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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見:專政與時俱進,共和尚未成功

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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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1年10月17日訊】共產黨人所謂「五不搞」,無非就是說,在黨專政的「如來佛手心」裡,憲政共和或民主共和,根本毫無希望。辛亥革命百年的中國,已經被中共改造為黨專政的「共和」中國。

十月,是「人民共和國」的國慶,也標誌著辛亥革命已經歷百年風雨。兩相交匯,黨專政的「共和」代替了憲政共和的嚴峻現實,就令人感覺格外沉重。

列寧式的「新型政黨」

政黨以某種政治理念為核心,而政黨的組織,就其本性而言,本來與政府機構或軍事組織不同,在正常的社會情況下它較為鬆散。在英文裡,政黨是party,人們的聚會也是party,註冊個政黨,不過就是類似於組織個聚會,沒有甚麼特殊的了不起之處。

但是,在東方社會,在專制的環境裡,難以容忍政黨自由生存與發展,於是,在這裡組織政黨,就須有較嚴密的組織和運行規則,特別是以「鐵的紀律」著稱。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後來分裂為布爾甚維克與孟什維克,其最早的矛盾衝突,即表現為著名的「黨章第一條」之衝突。熟悉俄國政治環境的列寧堅持嚴格的組織規則與紀律,而那些較為西方化的人們,則傾心於較為鬆散的黨組織。

列寧式的「新型政黨」掌握權力以後,能否轉向正常狀態,則事在人為。

鐵托領導的南共曾提出,黨應該擺脫過去戰爭與革命中的狀態,其中之一,即取消中央委員及政治局委員的候補設置,因為這一設置針對的是黨的地下狀態和戰爭狀態,為應付因抓捕、犧牲引起的突然變動而設置,在正常狀態下就無須如此。

更重要的是,戰爭和革命時期,召開全黨代表大會的難度較大,其中央委員會或其政治局,作為執行機構,權力較為突出,而正常環境裡,代表大會作為最高權力機構,它與那些中央機構的關係,應有較根本性的調整。例如,代表大會的政治民主機制,以及代表常任制等一系列設置,實際與議會制相彷,這也就便於共產黨適應於現代政黨政治及代議政治。

黨政一體、黨軍一體盤根錯節

但是實踐證明,共產黨很難與時俱進。蘇聯共產黨首開運用國家權力於黨內鬥爭之先河,而中國共產黨,不僅自覺倣傚斯大林的治黨模式,而且,中國傳統王朝政治乃至宮廷政治的權術謀略,經毛澤東之手而迅速在中共政治中蔓延。

中共不熟悉歐美政黨的運行方式,也不熟悉列寧領導時代布爾甚維克黨的運行方式。蘇共在斯大林時代,仍延續其列寧時代的傳統,黨代表大會的速記記錄對全黨公佈,而中共對於這樣的政黨內部公開性的規則,完全是陌生的。它以其「山溝裡的馬克思主義」為榮,以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為自豪,現代政治理性猶如鳳毛麟角,個人崇拜及官位崇拜甚囂塵上。

不過,中共在取得政權之際固然沒有主動轉型,後來,毛澤東逝世、毛氏小集團「四人幫」倒台、中共轉向改革開放,其實又有一次機會。這時,中共深受專制折騰之苦,黨內理性聲音一度強勁起來,有識之士對於黨自身的改革提出諸多建議,到1980年,甚至出現「庚申改革」的小高潮。可惜的是,這一改革傾向還是不能不與「四項基本原則」主導趨勢相撞,依然無果而終。

中共權力從代表大會向中央委員會及其政治局轉移,特別突出的集中於毛澤東個人。代表大會作為最高權力機構名存實亡,實行「全黨服從中央」,而中央則服從於政治局,服從於毛澤東個人,「毛主席、黨中央」之稱長期並列。這種狀況,在毛澤東身後也沒有根本改變,一直延續下來。「以×××為核心(或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這樣一種奇怪稱謂,竟然長期使用,其意當然不是指還存在一個「以其他某人為核心(或為總書記)的黨中央」,而是作為「毛主席、黨中央」之變體,仍有將黨魁與黨中央並列的一層涵義在其中。

同時,共產黨掌握權力以後,普遍地國家化,就不可能轉向較為鬆散的政黨常態,相反,它掌握著政府與軍隊,後兩者的組織形態,反過來也制約著共產黨的組織狀態。中共尤為典型,因為中共在長期戰爭環境中與軍隊共生,黨軍一體成為傳統,在掌握政權後不僅不收斂,不轉而實行軍隊國家化的改革,反而黨組織又再向政府機構大肆蔓延,造成黨政一體、黨軍一體而盤根錯節的現實。

「帝天下」升級為「黨天下」

現代政黨政治,以多黨競爭為常態,反對黨合法存在,執政黨對其施政負責、對選民負責。選民的選擇不是一次性選擇,他們可以決定政黨輪替,而政黨輪替也不必「千百萬人頭落地」。然而,共產黨的黨專政「共和」,實際上堵死了向憲政共和、民主共和的發展之路──其它政黨只能匍匐於共產黨的腳下方能存在,它們不可以爭取執政,不可以作為反對黨存在,不可以不服從共產黨領導。即使共產黨恩准它們嚐試著上台執政,則它們面對的現實是,政府官僚集團同時也是共產黨官僚集團,軍隊是共產黨的軍隊而非國家軍隊。若它們的執政膽敢觸動共產黨的利益,不用說,那就是政治自殺。

在這個意義上,就不難理解,共產黨人高呼其所謂「五不搞」,無非就是說,在黨專政的「如來佛手心」裡,憲政共和或民主共和,根本毫無希望。辛亥革命百年的中國,已經被中國共產黨改造為黨專政的「共和」中國。國家機器黨化,或黨國家化,一旦執政黨輪替,如馬克思總結巴黎公社時所說的,非打碎舊的國家機器不可,成為一場革命,對黨專政的政府機構和軍隊,非徹底改造不可。

可歎的是,中國共產黨建黨於共和初始、黨派爭鳴的年代,而一旦它成為執政黨,就致力於將「帝天下」升級換代為「黨天下」,使得中國黨專政下的「政黨政治」,距離承認反對黨之合理性的現代政黨政治,越來越遙遠。

更可歎的是,中共隆重紀念它的九十週年黨慶,自然引起民間對「建黨」的興趣,而中共則聲稱目前在中國「沒有必要組建新的政黨」,暴露出這個老朽政黨對新政黨成長為現代政黨的深深的恐懼。

依照《共產黨宣言》,共產黨的先進性,體現在它「在當前的運動中同時代表著運動的未來」,而中國共產黨在其政治實踐中,實際上是面向過去,是以國民黨在大陸的政治軍事失敗為前車之鑒──它不能容許在國民政府治下那樣的公民權利空間,特別是那樣的言論空間和社會組織空間,再滋生出新的「建黨偉業」。這樣,它就失去了在政治上與時俱進的能力,很自然地,它對市場化、國際化環境裡新出現的政黨,順理成章地成長為現代政黨,進而對其黨專政形成威脅,本能地感覺恐懼,本能地顯示出戒備的姿態。

——原載《動向》雜誌2011年10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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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0-17 11:3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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