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1日訊】（新唐人電視台《熱點互動》節目）各位觀眾朋友我們今天談的是《劫後天府淚縱橫》這部片子，它走的是一條奧斯卡的荊棘路。我們請到夏明教授還有橫河先生在現場和各位觀眾一起來討論這個話題，歡迎您撥打我們的免費電話和我們一起進行討論。
主持人：我們先接聽一下紐約楊先生的電話，楊先生您好。
楊先生：主持人好，嘉賓好。首先恭喜夏明教授進電影奧斯卡獎提名，您第一部電影能得到提名，已經相當不錯了。有多少電影人工作了幾十年，他們都沒得到過提名，您第一部電影參與進去馬上就得到提名，這是一個可喜之事。
另外，聽上去您好像有點不服氣。但是從藝術的角度來講，我給您提點意見，您別放棄，接著拍。再拍呢，把佐羅（Zorro，傳說中的蒙面黑俠）加進去，您演的一堆苦人光在那兒哭著，沒人去救，換作我，我要是那個評委，我也不會給您那個獎。您得編個佐羅進去，哪怕是用一個假佐羅，你藝術想像，發揮一下，您別弄紀錄片，您弄一部試試看，把他們都給救了，您瞧瞧您獲獎不獲獎？您別放棄，再接再厲，還是原班人馬，您加個佐羅進去，把譚作人編成佐羅也成，把那個第一個拖拉機隊編成佐羅也成，您得把他們救出來，你不能光讓他們苦兒、淚兒在那兒哭，沒完沒了的，那誰看了都難受，怎麼能給您獎，叫我也不會給您獎，你要加個佐羅進去，我給您獎。
主持人：非常謝謝楊先生。楊先生剛剛提到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在您們拍攝的過程中，反映的是什麼樣的東西？以及您不管是在好萊塢的角度，或者在卡麥隆的角度來選擇的時候，您們當初在做的時候，還有在之後是不是有碰到過像這樣的一些交戰的問題？
夏明：對，我也知道好萊塢獲獎的那些大片，包括那個辛德勒的名單，那些這麼苦的影片，它就得有希望、有勝利。所以我們看到獲獎的這部影片《普魯登斯的音樂》裡面，儘管在津巴布韋目前的獨裁下，她是一個受遺棄的殘疾女孩子，但是她們有歌聲，她們有喜樂，她們有希望。所以我覺得這部影片確實是勝我們一籌的。
我們這部電影沒有佐羅，對的，沒有佐羅。那麼大家看了以後，是不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淚以外，確實沒有希望？大家看了以後都很痛苦、很失望？所以在評選的時候，在進行引導我們這一類片子的時候，那個節目主持人就說，其實紀錄短片也是娛樂的一個很重要的內容，也給我們做了很多貢獻。那時我心裡就想，這下完了，我們的電影根本就沒有娛樂性。
另外有一個很有名的紀錄片製片人叫做麥克摩爾( Michael Moore )，他就曾說：你想一想，如果你要別人進到電影院裡面去看的話，一般人到了星期五晚上，好不容易累了一個星期，總想放鬆一下，如果你製作的那個紀錄片，讓大家都感到絕望、沉重、傷心，就那麼回去，那是幹什麼？所以我覺得這是我們影片最大的一個缺陷。
但是我這邊又一想，對啊，為什麼我們沒有佐羅呢？我們的佐羅就像剛才楊先生說的譚作人、黃琦、艾未未，還有艾曉明，他們要不是被關進了監獄，要不就是被打得顱內出血，要不就像艾曉明一樣，限制了他的自由，不許他出席各種公共活動。
所以我覺得我們的電影，它作為一個紀錄片，它是在紀錄中國的政治現實，所以，我們沒有佐羅的話，說明中國的政治確確實實在目前還讓我們看不到佐羅，看不到希望。
主持人：您有您們的選擇性，有您們的原則。
夏明：另外，我們的侷限性是我們想離開這個地球，但是我們沒辦法離開地球。所以我們想在中國的政治中找到一種希望，找到一種佐羅式的人物。但是，現在佐羅式的人物還沒有出現的時候，就已經「被鋃鐺入獄」了。
主持人：是的。我們現在再接聽另外一位休士頓高先生的電話，高先生您好。
高先生：你好。我覺得這是做了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我對他們的勇氣表示非常的讚佩。我覺得像我們這種人應該叫好，作為一個觀眾，我為他們叫好，非常佩服。
主持人：非常謝謝高先生。剛才夏教授提到，您不管在這之後或者在過程中，有很多人可能會覺得這部片子為什麼要這樣拍，為什麼表現出來的好像是民眾很絕望的一面？橫河先生，您是不是可以就這一方面來看一下，說影片裡面政治化，或者中共說這部影片刻意醜化中國政府等等，您對這件事情有什麼樣的看法？
橫河：這部片子，自從去年做了節目以後，我也看了好幾遍。我覺得這一部片子，如果要說政治化，我認為在這一類題材的片子當中，它是最不政治化的。它只不過是反映了那個現實，是現實帶有政治因素，並不是這部片子帶有政治因素，它只是反映這個現實，而且反映得非常真實。因為當時我們所看到的這些景象和我們擔心的這些事情，在後來的這一年當中都一一兌現了，很不幸的兌現了，包括這些家長們最後沒有辦法而去申訴，但幫家長申訴的人卻進了監獄或者是被毆打。那麼這些情況，當時在第一次做評論的時候，我們就已經在擔憂了。
而且這部片子在拍攝的時候，並不是能夠這樣子拍，能夠那樣子拍，因為這是一部紀錄片，它當時是儘可能的把現實記錄下來，這就已經不容易了。它不可能事後再去補拍，或者是塑造一個人物後再去這樣做。
其實那也是可以的，你要是把很多別的東西都加在一起，將來要拍一部大的故事片，我相信這會是非常感動人，而且是非常有內容的。就像艾未未拍的《老媽蹄花》，他就把後續的一些故事，像譚作人被審判，然後大家怎麼樣去聲援他，這些都是能夠拍出很好片子的題材。但是，這並不是這部片子的責任，將來會有別的人去拍的，我覺得這一部片子已經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
主持人：您們在拍攝的時候，我看見您準備了一張小女孩的照片。您們在拍攝的過程當中，有那些事情會使您心動的？
夏明：我當時去富新小學，看到靈堂裡放著很多小孩子的照片，而且女孩子的照片特別多。因為我自己也有一個女兒，歲數也跟這些孩子一樣大，都是五年級的學生，所以我看到這些爸爸抱著自己女兒的照片，這種傷心，作為一個男人的這種傷心讓我感觸特別深。
為什麼我感觸特別深？第一個感觸，我感覺中國的農民真偉大，因為他們沒有重男輕女，對他們的女兒都這麼的愛，個個都打扮得這麼漂亮，這麼的光鮮。他們確實已經不是我們所說的，農民都一定重男輕女，只有兒子死了會心痛，女兒死了就死了。他們對於這個女兒的傷痛是這麼的強烈，讓我覺得很偉大，他們真的是很愛他們的子女。
另外，我看到這些孩子都這麼可愛，我覺得這些孺子這麼的薄命，確實讓我非常的傷心。另外我看到了一個女孩子，她的名字叫做畢月心。我覺得她的名字取得非常好，就有一付閉月羞花的味道，而且令我非常震驚的是，我看到她的照片以後，我就說她可以成為好萊塢明星，就這樣我把她的照片給拍了下來。
這一次我去好萊塢的時候，我也把她的照片帶著，後來我還找了一個朋友陳奎德給寫了一個字「公道」，因為我想他們這些父母，到現在還在繼續尋求公道，但他們並沒有得到公道。那麼如果這個孩子未來將是一個好萊塢明星，那我就幫她帶過去，為她了個願，那我心中也會覺得很寬慰，就這樣，我就把她的照片也帶過去了。
主持人：好，我們接聽一下紐約張先生的電話，張先生您好。
張先生：你好。今天這個題目很即時，確實也選得非常好。尤其是看到夏明教授在百忙之中親自到現場來，為我們介紹和談一談背景。我感覺應該很形象的去描繪他們這一次的舉動，這真的是「虎口拔牙」呀！就帶有這麼一種精神，真的是勇氣可嘉，而且具有高度歷史資料的價值，這是為人民做了一件非常功德無量的事情。
雖然奧斯金像獎沒有拿到，但是一點兒都不遺憾，我相信在人民心目中的獎，勝過於奧斯卡金像獎，這是我的感覺。同時，我也想問夏明教授一個問題，您有沒有想過後果的可怕？譬如把您抓起來勞動教養、判刑，以顛覆國家政權罪、洩漏國家機密罪等，您有沒有擔心過這些呢？我想問問夏明教授，謝謝。
主持人：非常謝謝張先生，這也是後面我們想要問的。在中國，只要做地震調查的人，我們都看到了，不是鋃鐺入獄，就是人身受到攻擊、迫害。您們在現場拍攝的時候，也被拘留過，那麼您有沒有考慮到這些後果？還有您當時面對的一些情況，請您跟大家介紹一下。
夏明：是的，我是一直有考慮到這些後果的。因為我是做中國地方政治的，我知道中國的政治的確是比較可怕的。而且我們當時開始做的時候，從第一天開始做下去的時候，就跟那些武警、特警、公安，還有軍人發生碰撞，因為他們有很多地方都不許我們進去，不許我們靠近，都把我們驅趕開，所以應該說當時的陰影就很強。後來，我們也有幾次遭到公安的威脅，因為我們碰到一些群體事件以後，我們去把那個情形拍攝下來，而經過兩天以後，漢旺中心小學的父母在那裡堵路，結果又讓我們給碰到了。
上一次我們碰到德陽市公安局的局長，他也是德安市副市長叫陳正權，他看到我們的時候就覺得我們很討厭，說我們像一群蒼蠅和流氓一樣，所以就叫外事警察來把我們趕走，後來又威脅我們，說要逮捕我們，叫我們馬上離開他的地盤，如果再看到我們的話，就會把我們逮捕。
所以我們一路都碰到這樣的騷擾，尤其到了「六一」國際兒童節那天，我們想最後再拍攝一些鏡頭就走，因為當時受難學生家長，無論是富新小學還是都江堰的，他們都在「六一」那天舉行對孩子的紀念活動，他們說要給孩子過最後一個天堂中的「六一」。所以我們就想了，如果我們這部影片要有一個最後的交代的話，那麼我們這部影片一定要有這樣一個結束，這樣我們就可以有一個完美的交代了。
當我們想要去拍的時候，我們的車子到了以後，就發現警察已經密布，我們還沒下車就把我們給盯上，把我們給截住了。後來我就跟阿爾帕特講，說我們可能必須放棄我們的拍攝計劃，如果我們一出去的話，一定會被逮捕，而且一定會發生衝突。所以我們就沒有下車，就這樣放棄了。
後來，我們回到了成都的賓館裡，準備出去買一點禮物，第二天就回國。結果我們在超市的時候，就被警察給圍住了，德陽那邊的警察一直追到成都來，把我們給圍住。後來，四川省出入境管理局的警察也一起配合，把我們全部帶到四川省公安廳去，詢問我們，給我們作記錄等，就這樣折騰了8、9個小時，搞到半夜大約凌晨一、兩點的時候，才把我們放走。
這對我來說，就像我最近寫的一篇文章，題目是「奧斯卡、紅地毯、荊棘路」。有很多人可能會覺得我走上奧斯卡的紅地毯應該是一件很高興的事情。其實，我知道這一路的辛酸和恐懼。另外，像剛才這位先生問的，我也知道未來的路更是一條荊棘路了。
主持人：聽到這兒，我們也覺得這真的是一件很難的事情，面對這樣的危險時，您還要繼續去做很偉大的事情。那我想請問橫河先生一下，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譬如中共可以利用地震這件事件來宣傳它另外一面。就像我們剛剛提到的米子，那個製作人提到，您們在拍攝過程當中，您們去突出這些老百姓、罹難學童家長們的哀痛情緒，以及他們怎麼樣去抗議，但是卻忽略了德陽市的那位局長、副市長跟你們說怎麼樣怎麼樣。這件事情，橫河先生，您可不可以評論一下？
橫河：這個其實很簡單，在美國，不管你在新聞界還是在娛樂界，對於官員、領導的正面報道永遠都不是主題，它要反映的主題，永遠是普通的民眾、事件的本身。實際上中國的報道是不正常的，就以地震的報道來說，重點應該在受難者，在那些生存下來的人，他們是怎麼樣生存的，即使我們拋開所有的政治因素的話，他們也應該是主體。
所以美國這個團隊所拍攝的和編輯出來的內容，是符合紀錄片的標準的。因為後來來的這些所謂抗震救災或者什麼領導指揮，這些都是人為加上去的東西，這些東西作為主旋律來說的話，是它需要的宣傳，但它不是這件事件的本身。
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就像剛才夏明教授介紹的，在災情如此嚴重的情況下，在能動用的人力、物力都非常有限的情況下，它們仍然有相當的力量可監控外來的攝製組，而這個攝製組肯定是不會招惹麻煩的，它只是作為旁觀者在拍攝而已，但竟然有這麼多警察可以來做這件事，而不顧在那裡還有很多人沒有搶救出來，還有這麼多嚴重的災情，它卻去跟蹤這個攝製組，這本身就是一個不正常的現象。
夏明：我想補充一下，因為當時我們去的時候，都已經10天了，還有學生還沒有挖出來，所以我們一開始也拍到一些爸爸在找孩子的鏡頭。因為都10天以後了，而且也不是在大山區，就在漢旺鎮，那麼10天以後還沒有找到，像這種情況，確確實實也說明了一些問題。
另外，我想說一下，在我們製片的過程中，我們也是非常看重怎麼樣最客觀、最真實的表達我們整個見聞。我記得當時我們美國這邊的兩位導演，像阿爾帕特，他身為一個導演，他當然希望能夠拍到他想拍的東西，所以他就有一種期盼，他告訴我說，希望這些老百姓可以跟我們講一些話，能夠跟我們講這些東西。我就跟他說，他們不是你的演員，你不能去導演他們。
另外，他不僅希望能夠聽到老百姓個人的故事，老百姓是不是還可以談談這個學校的整體情況，或談其它一些什麼情況？我也給他干預，我說他們都是農民，他們沒有抽象概括的能力，他們不是大學教授。如果讓他們講自己的故事的話，那麼這是真實的，如果他們講到別人的東西的話，那麼政府就會說他們毀謗，是在洩漏國家機密等等，那麼就會抓他們，就會判他們的刑。那麼在我們的製作過程中，就力求「完全的真實」，因為我自己本身是四川人，當我用當地話去跟他們交流的時候，我覺得也加強了這種真實。
然後，我們回來以後，在製片的過程中，我們也知道這部影片會受到中國政府強烈的關注，會受到中國政府強烈的打壓。因為我們都知道它的政治後果，因此我們在製片過程中，都是力求完全以客觀的眼光在看。所以整個影片當中，你看到我們沒有任何一句評論，我們全部都是由當地的群眾和老百姓自己講他們的故事，我們只是作記錄。
那麼從這一點上，我就覺得，如果把我們這部影片和其它紀錄片相比的話，其它紀錄片都有一個敘述人，而我們這部影片沒有敘述人，因為我們要讓這部影片最大限度的保持它的真實性。
（待續）
（據新唐人電視台《熱點互動》節目錄音整理）
視頻；【熱點互動】《劫後天府淚》奧斯卡荊棘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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