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1月23日訊】首先我澄清幾個概念，那就是「協商式民主」與「參與式民主」之間的區別。這是甚麼意思呢？我們基本上都知道，民主還是有很多種的，協商民主也是西方推崇出來的，在西方有特殊條件，這是在選舉民主出現一定問題的條件下，在選舉式民主的基礎上作為一種補充應運而生的。可是現在中共不搞「選舉民主」，而是只搞「參與民主」「協商民主」，這性質也就完全變了。
對於民主不適合中國，或者中國不適合民主，又或者那些「民主緩行論」者來說，有幾個命題是常常被拿來說事的。例如說：東西方文化差異，中國太大，民眾又多又窮，經濟還不夠發達，民眾素質太低等等，這其中尤以「民眾素質太低論」最為頑固，可以說已經困擾中國百年之久了。
首先我想說的是，一個民主國家的國民素質與民主到底有多大的關係？有人認為；再好的制度，強加在一幫愚昧無知的人身上，也不一定顯得出優越性。也就是說，一個民主國家民眾的公民素質可以決定這個國家的民主質量。當今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雖然都是民主國家，在它們的民主也顯出了不一樣的水平，除了新興的民主國家制度尚待完善之外，造成差別的最重要因素就是國民素質。俄國與亞洲一些新興民主國家的民主常常出現一些問題，說到根子上，國民素質低確實對民主的質量有一定的影響。
但我要問的是：一個國家的國民素質與這個國家是否需要民主的關係。上面一節說的是在一個民主國家裏，民眾素質決定民主的質量，那麼在一個尚未民主的國家裏，民眾的素質與民主的關係又如何呢？前後兩個問題有天壤之別，可「素質決定論者」正是以第一節的現實來推斷出了「低素質的民眾不適合民主」的結論。而且，很多人竟然沒有看出邏輯的混亂。
讓我們來總結一下：沒有人會反對民眾的素質決定民主國家的質量，也不會有人反對素質越高的國民越有可能把不民主的國家帶進民主，當然，「民主需要高素質的國民」就更是接近真理了。可問題的關鍵在於：民眾的民主素質是如何培養出來的？是在民主國家裏培養出來，還是在不民主的國家裏培養出來的？
按照「素質決定論者」的理論，民眾的素質不達到一定的程度，這些國家就不能搞民主了？一搞就會亂？因為民眾的素質不足以讓他們為自己做主。如果民眾的素質達到了歐美的程度，或者至少超過現在的俄羅斯人與印度人的話，民主才適合我們？民主才是好民主？但是這些人忽視了一個最基本的現實：是不完善的「壞民主」能培養出適合民主的公民素質嗎？還是不民主的制度（例如現中共運行的專制）才可以培養出適合民主的民眾？
我想：「素質決定論者」需要回答兩個問題：那就是230年前的美國移民的素質，以及百年前被流放到澳大利亞的英國罪犯的素質難道又比現在的中國人高嗎？中國當今國民的民主素質是不是要比1945年以及100年前高呢？
再次，我想說的是，在任何時候在任何地方，尤其是你沒有選擇的情況下，一個國家的公民素質不但可以決定這個國家是否能夠進入民主，也能決定進入民主後的質量。可是，絕對不能用民眾的素質來阻擋民主的到來，因為全世界所有的歷史記錄都向我們顯示：民主國家——哪怕是最不完美的民主國家，才是培養國民的民主素質的搖籃。而那些不民主國家，尤其是反民主的國家，再給他們上下五千年，也不可能培養出大批有民主素質的國民！
認識不到這點，我們就很容易陷入絕望，我們就會抓狂。「民主與素質」折磨中國已經有上百年了，從康有為到梁啟超，從孫中山到胡適，幾乎都沒有完全走出這個誤區。就拿讓中國知識份子敬仰的胡適，在制度與素質上，也提出了「百年樹人」的主張。可惜的是，他老人家不得不跑到美國去「樹人」，這種樹人的方法，可能一千年也不夠吧。但如果胡適更客觀一點，就應該知道，他當時所在的美國，對包括中國人的在內的有色人種的歧視，是遠遠背離「民主素質」的。有豐富歷史知識的胡適也一定知道，美國民主制度成立的時候，國民中的絕大多數——婦女，沒有財產的白人，印第安人與黑人根本沒有投票權，不參與任何民主活動，因為那時他們被認為素質太低，黑人就更是奴隸。但確立起來的民主制度，以不可思議的速度提高了民眾以及統治者的民主素質。
我們再拿俄羅斯與亞洲一些新興民主國家（地區）來說，有部份中國人一看到人家（比如泰國等國家）那裏出了一些問題，就興高采烈地翻出了「素質論」，他們卻不知道，民眾的民主素質正是和民主制度的修修補補一路走過來的，一路不斷提高的。又比如：台灣的一個陳水扁因貪污而倒下，更多的台灣公民在覺醒中腰板挺得更直。假如俄羅斯至今還是「蘇聯」，俄國人的民主素質比現在能高多少？北朝鮮、古巴與越南等國家，甚麼時候會培養出擁有民主素質的國人？他們會「培養」出自己的掘墓人嗎？
民主制度就是培養國民民主素質的最好地方，這也就是為甚麼所有的民主國家在一開始一定會有一些混亂，而其中最「邪惡」的正是美國，它居然在民主建國的時候，國民素質低到還有「奴隸」，當然，如今，這些奴隸的後代已經可以當總統了。試問，美國有可能先實行和諧的專制制度，然後等到「黑人與婦女、沒錢人」的素質都高了，再實行民主嗎？
最後一點，但絕對不是最不重要的一點，我想強調的是：民主國家是培養民主素質的地方，但並不是說專制國家裏就不能產生有民主素質的公民。實際上，在從不民主到民主的轉型中，公民社會與公民素質是至關重要的。可大家要記住：民主素質的公民非但不是專制制度「培養」出來的，反而是與專制的抗爭與決裂中誕生的。民眾中率先覺醒的人，與專制集團中良知未泯的人，在對建立民主制度，以及促成民主轉型的過程中，發揮了無可取代的作用。
卻也因此讓我們陷入了「雞和蛋」的悖論中。我們看到了民主與素質的關係，沒有民主社會，哪裏有那麼多民主素質的人？可沒有民主素質的人，又如何建立起民主社會？這有點像雞和蛋的關係，沒有雞，哪裏會有蛋？沒有蛋，哪裏會有雞？陷入這種關系而無法自拔，讓很多人在說到「民主與素質」時，都好像是在瞎扯「蛋」。
這種境況，讓那些在不民主環境以建設公民社會為己任的青年人常常陷入迷茫，從而產生了認識上的偏差，例如抱怨困難很大，民眾不理解，更不聽從自己的，有些甚至以自己的實際遭遇印證了統治者說的「民眾素質太低」……其實，他們遇到的問題不是今天才有的，因為連中國的民主前輩如康有為、梁啟超等都同樣遇到過。當他們在努力追求民主而不得的時候，他們忘記了統治者的殘暴與精英的無能，只能陷入了弱勢民眾的「素質論」，把中國搞民主不成功歸咎到民眾素質太低，要先樹人才談制度建設……
那麼，如何打破百年來困擾我們的「民主與素質」的雞與蛋的悖論？我認為在目前的情況下，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提高我們自己的民主素質——重要的內容就是進一步認清甚麼是民主以及它的本質！我發現那些抱怨民眾素質不高的朋友，他們對民主的理解，往往有一些嚴重的偏差和扭曲的觀點。如果加上他們過低估計在非民主的制度下追求民主的難度與艱險，遇到挫折往往就會打退堂鼓，甚至走向另一個極端。梁啟超無疑是中國民主的啟蒙者，可恰恰是他對民主制度也有認識不足的地方，他從一戰後的歐洲回來後，思想走向了保守的那一端，也難怪，如果說近百年前被戰爭蹂躪的歐洲與中國大陸同樣殘破不堪的話，今天，兩種制度在這兩塊大陸上結出了不同的果子。
我們比梁啟超幸運的地方就在於我們知道了過去，也看到了現在，問題是，我們能夠創造未來嗎？未來就從我們自己開始，就從提高我們自己的民主素質開始。提高自己的民主素質，努力當一個公民，公民社會就會逐漸成型，民主也就離我們不遠了……
———-中國民主黨（廣西海外）負責人：李志友
二0一一年一月二十二日於（泰國曼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