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良時代「遣唐使」輸入唐土流行書蹟與文化
日本在飛鳥時代派遣「遣隋使」至中土之後，奈良、平安兩朝的「遣唐使」 的陣容更加盛大，藉由派遣中國的船舶載入的中國文物成為日本國文化的基礎。其中除了佛教文物之外，中國文化的學問、制度、文學藝術以及各種先端的科技發明都成為日本孺慕學習的對象。在書法文化上而言，日本的奈良時代締造了輸入中國書蹟史上的第一個高峰。
在唐太宗貞觀四年（西元630年），即日本舒明天王二年，日本「遣唐使」首發，同樣由第三次的「遣隋使」大使犬上御田鍬擔任大使，在西元632年歸國。日本從西元630年到西元838年 為止二百多年間，為了輸入中國最先進的文化而派遣「遣唐使」共計15回。 派遣的使節規模也越來越大，從最早的一船，第二次即增為二船241人，到第八次又增為四船557人，最後一次的遣派及隨行人數達到651人。
事實上，遣唐使為了輸入中國的文明付出了極高的生命代價。當西元七到九世紀之時，遣唐使所使用的船舶是帆船，其受到天候風向影響甚巨，當時從海上渡海到中國其實是極度的冒險之旅，在十五次「遣唐使」中超過一半次數有部分的船隻罹難，又有很多在海上漂流最遠達到南海。 這種犯難的代價背後凸顯出唐代的文化光輝和日本國的憧憬。
「遣唐使」的陣容中有大使和副使、判官和錄事、隨員及船師和翻譯，另外最多的就是隨伴者，也就是留學生和留學僧了，留學僧侶常常留在中國學習，所以去回程的隨伴者自然也大多不同，同時中國的唐僧唐尼也有隨伴到日本的。 神田喜一郎說:「藉著留學生、學問僧、遣唐使的往復，（書法）名蹟陸陸續續地渡來（日本），成為學習、鑑賞的對象」 。
從書法史的角度來看，日本主要輸入中國書法名蹟的第一個時代是奈良時代，此時期日本和唐朝交流繁盛，大唐王朝文化成了奈良王朝忠實移植、學習受納的豐富饗宴，其中又以日本聖武天王的天平時代（西元729-749年、唐玄宗開元17到天寶8年間）成了唐朝文化在日本最璀璨的時期。
在西元717年（奈良朝元正天王養老元年、唐玄宗開元5年）入唐的留學生吉備真備（西元695-775）隨第八次遣唐使船入唐留學，時年24歲，留在中國十六年，研究經史，天文、數、樂、軍事通修。西元733年，天平年間（聖武帝天平七年）隨第九次遣唐使船回國，帶回許多佛經以外的書籍文物。
接著他又擔任第十次遣唐副使入唐（西元752年，天平勝寶4年、唐玄宗天寶11年）。吉備真備是政治家同時也是能書家，傳說他的書法在唐朝向張旭學習，回日本後傳授晉唐的書風。一般認為他對片假名的創造有重大貢獻，不過他的書跡並未遺留後世。
奈良時代的書道在中國書法的影響下成長
由書法遺跡可知道奈良時代的書道的梗概，漢學家、書史家神田指出奈良時代的書道是在中國的書法影響下成長的結果。 他歸納現存奈良朝的書道資料包含有金石文和紙本的毛筆墨書兩大類，紙本毛筆墨書又可分為寫經和文書兩類 。這些紙本墨書反映中國書法名蹟在奈良時代傳到日本的盛況，其中又以東大寺正倉院珍藏之大量紙本文書遺跡為重要的歷史文獻。
《和漢書道史》作者藤原鶴來也指出，奈良時代有許多的文獻以漢文記載，王羲之的書風更是其中的主宰：「萬葉集 的歌、（王室）獻物帖 的記載、光明王后 的臨書、正倉院傳存的書跡等等，在在證明在奈良時代已經有多量的名蹟渡海而來，對羲之的崇拜一時熱盛」、「正倉院傳存的書跡大部分的書風都是羲之的系統」。施慧美在《日本現代藝術史》中也提到奈良時代傳入日本的中國書蹟，「大體上書法特徵以王羲之的書法為基本」 。
附註
1、「遣唐使」的回數常常眾說紛紜，最多也有達到19或20次的，其中有因風或帆船的緣故未發，或是使節只送使到百濟未到中國，也有因他故未發的。西元894年（寬平六年）雖然還任命遣唐使，但並未發，而且「遣唐使」從此終止。上田雄著《遣唐使全航海》（東京：草思社，2006年12月）將這些因素者除去，得「遣唐使」15回，筆者認為這種算法可以真正反應「遣唐使」的實況故採用之。
2、「萬葉集」是日本現存最古的歌集，作者多不明，全20卷，最終完成期約在八世紀中後期，可分成四個主要時期，收錄許多庶人的歌，反映了從口傳漸進到萬葉假名作為文字表記法的文學和日本國語學歷史的重要文獻資料。總歌數4500 首，短歌4200餘首，長歌260餘首，還有其他佛足石歌等等，素樸雄健的歌風，主分為雜歌、相聞、挽歌等部。
3、「獻物帳」是奈良時代記錄奉獻神佛獻物的文書，記錄奉獻的品目和旨意。
4、光明王后（西元701-760）是奈良中期聖武天王（西元 701-756，在位724-749）的王后，信仰佛教樂施救窮。
5、奈良時代王室為了奉佛而建造東大寺，為了獻佛而在東大寺設置國家寶庫「正倉院」，正倉院收藏著王室奉獻的名貴珍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