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5日訊】大凡幹了壞事的人，總會有一種衝動去偽造真相，或掩蓋真相。而掌握專制權力的人幹了壞事，則更會製造遺忘，抹殺歷史。二十一年前發生在中國北京的六四大屠殺，是中國官方所幹的一樁人神共憤的大壞事。因此二十一年來，官方對歷史極盡遮掩、淡化、抹殺之能事，妄圖使慘絕人寰的六四真相隨著歲月流逝而不斷虛幻化，直至從民族的共同記憶中消失。
拒絕遺忘 說出真相
幾天前，日本NHK記者田中正良先生問我：「你認為中國官方掌握六四死難者的確切數字和具體名單嗎？」我說：他們當然掌握。但是，如果外部壓力沒有大到超過臨界點，他們是絕不願意也絕不敢公佈的。我接著對他說，除了義正辭嚴地譴責官方對歷史的篡改和抹殺外，中國民間實際上有一個更為可取的做法，那就是：拒絕遺忘，說出真相，建立和公佈完整的六四死難者檔案。
這些年來，由於天安門母親群體和其他人的共同努力，民間已經為近二百名六四死難者建立了檔案。但是，這離確認每一位死難者、完整地還原歷史本來面目，還有不小的差距。試想，如果六四死難者以一千人計，那已被確認者尚不足全部人數的1/5；如果以二千六百人計，則還不到1/13。根據一位已故天安門母親蘇冰嫻的證詞，當年北大人民醫院中至少有一百四十名六四死難者，但至今只確認了其中四名，還有一百三十六名有待確認和銘記。據多名目擊者證實，當時復興醫院中有不下八十名六四死難者，但目前只落實了十八名，至少還有六十二名有待確認和銘記。
六四死難者的名字和檔案，並不是深鎖在權力保險櫃中的「國家機密」，民間無可置喙。事實上，它只是死難者之家屬、朋友、同學或同事間保守著的「民間機密」。為了建立六四死難者檔案，人們需要做的，是小民間對大民間的解密，也就是民間的自我解禁、自我解密。我當然清楚，小範圍裡的知情者從繼續「保守機密」到公開說出來，這不僅僅是一念之差；這裡面確有風險考量，這中間需要消除恐懼。但是，已經沉默了二十一年，難道還有理由再沉默下去嗎？人生有幾個二十一年？！多沉默一年，身上的鈣就多流失一年，做人的尊嚴就多流失一年。在六四事件發生二十一年後的今天，在互聯網已經進入上億個中國家庭的今天，如果某位死難者家屬中還沒有人敢站出來打破沉默，發出申冤和抗爭的聲音，那麼，死難者的朋友中是不是該有人站出來了？死難者的老同學、老同事中是不是該有人出面提供和公佈死難者線索了？此外，六四屠殺的目擊者，六四後參與救治死傷者的醫務人員等，難道還應該「懷著愧疚」繼續沉默下去，而不是服膺良知站出來道明事情的真相嗎？
「你不公佈名單 我就建立名單」
做到這一點，遠不需要「在沉默中爆發」，遠不需要豁出命來「抗暴起義」，只需要由「沉默」演進為「發聲」；說得更具體簡捷些，就是只要動用微薄公告世人就可以了。做到這一點，只要拿出不屈的上訪者四分之一的勇氣，拿出福建馬尾四‧一六「圍觀」中走上街頭者十分之一的勇氣，就夠了。
但是，做到這一點，即由民間建立六四大屠殺死難者的完整檔案，卻有著非同尋常的價值和意義。有了這份檔案，六四反人類罪就成了無可爭議的鐵案。有了這份檔案，官方製造遺忘、抹殺歷史的「折騰」就通通成了泡影。而更為重要的是，「你不公佈名單，我就建立名單」的做法，體現的是難能可貴的去臣民化覺醒，展示的是當下中國最值得弘揚的公民精神；可以說，它是中國民間以公民行為正視歷史、見證歷史的一種嶄新嘗試。
以「公民行為」主動促成社會變化
不僅如此，中國民間建立六四死難者檔案這件事，還是以公民行為自主書寫歷史的一項創舉。美國已故肯尼迪總統的弟弟羅伯特‧肯尼迪曾經說過：「能夠使歷史發生轉折的偉人是罕見的；但是，我們中間的每個人都可以對各種事件施加一份小小的影響，而這些做為的全部就書寫了我們這一代人的歷史。」對此，我深以為然。我覺得，中國民間以公民行為書寫歷史的另一項可能創舉應該是：收集和公佈一九五七年反右人權災難中造成的五十五萬二千九百七十三名右派的名單。這中間，錯劃右派被改正的為五十五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名，當局至今不予改正的右派為九十六名。我深知，成就此業，殊非易事。但是，比起讓當局公佈五十五萬二千九百七十三名右派的名單來，還是要可行得多！須知在嘴上掛著「公平和正義」但卻很不講理的當局眼裡，連公佈五‧一二四川大地震遇難者名單，甚至連公佈王家嶺煤礦三十八名死難礦工名單這樣的事，都像是犯了頂級大忌，斷不可為啊！
在六四事件二十一週年紀念日來臨之際，我想坦率地說，我並不認同法國作家大仲馬在《基度山恩仇記》中寫下的名言：「所有人類智慧凝結為兩個詞：等待和希望。」我的看法是，中國的希望不在於等待，不在於「順其自然」，而在於能有愈來愈多的國民，以主動促成社會變化的公民行為，去減輕和驅離見怪不怪的無奈和無力感，去爭取公平和正義在這塊土地上的逐步實現，去書寫一頁又一頁輝映人類普世價值的中華文明進化史。
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七日 於北京家中
（轉載自由亞洲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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