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31日訊】文：鄺承好
上周，一位北京來的藝術家在九龍上海街的「活化廳」門外，做了一個作品，引來坊眾的迷思，也叫記者再三檢討當前香港的社會生態。藝術家做了一支仿紅旗的道具，只是上面沒有五粒星，而只一個『我』字。他慢慢的在上海街朝旺角方向行進。一位小學生很好奇，不明所以，拿起旗端，叫同學給他拍照。那彷如一張「旅發局」（旅遊發展局）的宣傳照。
「活化廳」是寄生在「藝發局」（藝術發展局）旗下的一個小項目。因為切合了港府近年的「活化政策」而得到資源上的關顧。可是，這個叫得「頭頭踫著黑」的政策，卻不見得有機會令民意改變。它活化民間社區，社區群起抗議；它活化文物，往往是把文物搞成了「旅發項目」；最近它去搞活化工廈，卻面對一班打著「生勾勾被活化」的年青人衝著抗爭。正因為一個年青人自然自發形成的觀塘工廈的文化社群，被政府的「活化」政策從經濟上排擠出他們經營起來的社區現實－－物業價值的憧憬，令他們再無法以之前的條件在這些本無人問津的物業裡維持下去。
港府的「活化」嗅覺很大程度是尾隨大陸的方向旗號。北京可能不把這種行徑標籤為「活化」，但聚落的文化社群被地皮的開土車不斷驅趕，是每天都在發生的事，只是比香港更明目張膽，無法無天。為何一種表面上是更新性的目標，最終帶來的卻是對文化環境，對社群生態破壞的結果？
那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以僵化的思維，如何去活化一個人？一個社群？一個社會？一個國家？一種文化？一種歷史的傳承？因為今天這「活化」行政背後的信仰，就是霸道的經濟利益，是私私相授的社會和政治權力。它的基礎是泥足深陷的精神價值的失衡，是一種滑落的歷史迷途。它追求的，就是所謂產業的量化的發展，地方政府要向中央交「活化業績」；要充額，不惜一切。這和當年大躍進大煉鋼的心跡，是僵化地一致的。於是我們見到一種倒行逆施的目標和成果。這個失欠精神、信仰上的質化提昇的思維，如何能夠把面臨崩坍的社會面貌「活化」過來，脫胎而換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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