因為台灣前副總統呂秀蓮說這個事情對台灣有警示作用
袁：這件事情就可以讓台灣人意識到一國兩制實際上是一個騙局，所謂一國兩制就是說香港還可以保持自己的自由，那麼在一個自由制度之下怎麼可以禁止一個文藝的演出呢？而中共暴政就這樣做了，那台灣人應該從中理解當他們淪為中共暴政下的一個所謂特區之後，他們的精神自由、社會自由都會喪失掉。
記者：您在美國的一個發佈會上講過，中共對中國人傳統文化及道德觀念進行持久破壞，當今中國在精神文化層面上已經接近亡國了，您可否解釋一下？
袁：中共統治中國的60多年，就是不斷地對中國的文化摧殘的過程。從57年所謂反右派運動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運動等等，整個中國的文化實際上一直處於被摧殘的過程，那麼在把中國的文化徹底摧殘之後，特別是把中國的文化精神徹底地消滅之後，它現在又用一些殘存下來的文化的軀殼塗脂抹粉，它自己又粉墨登場，扮演一個中華文化的繼承者這樣一個角色，比如它在全球各地辦孔子學院，而事實上這些孔子學院成為它統戰的一個工具，成為它在全球推行共產極權專制的一個工具，而共產主義思潮顯然是來自西方的極權主義思潮。
記者：您說亡國文化層面上，那對中國人和中共意味著什麼？
袁：對於中國人來說就是淪為精神的亡國奴。如果大家還不認識到這個的話，我們五千年的文化傳統就沒有繼承人了，認識到這一點對我們中國的意義就是下一個中國歷史時代的重要主題之一，就要復興中國文化，重建我們文化的祖國；對於中國暴政來說，把這件事情揭露出來可以讓中國人意識到中共暴政不等於中國，而且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賣國賊集團，因為它背叛了自己文化的祖國，它從靈魂上、從精神上出賣了自己的祖國。
記者：實際上我們看到的中國人有的出國幾年了，還很怕中共。您提了中共的很多壞事、醜事，那您有沒有過擔心？
袁：我是從來不擔心這些的。我早就知道，我有一句話叫做：自由是艱難的，高貴也是艱難的，但是我們為了不死於醜陋和墮落，我們必須承受這種艱難。所以如果沒有這樣的一種信念，就不要去談論與自由和高貴有關的話題，我們既然談論這個話題就不應該再去考慮那些問題。當然中國人很多人處於這個恐懼之中，我們也可以理解。因為中共確實是人類歷史上最兇殘的一個極權統治，但是中國人也要明白另外一個道理，恐懼是沒有用的，委屈不能夠求全，如果終生生活在恐懼的陰影中，這樣的人生實際上是很沒有價值的。
記者：您住在澳洲，澳洲曾經有一個中共的外交官陳用林出來揭露中共的一些間諜的事情，您自己有沒有受到過騷擾？
袁：它們從來沒有騷擾過我。鬼怕鍾馗。
記者：我們看到有很多中國人還是很怕中共的，但是我們也看到已經有差不多七千萬人中國人在大紀元網上登記退出中共，有些用真名退，您怎麼看這個事情？
袁：用恐怖來維護統治是所有極權暴政的共同特點，而且越接近滅亡它會越把國家恐怖主義發揮到極致，但是歷史證明了所有恐怖的統治最後都不能持久，人們總是要從恐懼中走出來的。所以我想，這些退出共產黨的人，他們是在中共體制內發生的奴隸起義，他們能夠勇敢地走出對共產黨的恐懼，他們就接近了自由。
記者：您剛才談到了中共對台灣問題採取了文化、經濟等幾方面作統戰，現場很多聽眾的提問也有很多擔憂，經濟這個東西好像太強大，您有什麼見解來幫助台灣人或者中國人？
袁：概括地說就是在整個人類都相信物慾的時代，台灣要想保有自己的自由就必須有一種超越物慾的精神力量。這不是簡單的理想主義，而事實上我們回顧每一次人類的歷史，每一次大的劫難的關頭，都是這種崇高的理想主義引導人類度過了災難。
記者：您寫這本書您覺得對大陸的或者是散居在海外的中國人有甚麼意義？
袁：我想對中國人至少有一點，在相當程度上讓中國人意識到我們實際的真實地位，我們的真實地位就是中共暴政的政治奴隸。我們的真實地位就是中共暴政統治下的精神和文化的亡國奴。我們如果想要改變這種狀態作一個自由人，就必須驅逐馬列、恢復中國，重建我們文化的祖國。中共在臨死之前，它是不惜把中國毀掉的，你看它現在為了發展經濟如此徹底地毀滅中國的自然生存環境和自然資源，你就可以知道。而大量的貪官把他們用腐敗的權力掠奪的金錢轉移到海外，也表現出了他們一種很瘋狂的末日心態。所以，只要中共暴政多延遲一天，中國未來的災難就會深重一分。要想減少中國這次大變革，社會大變局中的未來的災難，只能有一條路，那就是儘快地徹底地否定中共暴政。
記者：您認為怎樣做到這一點呢？
袁：現在整個中國反抗運動已經開始蓬勃發展，中國幾億的農民工、中國幾千萬的國營企業的失業工人、200多萬基督徒家庭教會的反抗，藏族人、維族人、蒙古族人的反抗，還有法輪功維護自己信仰的反抗，所有這些反抗的力量，我想都會在未來的某一個時間點上形成一個共同的意志，那就是徹底地否定中共暴政。
記者：您作為大陸的一個學者，為何這麼關心台灣的民主問題？
袁：我想主要是兩個原因，一個就是我認為自由是屬於整個人類的事業，因此當台灣的自由面臨災難的時候，我肯定要做一些事情。另外一個就是我的所有的哲學和文學著作在中國大陸都是禁書，如果沒有台灣這塊自由的聖土，我的書，存在我靈魂的這些著作就不可能出版。那就是茫茫的宇宙之間，雖然如此遼闊，居然沒有我的一本書出版容身的地方，幸虧還有台灣這樣一片自由的聖土。那麼台灣的自由遇到危險的時候，我又怎能完全置身事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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