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紐約地區是世界歷史上最具動力的經濟體。這塊區域的經濟在過去幾個世紀以來持續發展，而且轉變過很多次，而下曼哈頓一直是這些經濟轉型的樞紐。在殖民時代之前，該地區已發展成重要的貿易及交易中心。
到了十八、十九世紀，它成為了產業創新、技術和工業生產的主要中心。隨著二十世紀（以及大型組織時代）到來，該地區再度發展成企業總部、高階商業服務（特別是金融）的中心。
在每個時代中，區域經濟的大轉變都呈現在地景與建築環境的大改變。這種情形在下曼哈頓最為明顯，它從貿易中心轉變為製造中心，再轉變為組織時代的最高層峰代表，最後轉變為居領導地位的世界金融中心。這個區域在過去，尤其是其樞紐，已經成為經濟史上每個新時代成長發展的先驅。
紐約一直是每個新時代的觀念、技術、組織流程及人才的重要搖籃。隨著時代演變，前一時代的功能從都市核心逐漸分移出去，由新功能取代，如同過去的農業和製造業及晚近的大型組織及其功能的情況一樣。這種過程今天似乎再度重演了。
下曼哈頓區及大紐約地區的潛力無窮。由於九一一的悲劇，紐約有機會成為二十一世紀創意中心的典範。這個城市在過去居領導地位，也一直是組織時代的世界首都。
紐約現在的轉變驚人，已足以作為創意時代的先驅──這並不容易，因為許多卓越的城市（或社會），一旦「卓越」的具備條件改變，就從此一蹶不振。
但隨著創意時代推進，更多的挑戰橫阻在前方。舉例來說，前方道路的險阻是：整個美國的經濟和社會分裂逐漸擴大。
這樣的分裂還會持續擴大，還是愈來愈多的人會進入創意經濟中？是只有那百分之三十的人，還是會有更多的人可享受到在工作上運用創意所帶來的好處？創意經濟將會是有人性、真正有生產力的經濟。走這條路需要什麼步驟？紐約就是最容易找到答案的地方。
第九章 開放性問題
在我全國及全世界的演講中，常有人問這個問題：在《創意新貴》出版後，你發現了什麼？我的回答很簡單：很多。
但這裡我會大略敘述我認為最重要的問題，這些隨著創意經濟出現的問題，也阻礙了更具創意的社會興起，而那正是一個會提升、實現更廣泛個人潛力的社會。
首先，雖然創意經濟製造出許多創新、帶來財富及高生產力的遠景，但僅靠創意經濟本身不但無法實現，也無法解決今日社會面臨的諸多社會問題。我認為創意時代最顯著的「外在效應」（externalities）或許跟逐漸產生的社會不公、經濟不均有關。
不到三分之一的工作人口（創意階級）從業於創意經濟部門，這代表另外三分之二的人不是。更令人沮喪的是，不均的情況在主要的創意地區更加嚴重。凱文‧史托拉瑞克的不均度指數，比較了創意部門與製造部門從業人口的收入差距〔參見我的文章〈新美國夢〉（The New American Dream），二○○三年三月號《華盛頓月刊》（Washington Monthly）〕。
我們的發現清楚顯示，不均的情況在舊金山、北卡羅萊納三角研究園區、華盛頓特區及奧斯丁最為嚴重。但收入差距懸殊絕非創意時代唯一的重大社會問題，創意經濟也產生其他相關的外在效應：
‧房屋負擔沈重：隨著創意經濟在波士頓、紐約等地區生根茁壯後，就給當地帶來沉重的房屋負擔壓力，迫使藝術家及其他創意人士搬出他們的社區。這讓創意經濟中富者與貧者間的社會、經濟不平等更加惡化。
‧區域發展不均：創意經濟造成創意階級與非創意階級的人口分布不均與收入不均，兩者結合加遽了區域發展不均，而且不均程度乃是南北戰爭以來最顯著的一次。
‧都市蔓生擴張及生態破壞：創意經濟的成功產生發展的壓力，危及環境和生態系統。這也破壞了這些地方最吸引人的自然景觀和生活品質。
‧壓力焦慮高昇：少了大型機構和社會支持架構，創意經濟把壓力與焦慮直接加諸於個人身上。我與精神病學家肯尼斯‧湯普森（Kenneth Thompson）及羅伯‧費格洛亞（Robert Figueroa）的共同研究發現，在創意指數高的地區，壓力和焦慮也明顯較高（不論收入是高或低或屬於哪種階級）。
‧政治極化：創意經濟引起顯著的政治與社會對立極化（polarization），按照對方的經濟地位、文化背景及政治傾向去區別劃分別人與自己。許多人覺得創意階級的人傲慢自大、追求享樂和放縱自己，這些感覺更加劇這種誇大的劃分。這種分裂深入美國的社會結構，使其對全球創意經濟所帶來的問題及挑戰難有前瞻性的因應之道。
和最後一點相關的是，創意經濟是否真的全球化已經愈來愈清楚。這是我在《創意階級的外逃》（The Flight of the Creative Class）處理的問題。雖然很多人認為美國擁有難以挑戰的優勢，但實際情況卻比一般人以為的脆弱。
當然，美國仍有許多具競爭力的資產。在過去一個世紀，美國建立了世界上最有力量、最有活力的經濟。美國的成功憑靠的是：發展嶄新的產業部門，維持自由開放的社會，投資科學及文化創意，最重要的是，吸引全球各地有活力、有才智的人才進入。
攸關全球競爭優勢的關鍵，不再是產品或服務的交易或者資金的掌握，而是利用國內人才創意能量及吸引全球創意人的能力。根據最近的調查研究顯示，加拿大的多倫多、溫哥華，澳洲的雪梨、墨爾本，歐洲從都柏林、倫敦到赫爾辛基、阿姆斯特丹及哥本哈根等等，很多地區都已足以和美國主要的創意中心一較長短。
在另一方面，美國卻似乎在開倒車，不但削減研究、教育、藝術文化的經費，甚至還限制科學資訊流通，也不讓外國科學家及工程師進入。
吸引人才是一個動態且須不斷更新調整的過程。一不注意，全球新的創意經濟中心可能就快速崛起，目前的領先者立即喪失地位。看看奧斯丁或西雅圖這些地方如何快速崛起，成為美國領先地區，同樣的事情也可能發生在全球的層級上──事實上是正在發生。
此外，創意經濟的興起也開始引起社會及文化價值觀的轉變。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羅納‧英格哈特（Ronald Inglehart）認為，這種轉變是從重視核心家庭、物質財利這種傳統價值觀，轉變為重視生活品質、自我展現、個人自由這種「後物質主義者」（post-materialist）的價值觀。
其他國家都已逐漸從傳統轉變為後物質主義價值觀，美國卻是分裂為二。美國有些地區愈來愈傳統，傳統產業、家庭價值、成長遲緩、忿忿不平主導了當地社會。有些地區則較傾向後物質主義、世界主義──呈現出年輕、新潮、快速、富有，但在許多人眼中是卻膚淺、自我中心、追求享樂。
這兩個不同世界的人讀不同的報紙，看不同的電視節目，投票給不同的候選人，從事不同的工作，幾乎所有想得到的議題，雙方看法都是南轅北轍。每一邊的人都把自己看得很美好，而把對方看成是少數一群意圖把自己價值觀強加諸別人的虛偽分子。
假若任由這種情況繼續發展下去，將會導致美國變成一個不但在經濟上，在文化、社會、政治各方面也分裂對立的國家。
正如前面所提，這種分裂會使美國幾乎不可能解決任何需仰賴合作的經濟、社會重大問題。更糟的是，這也意謂著「無法包容」（intolerance）有了堅強的政治基礎，將使得美國想維持對全球人才的吸引力益形困難。
或許最重要的是，在創意時代裡，能夠產生創意、創新或創業結果的國家或地區，未必就具有長久持續的競爭優勢。要維持長久的競爭優勢，關鍵不僅在於創新、創意能力，還有吸收能力。最能夠吸收創新、創意的國家或地區，是開放多元、能夠把前述創意經濟的外在效應轉化的國家或地區。
培育新的創意產業、產生更多的創意人，單單這樣是不夠的。一個國家或地區要能發展出創意經濟與創意社會，關鍵在於能不能解決收入不均、房價過高、區域發展不均、人的創意潛力未充分利用等問題。
對此，歷史或許對我們有啟發意義。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大量生產產業的興起，開啟一個創新發明、生產力提升、財富創造的時代。鐵路、鋼鐵、汽車、化工及其他新興產業紛紛出現。
只不過，生產力大幅提高所產生的利益卻分配得非常不平均，大多落在富商巨賈手裡。工廠工人在惡劣（甚至會致命）的工作環境長時間勞累工作，只賺取微薄的工資。城市被燻得烏煙瘴氣，街上到處都是工廠廢棄物，生態環境與居民健康飽受威脅。
初期工業時代的潛力要充分發揮，需讓工業社會可以得到更廣泛的參與與發展。這種社會不是自然出現的，而是從經濟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新政（New Deal），一直到二次大戰後這段期間，透過一連串逐漸發展出來的制度化政治介入，才得以產生。
解決方案有部分是根據凱恩斯對這些介入的立論：政府介入使工資提高，會刺激需求，也就會刺激重要工業部門的成長與發展。
這些計畫透過擴大住宅貸款取得、投資大規模州際高速公路建設、提高教育水準、增加研發投資等等，帶動主要大量生產工業的發展，像是汽車、家電產業等等。同時，這些政策與做法也有效處理了「鍍金時代」（gilded age）以來，完全放任的工業經濟所產生的外在效應。
不可思議的是，他們在並未點燃階級戰爭之火的情況下做到了。與很多歐洲國家形成強烈對比的是，透過薪資與生產績效掛勾、改善工作場所的健康安全、建立老人社會安全保障與貧困社會福利救濟等等做法，這些計畫實際上使勞資關係更為協調。
這種體系讓許許多多的人受惠，同時有效處理它引起的副作用，結果也就促進了工業經濟的擴展。
新興地區或國家在解決當代經濟進退兩難的新困境上，或許占有優勢。這個優勢不是來自預定計畫，而是來自逐漸發展出來，用以解決創意經濟外在效應的能力。固然，美國仍有許多具競爭力的資產，但政治文化與當前的社會極化使其對這些外在效應無能為力。
結果，美國深陷於經濟學家曼庫爾‧奧爾森所講的那種：造成強權停滯衰弱、制度僵化的困境。
那麼，哪裡是我們可以期待的呢？我認為指望印度、中國等這些國家會成為創意時代的支配力量，這種想法並不正確。相反地，歷史似乎正在向一些比較小而美的國家微笑，它們發展出完善的社會融合機制，不但能使社會各階層的創意能力都得到充分利用，還能吸引全球的人才。
雖然創意時代才剛開始出現，要精確預測哪些國家未來會占有長久的經濟競爭優勢還太早，但依我看來，加拿大、瑞典、芬蘭、澳洲、紐西蘭等，這些三Ｔ（科技、人才與包容）表現亮眼的國家很有潛力。
這些國家承繼了可產生社會融合的廣泛制度、開放包容的價值觀、刺激創新與創意的能力，以及因應創意經濟之外在效應與緊張對立的能力。
了解這個調適過程與營造有助於調適的社會基礎建設，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重要開放性問題。這個未有定論的問題，也是我持續研究及下一本書要處理的課題。
而且，它也值得任何有興趣的人去進行更多的研究，因為這不只是一項學術研究計畫，還關係到我們未來能否發展出種種社會組織模式，使經濟發展與所有人的潛能充分發展，兩者得到更好的結合。
而時常經歷社會、經濟變遷的城市便可以作為我們的實驗室，讓我們繼續研究更好的觀念、更好的問題，以及更好的解決辦法。@(本文結束)
摘編自 《創意新貴II：經濟成長的三Ｔ模式 》 寶鼎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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