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1月22日訊】編者按：他在喀麥隆做了十年黃金時段的電視主播，在美國獲得碩士學位，他還是一個非政府組織的創始人，國際新聞界幾個專業機構的正式會員。抱著想成為21世紀的托克維爾，2006年塞恩展開了一趟中國探索之旅。
四年間，他從新浪網上多產、最受歡迎的博主之一，到遭受恐嚇虐待的階下囚；他曾應邀大學教書，迎娶四川美嬌娘，而最終不得不帶著巨大的身心戕害逃離中國……這一切轉折，僅僅源於一個簡單的理由：他的膚色是黑的，很黑。
塞恩的痛苦說到底有兩個根源：一是種族歧視，二是官僚欺凌。他發現中共政府在這兩者之間做得「完美無缺」，並互相「取長補短」。
派翠克．帕普裡歐．塞恩（Patrick Pieplieu Sianne）在他的家鄉喀麥隆做了十年的電視主播，並在美國獲得碩士學位。2006年他開始了一趟中國探索之旅，他想做21世紀的托克維爾，但現在回首當時的中國之旅，他說：「身體上和精神上遭到恐怖的摧殘，猶如掉進一個無底的黑洞。」
塞恩放棄電視主播的職位遊歷中國，希望自己能成為21世紀的托克維爾，可見他把今日中國與當時的美國相比，出於對中國社會制度的美好願望，他希望中國之旅能揭開他心中的疑惑，讓全世界看到一個新的中國。正如他從牢房裡被保釋出來時人們所說，他確實是懷著一個崇高的目的來到了中國。
四年後他回到喀麥隆，並寫了一本書，講述他對當代中國和共產主義領導的看法，和探索之旅前的想法有個180度的大轉彎。
塞恩這位新浪網上多產、最受歡迎的博主之一，在被投入牢房前，曾於2007年充滿好感與敬意地寫道：「胡錦濤主席的勤政管理，他的遠見和人道主義，可以說是同類中最好的……」。不過現在他說：「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共產黨已無意於做任何深層的、有意義的變革。」
對於塞恩，這是痛苦的經歷換來的血的教訓。與中國警察的暴力衝突，在等待蓋章的過程中與官僚的抗爭（那個章子可以改變他的命運），全部源於一個深層蔑視：他是個黑人，卻跟一個聰明年輕的中國女人約會，並且娶了她做妻子。
2010年10月回到喀麥隆幾天後，他寫道：「我身體上仍然感覺到痛苦和震驚。我只是要求自己的權利……我發現自己被困在一個可怕的局面當中。」在法國，接受電視採訪時，很多西方觀眾都震驚於他在中國所遭受的折磨。
塞恩的痛苦說到底有兩個根源：一是種族歧視，二是官僚欺凌。他發現中共政府在這兩者之間做得「完美無缺」，並互相「取長補短」。
緣起：到中國找尋一群新人
故事起緣於塞恩這個電視新聞人對中國感興趣的職業好奇：他想知道喀麥隆的最新移民——中國人，「為什麼要登陸我們親愛的祖國（喀麥隆）來追尋他們的未來？中國是什麼樣的？還是馬可波羅時代那樣令全世界嚮往的寶地？或是像現在國際財團們所說的，到處充滿機遇的樂園？」
時光倒回到2006年。當他懷抱著希望前往中國時，他心裡期盼著「以開放的心胸，想要找到一群新的人。」
他以旅遊者的身份來到中國，但很快就進入上海一所有聲望的學校，成為一名寄宿學生，學習了一個學期的漢語和中國文化。他獲得了學生簽證，這真是個好的開始。
暑假來了，學生們各有各的度假方式，不過校方給大多數西方學生提供到夏令營教英語的稱心工作，但是塞恩每次見未來的僱主時，都被校方打斷。
其實塞恩的簡歷很出色，令人印象深刻。他在喀麥隆做了十年黃金時段的電視主播，並在美國獲得碩士學位，他還是一個非政府組織的創始人，國際新聞界幾個專業機構的正式會員。不過簡歷上沒有提及塞恩的國籍或膚色，一個朋友在推薦信上寫道，塞恩的膚色「黑，很黑」。
簽證：種族主義的懲罰工具
透過上海一個相識的法國人介紹，塞恩在雲南偏遠的山區、與緬甸、老撾毗鄰的地方找到了一份工作，那個地方是自治區。他起初在雲南麗江為一個叫做「小巴黎」的餐廳做銷售和市場營銷。後來他又在曲靖一個中學找到一份工作，在那裡，他遇到了他的未婚妻，來自成都的朱丹。
這時，塞恩的簽證成為焦點，因為這是種族主義變相利用來懲罰他的面具。塞恩來中國時持旅遊簽證，在上海他改為學生簽證。
在曲靖的工作機會出現之前，他本來打算在「小巴黎」工作一段時間後繼續學習，並準備進入麗江某大學，同時做學生和老師。但他後來取消了這個計畫，選擇到曲靖一中教書，而曲靖要求有工作簽證。
曲靖一中是雲南最古老、最好的學校。塞恩由一個國營招聘機構——中國應用技術對外交流促進委員會雲南局培訓中心安排到這裡，在與這個「培訓中心」的領導人的交往，正是他在中國命運的關鍵。
在一封措辭委婉而又強烈的投訴信中（這封信2007年通過一名中國律師發給了當局），塞恩把該培訓中心稱為：「不負責任的公民集合」，「一個黑手黨組織」，「一個充斥騙子的教育機構」，一個「冷酷」和「魯莽」的組織，其充滿偏見、戕害別人卻可以免受懲罰，給他本人帶來巨大的痛苦。
政府誤導與制度化歧視
事情經過是這樣的：在曲靖一中教學一個月後，塞恩收到一封政府文件，指示他到香港去修改他的簽證，把目前不能工作的學生簽證，改回到可以工作的遊客簽證。於是他飛到深圳，然後坐船到香港，但是在中國檢查站出事了。他等待數小時之後被告知，作為一個非洲黑人，他不能徒步跨越檢查站，前往香港。
政府文件的誤導，雖然比起後面發生的事情來說，是件小事，但這卻是以制度化的官僚形式，讓塞恩嘗到了中國政府種族歧視的滋味，在上海的時候，他只是隱隱約約的感受到這點。他回到昆明發現，因為簽證的麻煩工作差點沒了。
一番諂媚之後，當局允許他去澳門處理簽證的事情。由於非洲人去澳門被要求帶大量現金，塞恩從上海的另一名法國人那裡借來1萬元——相當於城裡人一年的平均收入，是鄉下人年平均收入的數倍。
獲得工作簽證後，他就安頓在該學校就業。在那裡他認識了苗先生，一個地方黨組領導，培訓中心的副總裁。不幸的是，他成了塞恩的直接上司。
公社模式下的管制利劍
「在他們土生土長的地方，那些黨官們會發掘男人獸性的一面：傲慢、吝嗇、嫉妒和其它的惡習。這些不好的東西不僅不受任何制度性的約束，並且在共產黨幾十年的統治下刻意讓其惡化。」塞恩這樣評價他的中國上司。
所有這一切都交織在塞恩的生活中，開始表現為一種蟄伏的種族歧視，有時那些種族歧視的泡泡會冒到表面來。然後就是中國人都很熟悉的舊模式，生活和工作安排 ——上個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所謂的「單位」系統，在這個系統裡，員工和僱主都住在同一大院。在這種環境中，對日常生活瑣事濫用權力也是眾所周知的事實，而塞恩很快就體驗到它。
最初出現麻煩是因為塞恩企圖把未婚妻帶到家中來。苗先生的第一個想法是徹底否決。塞恩沒有理會，沒有規定說不准帶未婚妻回家啊。苗很生氣。
塞恩說：「對苗而言，一個黑人和一個年輕的中國姑娘約會就是冒犯，」他講述了發生在他公寓中的一次交流，「你可以看到……他來了，看到了我和她的照片掛在牆上……她離開之後，他就再也沒有來過了。」
另一個要求是12月16日……塞恩父親的忌日，他要邀請朋友來，遭到拒絕，說「不可能」。自從父親1971年去世以來，塞恩每年都紀念父親的離世，他不想被一個自以為是的黨官阻止了這個儀式。因此，他又為這事辯白。
自從在「培訓中心」獲得工作那一天開始，苗就在塞恩頭頂懸了一柄利劍。這時候，苗放下了這柄利劍，那就是取消他的暫住證。
暫住證被取消 24小時內被趕走
沒有暫住證，工作簽證什麼也不是。暫住證掌握在麗江警察的手中，而在中國，警察被共產黨握在手心。當塞恩堅持紀念自己父親的忌日而公然冒犯苗，加上還有帶未婚妻回家的前科，警察便拒絕給塞恩居留許可。
塞恩收到一個簡短的電子郵件，告訴他必須在二十四小時內撤離學校。
當晚，塞恩帶著兩個箱子離開了那裡，留下還滿是他財物的公寓。他已經在那裡待了數月，他說：「我已經為自己和未婚妻安頓了一個家，我一直在營造一個家，並想很快結婚，我甚至買了地毯，一個非常好的地毯。」他從此再沒見過那塊地毯，或者他的衣服，還有學校欠他的數千美元的薪金。
那天晚上他離開曲靖去成都找他的未婚妻，他現在在中國是非法居留。
2007年初在成都，塞恩一度用虛假的合同簽證打零工、教英語，做一切他能做的以支付帳單。這種情況並不少見，尤其是在中國，非洲人面臨系統性歧視，很少有機會按規章辦事。
有一次，他在北京的一個中國鑽石公司工作。他從北京又來到大連，在大連他遇到一位美國人，安排他在大連水產學院（即後來的大連海洋大學）教書和學習。
這時已經到了2008年初。學校喜歡塞恩，並已開始處理申請合法簽證的相關文件。但中央當局正在處理他們自己的文書工作。隨著8月奧運會的臨近，持問題簽證的外國人都要清除。這是一個自上而下的指令，檢查人員要來，塞恩很快被拋在一邊。他的未婚妻朱丹剛剛在大連和他見面，兩人就匆匆回到了成都。
「你怎麼敢跟一個猴子約會？！」
抵達成都的星期五晚上，他們去了一個叫「三葉草」的外國夜總會，想放鬆一下。塞恩在一邊休息的時候，一名中國男子約塞恩的未婚妻跳舞。這本來沒什麼，但是那個男人不只是跳舞，總是過分地逾矩，並且對朱丹的抵制惱羞成怒。
塞恩被驚動，而該男子發現，年輕的中國姑娘朱丹竟然要嫁給一個黑人。塞恩聽到兩個人用中文相互叫囂，那男子說：「你怎麼敢跟一個猴子約會，你是中國的恥辱！」
然後那男人告訴警察，顯然他與警察很熟（也許是他們的臥底），他們要求塞恩出示簽證，塞恩知道這下完了。
警察告訴他第二天早晨向離酒吧不遠處的派出所匯報。塞恩不喜歡等待，朱丹從家裡拿了他的護照，他們就到了派出所，還餘怒未消。
讓塞恩感到意外的是，「他們沒有詢問我為什麼非法居留，以及準備怎麼辦。而是問我認識這個女孩有多久，怎麼認識的，甚至還問有沒有性關係。」
早上5點，朱丹被送回家，塞恩則因非法居留而投入牢房關押一個月。
絕食抵制酷刑 歌聲令人落淚
當天早上8點，他在潮濕的牢房中醒來。經過一夜的審訊，他不願意早起。監獄看守於是讓犯人們將他抬到外面，要給他在中國的監獄生活一個教訓。
「他們鞭打我。看守們用竹竿，囚犯們用手，大約有7名囚犯。」侮辱性的口號隨著擊打像雨點般落下：「黑鬼，看看你，我們對你很好，你卻在這侮辱中國！你更喜歡美國而不是中國，你去美國吧！」
虐待引發了塞恩絕食，一聽說塞恩兩天沒碰水和食物，牢頭就害怕了。
塞恩說，監獄生活是一個穩固、持續不斷地嘗試「再教育」的過程。他經常設法逃脫的晨練，其中一項內容就是囚犯們被趕到一個院子裡，來回遊走並高喊「警察好！」
塞恩說：「我花了時間來做你們所謂的消極抗爭，我想要筆和紙。他們打過和抽過我之後，我大聲叫喊、大聲叫喊、大聲叫喊，直到昏倒，他們才給我紙和筆，並允許我讀書。」
塞恩的叫喊帶著一個有文化的人的教養。他說：「我用他們的語言和文化侮辱他們：他們應該告訴胡錦濤我需要紙，毛澤東喜歡非洲人。我將這些話寫成歌與詩，並且經常吟詠和歌唱。」
在其他場合，他跳舞，唱福音經典，這常常使他自己和其他囚犯感動得一起流淚。「每當我唱著我喜歡的歌曲之一——《美國福音祈禱》時，沒有人知道我所看到的困境。我師從路易士阿姆斯壯，這是一首功能強大的歌，我邊唱邊哭，他們一些人也跑開，到一邊哭去了。他們想讓我走。我哭了，他們能看到我的痛苦，每當我唱那首歌的時候，他們就不想讓我在那裡待下去。」
塞恩說，一些囚犯成為他的盟友。其中一人與塞恩共處一間牢房時，在凌晨3點給他畫了一幅速寫，他設法帶出來了，並將以此作為他的書的卷首插圖。
當（獄警們）討論隨後會發生什麼事情陷入僵局時，塞恩一個月的刑期被延長了兩個星期。之後，他未婚妻的父母來到監獄，對警察擔保塞恩本來的崇高意圖，這樣他被允許出獄並送回喀麥隆。那是2008年7月。
婚禮上的羞辱 半年後分手
塞恩申請了另一個旅遊簽證回到中國舉行婚禮。他們12月要在成都結婚，塞恩的中國故事揭開了第三個篇章。這是最慘的一段。
塞恩在法國接受喀麥隆電視網絡Mutations Multimedia採訪時說：「在我結婚的日子……我們到達那裡，向官員出示了證件，但是在發現我是一個非洲人後，她（官員）假裝去洗手間，然後就消失了。她再也沒有回來。」
婚禮宴會只剩下打電話、等待，小兩口只得嚥下他們的羞辱。
該大樓中的另一個司儀瞭解情況後，就給簽了字。但「這只是考驗的開始。」塞恩說。
他和妻子成了街頭的「永久秀」。人們與他的妻子爭吵，他聽到難聽的評論，蔑視伴隨著問候，當他們進入旅館時，氣氛變了，他的妻子接到了邀請，但被告知不要把丈夫帶進去。6個月後，夫妻倆分手了。2010年7月，他們正式離婚了。
警察設陷阱 再次被打被關押
不過，結婚後不久塞恩在四川外國語大學找到一份好工作，當英語口語老師。他在那裡待了三個學期，然後準備轉到大連的韓國國際學校。在搭乘三天三夜的火車之後，他到了東北，然而卻被告知：對不起，當地政府「做了一系列的衡量，沒有工作給我，再見、再見。」
然後他開始給當地政府、大學和外交部寫抗議信，抱怨他們任意違反合同。他說到這一步的時候，警察在設法除掉他，所以他們「組織了一個陷阱，以致我遭受毆打、監禁、酷刑和清除。」
特別是有一天晚上在外面，他接到一個熟人對他充滿敵意的種族主義評論。然後，他被另外兩個人和一個女人包圍住，「他們開始打我。採取難以置信的暴力毆打我。直到現在，當我吃東西或我打哈欠時（還很痛苦），我懷疑他們破壞了我的神經。」
他試圖靠著牆保護自己時，他們報了警。然後「我發現自己在警察局，在地上躺著，手和腳銬在一起，然後，又是十天的監禁。」
警察恐嚇：不出境 打死拋屍河中
這一次絕食沒有奏效。他被威脅將對他使用「最後的煙花」，就是酷刑，如果他不配合驅逐出境的程序，就會更慘。他被告知，之後警察會打死他，拋屍到河中或森林裡，不會構成任何問題。警察說：「我們早這樣做過，如果你的大使館敢豎一豎手指，我們總是可以用經濟來解決問題。」
警方洗劫他的公寓，拿走了他的護照，並在同一天強行將他驅趕出這個國家，而他剛剛經受了兩個星期的虐待。他在內羅畢做了短暫停留，然後登上另一架飛機飛向喀麥隆，10月15日他抵達喀麥隆。身上還穿著他被劫持到監獄並被毆打時的衣服，像上次一樣，他的財產還都在中國。
目前塞恩正在完成描述自己這段經歷的書，書名也許叫《中國：我的遺憾，我的恐懼，黑非洲升起的幻影》，他在法國接受採訪時說，「我幾乎無法入睡。對我來說，這本書是關於我一生的書。它將使喀麥隆人、非洲人和全世界，看到這個國家對待人權，有多麼無恥。」
塞恩找到了一個很好的人權律師，喀麥隆最有名的大律師木訥（Akere T. Muna）。由於眾所周知中國司法公正的車輪長期缺失，木訥接手塞恩的案子可能會吸引喀麥隆各界的關注。
塞恩說：「我被折磨。我被毆打。我被羞辱。」他已經對喀麥隆的官員說過。有些官員告訴他要保持安靜，因為喀麥隆正在與中國做生意。
曾在中國的勞教所待過的楊曦光在聽了塞恩的遭遇後說：「聽了這些話，我放棄了僅剩的一絲信任。無需進一步證明，這是一個圍繞仇恨、歧視和迫害轉的社會。」◇
喀麥隆簡介
喀麥隆共和國是位於非洲中西部的單一制共和國。由於地質與文化的多樣性，有「小非洲」的美譽，其自然地理風貌包括海灘、沙漠、高山、雨林及熱帶莽原等。人口1,500萬，有超過兩百個種族與語言族群，以其國家足球隊及本土音樂風格著稱。官方語言為英語與法語。
2008年，人均GDP（購買力平價）約為2,300美元，是最高的十個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之一。主要出口市場包括法國、義大利、韓國、西班牙和英國。 2004年全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為127億歐元。1990年12月實行多黨制，1992年舉行多黨立法選舉和總統選舉，1996年1月正式頒布新憲法，並舉行市鎮選舉。
目前在喀麥隆旅居的中國人大約在五千到一萬人之間。從2006年舉行的中非合作論壇起，喀麥隆與中國在經濟合作方面得到了長足的發展，許多中國企業參與喀麥隆的建設、投資項目。如2010年至2011年，中國進出口銀行將向喀麥隆提供價值人民幣一百億元的貸款，用於基礎設施、農業、資訊技術和其他領域的開發。
托克維爾簡介
亞歷西斯．德．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出生於法國諾曼最具盛名的地主貴族家庭。在取得法律學位後，他被任命為凡爾賽法庭的實習文官。1831年他和檢察官好友博蒙（Gustave de Beaumont）一同被法國政府送到美國，考察美國的刑法和監獄制度。旅程中他們寫下了《論美國的形事制度及其對法國的應用》。1835年托克維爾將他遊歷美國的見聞記載成書，即《民主在美國》。這本書在全球受到空前好評，被專家稱為「社會學的早期模型」，托克維爾也因此獲得榮譽軍團勳章，並被選為法蘭西學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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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視黑人 源於進化論遺毒
文 ◎ 任欣
進化論將黑人貶低為與猴子相提並論的人種，造成中國社會普遍存在種族歧視。然而進化論被證實謬誤百出，何以當今中國社會將之奉為金科玉律？中共何以有系統的向民眾強行灌輸進化論？
如果一個理論是正確的，不管從那個角度出發，都應該沒有矛盾之處，且可用不同方面的證明互為補充。相對論的證明和基因是DNA分子的證明就是如此。而進化論卻相反：各個例證之間有著根本的對立，分歧之大是絕無僅有的。
古生物學家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舉了一個很具體的例子：「布林頓在1890年的研究指出：按進化論講，黑人是低等的，因為他們保留著幼年的特徵；但是博克在1926年的研究中說：黑人是低等的，因為（和白人比起來）他們保留太少幼年的特徵。」為什麼互相矛盾的論據會支持同樣的觀點呢？因為他們在為一種錯誤的信仰找根據，而不是根據事實得出科學的結論。這裡暴露出的正是進化論問題。
而當今中國社會對黑人的歧視，根源即是進化論的根植觀念。
進化論論據自相矛盾
按理，生物從低等到高等，基因突變發生的速度會越來越慢，突變個體的自然存活能力越來越低，因此進化速度就會越來越慢；而進化論領域公認：從地質歷史上看，新生物出現的速度越來越快，呈現明顯的加速進化趨勢。
化石向我們展示了歷史上的週期性災變，但「進化時間表」則掩蓋住大量的反面事例。
例如在進化時間表裡面，非洲直立人於距今150萬年前出現。然而在350萬年前的地層中，肯亞Kanapoi卻挖掘出現代人的上臂肱骨化石，阿根廷Monte Hermoso也證實發現350萬年前的燧石（打火石）、人工雕刻過的骨頭化石及壁爐。
進化時間表是在化石資料很有限的情況下，為了佐證進化論而編著的，本身錯誤很多，如鳥類出現的時間，是根據真實性仍有待商榷的始祖鳥推算出來的。
隨著化石出土得越來越多，大量與進化論相悖的事例不斷出現，但是因為進化時間表與進化論已深植人心，這些發現就被壓制住了。
另外，無數的實踐證明：品種的變化和新物種的產生是兩回事。
達爾文把一個物種內部的變化延伸到所有生物物種的進化，比如「狗可以培養出許多品種，那麼猴子也能這樣進化成人」。這種推測本身就大有問題：實驗的結果都在否定達爾文的這個猜想。育種專家大都知道，一個物種的變化範圍是有限的。最終，培育出來的品種不是不育，就是又變回原來的親本。
中共系統灌輸進化論
中共向民眾強行灌輸進化論，一方面是出於維護自己的極權統治的目的，因為這樣就可以為強行灌輸無神論鋪平道路，以便於把自己打扮成至高無上的人間救主；另一方面是因為進化論可以為其「階級鬥爭」的理論提供支持。
事實上，進化論雖來自於西方，但當今相信進化論的人中，比例最大的是中國、前蘇聯和原來的東歐前共產國家。這些國家的共同特點是：國家權力被用來禁止對神的信仰和灌輸無神論。中共自從1949年以後就一直在持續地壓制和迫害各種宗教信仰的同時，強制性地灌輸「進化論」，以至於許多中國人不僅自己把「進化論」奉為金科玉律，而且當然地認為普世皆然。◇
本文轉自208期【新紀元週刊】「封面故事」欄目
http://mag.epochtimes.com/b5/210/index.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