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之道講人性講得太透徹了，而且他的「知天命」道德原理又不能一下子接得上。這就使得他的整套道德在中間執行中出現漏洞：在這「知人」的道德規範中，孔子就這麼一招：「行己有恥」，靠你自己檢點你自己的行為，你要作起惡來他也沒有辦法。這一點清朝儒者顧亭林看得最透徹。他說：「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然而四者之中，恥尤為要，故夫子之論士曰：『行己有恥』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原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1（顧亭林：《日知錄卷十．廉恥條》）顧亭林是清初大儒，對明朝的滅亡有切膚之痛，他發出「四者之中，恥尤為要」正好說明儒學的這個罩門。儒鼓勵人出來做事，獲取功名、光宗耀祖是儒的榮耀。一個人入世做事，最佳的年齡是二十至四十之間，而這個年齡正是他天不怕地不怕的精力旺盛時期，就是說他正處在不知「天命」的人生階段。我們拿什麼來抑制他人性的惡呢？孔子「行己有恥」的道德約束力未免太弱了。它比起基督教的人生下來就有罪的教義，比起佛教的作惡報應都柔弱。一個人在社會的生存競爭中，他為什麼要讓步？要輸給那個人？當他運用手段時他就考慮到這樣做是不是不道德的？夫子的規範是「行己有恥」，覺得這是可恥的行為不能做；而宗教的是不符合道德規範的事不能做，做了就會下地獄，不能上天堂。這種內心的阻嚇作用誰大誰小就見分曉了。孔孟之道在這一點上顯然柔弱了些。但在認識人的本性上他又非常積極，從小就教人如何做人，把人的本性都看透了。這樣好起來好得不得了；壞起來更加壞。就像一個熟悉電腦程序的人，好的來說他將電腦應用得更有效率，壞的來說他制作一個木馬病毒，把你們的電腦統統搞壞。
本來在周文王、武王時代，新的封建分封制初建立，靠禮來維持人的行為規則是很有效的。但當人的欲望膨脹以後，其內心已不把做此事當作羞恥，那麼禮這個外表功能就起不到匡正的作用了。反而變成是演戲：假惺惺做給別人看的一套禮數而已。
儒學的興衰，從孔夫子創業起已在中國上演二千多年，其興也勃，其敗也速，這全在夫子的「知人」功夫上。他把這人性看透、做透了。「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2一個人已做到沒有什麼人可以迷惑他，他治人的功夫可說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了。堯舜有德，又知人，故其治下的社會就成為「大同社會」。桀、紂、秦始皇無德，但知人，故其治下的社會就成為「暴政」。講到「知人」而無德的莫過於毛澤東了。他將人民群眾贊為「真正的英雄」，又把知識分子打為「臭老九」。他知道「上智」人士的弱點在那裡；知道「下愚」人喜歡什麼。他整人的手法，直倒你的心靈深處：「文革」時，那些知識分子被整得像狗兒一樣爬倒在地，斯文掃地。他就知道你心中所引以為傲的就那點知識、那點智能，他就偏偏把你這點驕傲踩了。他把你與豬狗為伍，奚落你連腳踏牛糞的無知農民都不如，讓你生不如死。這種透徹各階層人性的「知人」，可以說已到無與倫比的地步。有人說毛澤東是「混世魔王」，這一點也太不為過。這一點我們可以看出孔子的「知人」學說威力實在太大了；而抑制這一非義行為的「行己有恥」的規範能力又太小了。而「知天命」的威懾力又不能與「知人」直接發生作用（毛澤東至死都還天不怕地不怕，就是不知天命），而且那個「君王」不是由你選擇的，他是封建世襲制，繼承人是阿斗，你拿他也沒辦法。所以孔子的「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實在太難了。
從孔子的「知禮、知人、知天命」三大學問來看儒學，我們就看出其中間環節的一個弱項：這個「行己有恥」沒有宗教的神來保證，實在太弱了。自漢武帝「獨尊儒術」後幾百年，唐朝突然興起佛教不是沒有道理的，以鬼神來威懾人心實在比儒教容易和作用重大。儒靠「自覺」的修煉實在難以阻擋世俗的利欲，這是儒「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的「知人」雙刃劍。宋儒排佛，朱熹們已發展到「存天理，滅人欲」的地步，但能有幾人知道天理的存在呢？人欲不僅滅不了，而且在儒的「知人」認識下，變得更加虛偽和醜陋。演變到清末民國初的五四運動，則把禮教視為「吃人」的東西。
當今的現代社會，那個稍微能框住人外在行為的禮已不存在，而對「知人」的學問越來越豐富，人的本性越來越偏向禽獸化發展。這個儒學「知人」的兩面刃，就更加突出和尖銳了。翻開當今各路檢討傳統文化的文章，基本上都持兩分法看問題，實則都是「知人」惹得禍。你無禮而立，又不知天命，拿個「知言」左右開弓，好壞由人任說了。可見孔孟的道德說教，他們強調人的性本善來為其道德體系做腳本雖行得通，但上升到「知人」（知言）階段時，其道德感召力就會進一步弱化。後儒，如漢朝董仲舒講天道五行的災變，說他有心或無心插柳也好，他這個天象預警多多少少是對「知人」道德規範的補償。天降災異，對皇帝是一種預警，皇帝要如何修德，布施於民，才能避免災難，這就近似於宗教神明的威懾作用。宋明的儒學，表面很排佛，但其天道，多多少少既摻入一些佛家報應的思想。儒從西漢的「獨尊」發展到宋明時期，中間有唐朝的興佛，他們不可能不知道「知人」的利害。沒有宗教鬼神的威懾，靠自我良心的發現，靠行義來駕駛「知人」，可說是「心有餘而力不足」。有後儒否認他們儒教是宗教，也反映出他們的尷尬：他們的天道，已發展成具有宗教神的性質，而又否認儒有宗教儀式的崇拜。這是儒教理論的一個缺陷。以我看來，孔子的學說，作為個人修身養性的道德法則是很有用的，但作為普遍的道德規範，極易走出偏差。(待續)＠
1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市中國書店出版社，1985年3月第一版，57頁。
2《大學、中庸》，華語教學出版社，1966年第一版，91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