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10月08日訊】（編者按：本文轉自第244期【新紀元週刊】「封面故事」）
民間資本最活躍的中國大陸溫州，9月來不斷出現暴力討債、企業老闆出走和自殺事件。企業主逃跑欠下的債務動輒數千萬、上億元，牽連所及，供應商、上下游都會被累得陷入絕地，此起彼伏的騷動驚心動魄。
有增值意願的民間閒散資金，和需要資金維持發展的企業，就好比一杯溶劑中的正負電子，只要不強行阻隔，總會自發地聚集在一起，從而生成一個穩定的化合物。正常人類社會狀態下都是這樣的景象，不過在當今中國大陸，正負電子卻因人為隔離所產生的高強電壓而無法結合。
溫州老闆大逃亡現象，僅僅是中國私人企業境況的縮影。在中國大量央企、國企與民爭利，制度性歧視私人企業的前提下，私人企業倒閉潮恐愈演愈烈。老闆舉債逃亡的骨牌效應，何處有解？
封面故事包括3篇文章：
上下夾擊 大陸私企陷困境 文 ◎ 高紫檀
民間借貸斷鏈 私企面臨崩潰 文 ◎ 慕透、齊先予
受壓制的經濟增長火車頭 文 ◎ 王淨文
上下夾擊 大陸私企陷困境
文 ◎ 高紫檀
中國大陸私人企業資金鏈斷裂風波愈演愈烈，風暴眼浙江溫州連月來不斷出現暴力討債、企業老闆出走和自殺事件。事實上，中國中小企業困境是全面的，而溫州、東莞、上海尤為突出。
從今年初開始，中國中小企業的生存環境日益艱難。溫州、東莞、上海中小企業的經營困境可以說是整個中國中小企業的縮影。
《新紀元》記者採訪發現，造成中小企業生存難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通貨膨脹，人力、原材料成本增加，內需不振，外部經濟環境不佳，人民幣升值，央行收緊信貸等因素之外，政府的各種費用也給企業增加了負擔。
溫州老闆大逃亡
溫州曾有著幾十萬家中小企業，溫州的產品賣向世界各地，當地中小企業的生存狀況是中國中小企業的晴雨表。
溫州市鹿城區黃龍一間皮鞋廠的老闆章女士已經在鞋業拚搏十幾年，她對《大紀元》記者表示，除了原材料、人力成本的上漲，目前最大的問題是整個行業相對國內的消費量來說，產能太大，市場無法消化。「我去年在全國各地消費旺盛的地方開了四家店，但都沒做下去，只剩下一家。」「生產100雙鞋，可能只有30雙最終賣到消費者手裡，70雙壓在零售商手裡，市場消化不了。」「放在手裡就是虧，在國內處理都處理不掉，50元出廠，處理價15元，還得是有人要的情況下。」「現在到哪裡看到鞋都是頭痛。」
溫州雙嶼一間鞋廠的老闆吳先生也表示，市場比起去年差，人力成本、原材料成本上漲都壓迫了利潤，外單也並不好做，內部外部經濟環境都不好，「融資成本也在增加，生意現在越來越差，外銷的歐元匯率在跌，也不合算。」
章女士認為，在市場這樣艱難的情況下，一定會有企業被淘汰。
除了市場不好，央行收緊信貸也令當地中小企業融資困難，從而導致一些企業走上民間融資的道路。然而企業一旦不能度過難關，年利率可高達100％以上的高利貸卻往往成為企業迅速倒掉的推手。
日前，網路流傳一張《溫州老闆跑路清單》，將近幾個月來媒體上報導的眾多「跑路」溫州老闆加以羅列。《清單》稱，不包括一些小企業。
《清單》從今年4月份開始羅列，當月，溫州三家老牌企業倒閉，老闆「跑路」。隨後的6月、7月，每月均有兩位老闆「跑路」。
雖然《清單》8月份只列出了三位「跑路」老闆。但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近日透露，在跑路「重災區」溫州龍灣區永強鎮，僅8月份就發生了20多起跑路事件，其中涉及10億元以上的「老高」（借了高利貸的人）跑了三人。在溫州民間金融史上，如此規模的跑路實屬罕見。
《清單》截止9月22日，9月份羅列了近20位「跑路」老闆，負債金額上億的不在少數。其中僅22日當天，就有9位老闆「跑路」。
繼9月20日溫州最大眼鏡企業信泰集團董事長胡福林出逃後，又有溫州龍灣泰爾銅業、溫州五洲軋鋼廠和溫州綜藝鞋業老闆於9月25日出逃。
在可查較大的29家老闆「跑路」企業中，有11家從事皮鞋皮革業，電器製造業5家，鋼材及銅業4家，餐飲業2家，其餘分別所屬眼鏡業和印刷業等，每一家涉及的資產都有上億元。
在眾多中小企業老闆爭相失蹤之時，9月27日，正得利鞋業老闆沈某從住所的22樓跳下身亡。這標誌著當地一些中小企業的生存環境已經從「跑路」升級為「跳樓」。
大的企業倒掉往往會牽連一批小的企業。信泰的倒掉使兩百多家眼鏡配件供貨商沒能收到貨款，只能拿到一張白條，當地眼鏡商會稱，十幾家供貨商已經停產。
溫州中小企業促進會會長周德文表示，最重要在於2008年市場環境寬鬆時，銀行追著企業貸款，導致企業大範圍擴展業務。而到了2009年，突然銀根收緊，只收錢不借錢，企業的投資步伐一下子剎不住車，結果只能跌落萬丈懸崖。
此前周德文還透露，溫州36萬家中小企業中已有20％歇業或停業，他甚至還認為，如果外部環境和國內經濟政策方向在今年下半年依然沒有改變，40％中小企業在今年年底將處於半停產、停產、或倒閉狀態。
東莞私企苦撐
珠三角同樣是大量中小企業的聚集地，而東莞是最集中的地方之一。
東莞市茶山鎮貝樂園玩具廠揭老闆接受《新紀元》記者採訪時表示，現在企業沒有什麼利潤，經營很困難，「訂單不多，玩具來說，往年這個時候是旺季，但今年這個時候還是淡季，整個行業都是這樣。」以前他還做外銷，但現在全部做內銷，而且競爭還很激烈。
兩個月前，他告訴《大紀元》記者，除了稅收高，原材料也漲價很多，進貨成本提高了10％左右，除此之外，人工成本也提高了，「工人工資已經漲到2,500至 3,500元人民幣，去年才1,800至2,500元，上漲在30％左右。」現在他再次提到：「人力成本、原材料成本都在漲，廠房租金、水電費都上漲了。」
他認為，最大的困難是國家沒有貸款，「不想貸給中小企業，怕老闆跑了。」而民間融資風險太大。「有些企業貸了高利貸，想維持下來，後面就倒閉了，債也欠了一屁股。」
「大家都在苦苦支撐，利潤很低也在做，維持生存。」揭老闆說，像他們這樣的企業「基本上都這樣」，在東莞經營困難的最少30％，有些經營不下就倒閉了。
他還透露，目前當地的製衣行業更加困難，現在很多也都是苦苦經營，也已經倒閉很多。總體來講，他所在的地方，「當地500多家企業，已經倒閉有一、二十家。」
他還表示，這邊也有「跑路」的老闆，在他工廠旁邊一家老闆在上個月剛剛「跑路」。
東莞常平一間毛織廠老闆蕭致和（化名）對《新紀元》記者說，中小企業的負擔根本沒有降低，甚至比過去負擔更重，「跟去年沒得比，今年根本沒有什麼錢賺，只有虧本。」
由於今年國際經濟形勢不好，導致中小企業本身就不好經營，蕭致和透露，「今年接的單都是內單，沒有外單，買來的毛織機器，好的一臺十幾萬，都是分期付款，但一臺機器每天才能做出100多元錢的產品，沒辦法賺錢。」
對於報紙所說的中小企業減負行動，蕭致和並沒有看到：「贊助費、管理費等每年都有，對於今年來說，本身利潤就少，這些都是企業的負擔。政府對中小企業的收費、稅呀，都是跟以前一樣，也沒有減賦。」
蕭致和表示，從事這一行業十幾年了，從來沒有遇到這麼困難，「東莞這裡的毛織廠都是這樣，不管那一家，都很困難。前段時間有個老闆月供付不起，已經跳樓了。」
此前，東莞資深玩具企業「素藝」和紡織企業「定佳」倒閉，倒閉的還包括大朗宏事達家具公司、靈通塗料公司等東莞最常見的出口型小企業。這些企業倒閉時間集中在6月中下旬至7月中旬之間，共同特徵是，老闆在毫無徵兆的情況下捲款跑路，而後供貨商上門追討貨款，最終員工獲悉消息，集體上門討要薪水。
上海、杭州生存難
緊鄰中國東部出海口的是上海和杭州，當地也有大量加工型的中小企業，目前遇到的狀況也並不理想。
上海一間中小企業的高管陳女士接受《大紀元》記者採訪時認為，目前中小企業的負擔很重，這些負擔讓中小企業很難生存。
對於企業負擔，她表示，首先是17％增值稅，屬於流轉稅，「稅率很高，如果有些小企業進來的發票，不一定有進項，不能抵扣，是很高的，導致生意很難做，而且還有企業所得稅等。」
除了稅收之外，一些亂收費、亂罰款的現象還很嚴重，「上次當地工商分局罰款我們企業10萬元，開了5萬元的白條，上面蓋了一個很模糊的財務專用章，不是他們單位的，這根本就是『智能套現』。」
對於工商局對鄭女士所在企業的亂罰款開白條，舉報的作用並不大。陳女士說：「我告他們，可寫了舉報信給上海市工商局，最後這舉報信反而轉到被舉報的單位——上海閔航工商分局去了，還派人到單位來找我……」
為了在政府機關辦事能夠順利，她透露，中小企業還要不斷的給政府機關送禮，「平時過年過節，那些購物卡呀、東西呀都不能斷的送，斷了馬上有臉色看了，就不好辦事了。每年要『孝敬』兩次，最起碼的，中秋節一次，過年一次，不『孝敬』（人家）不開心的，前幾天中秋節，什麼月餅呀、水果呀、OK卡了（購物卡），你要是不給他，辦什麼事就卡住了。」
除了這些之外，企業還要應對贊助、授課之類的。陳女士說：「有一家企業被當地鎮政府要求每年贊助多少多少，說是為解決當地貧困戶的問題，最後給一個白條。上次還有教育局的什麼領導，來上課，上的課根本沒用，現實根本不是那樣的，又忽悠了老闆2萬元去了。」
最令陳女士心中憋屈的是，相關單位「不去整央企、國企、政府機關，專門整小企業。」
陳女士還透露，中小企業現在融資很難，不得不通過一些擔保公司融資，「我有一個企業，現在融資的年利率達到22％。」她說，由於中小企業各種成本加在一起負擔太重，導致經營困難，「幹什麼都虧。」為了生存，一些企業不得不開始靠造假來降低成本。
陳女士透露，有一些老闆，經營不下去，就大量讓供應商供貨，再低價拋出去，變現大量現金，然後用集體旅遊或其他辦法支開員工，最後老闆消失了，工廠關門了。「最近青浦區就有兩個搞汽配的老闆跑了，以前還是納稅大戶。」
杭州蕭山的賈老闆也有同感，他在接受《大紀元》記者採訪時表示，有形無形的費用令企業很無奈。如企業的各種證件，營業執照、許可證之類的，每年都要來收一次錢，所謂的年檢就是收錢。各個政府部門還要搞各種培訓，實際也是收些費用，企業是不得不交。
賈老闆還表示，如果企業不小心違規，則罰款從數千到數萬，全憑當官的說了算，關係好按最低，關係差就按最高，這使企業有時付出的費用太大。
加上當前經濟環境不佳，這些都構成了當地企業經營困難的原因。他很希望政府能減稅，「放水養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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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借貸斷鏈 私企面臨崩潰
文 ◎ 慕透、齊先予
大陸私企資金鏈斷裂，「高利貸借錢是找死，不借錢就是等死」。中國官方把錢借給美歐富裕國家，任憑國內資金嚴重缺乏，有錢的負電子無法與缺錢的正電子相結合，這種被人為隔離所產生的高強電壓，電死的何止是私人企業？
有增值意願的民間閒散資金，和需要資金維持發展的企業，就好比一杯溶劑中的正負電子，只要不強行阻隔，它們總會自發地聚集在一起，從而生成一個穩定的化合物。正常人類社會狀態下都是這樣的景象，不過在當今大陸卻出現了種種怪象。
私企老闆大逃亡
最近，「溫州老闆大逃亡」的消息引起世人的關注，僅9月22日一天，官方稱溫州就有9個私企老闆因躲避還債而悄悄逃走。
9月20日晚11時左右，信泰集團執行總裁胡明芬不安地給溫州市甌海經濟開發區管委會打去電話，說老闆胡福林可能跑了。此時胡的電話已打不通。直到21日早上，胡福林突然主動給胡明芬打電話，說由於投資規模過大、面過廣，造成企業資金鏈斷裂。後來證實，這位董事長已經逃到美國了。
信泰集團成立於1993年，員工3,000多人，旗下的「海豚」牌是中國眼鏡業唯一的馳名商標。除了眼鏡業，胡福林還涉足太陽能光伏、房地產等行業，其目標是中國民營企業100強。據統計，信泰集團去年光眼鏡的產值就有2.72億元，今年1月份到8月份產值1.25億元。
不過由於對形勢判斷過度樂觀，戰線拉得太長，投入也很大。據知情人介紹，前段時間銀行將胡福林借貸的資金收回去了，他只好通過民間借貸解決資金來源，「一個月光利息就要還2,500萬元，一年的利息就是3億。這麼多錢怎麼還？」傳說胡福林真實欠款是20億。
同樣面臨資金鏈斷裂的還有溫州「永久彈簧」廠的董事長高志勝。據樂清當地媒體的報導，「永久彈簧公司的欠帳中，社會上的欠帳約達5,000萬元，其中約有 2,000多萬元是高利貸。擔保公司將高志勝的女兒控制住，高志勝只好用自己將女兒換回來。有消息說，高已請求政府成立清算小組。」
更悲慘的是，9月27日當天下午竟然有兩位民營鞋廠老闆因資金壓力相繼跳樓自殺。一位是「溫州正得利鞋業」沈姓負責人。當天下午4時許，同樣位於雙嶼鞋都的「溫州美人魚鞋業」也傳出負責人跳樓自殺的消息。
不光是在溫州，類似無力還債而出逃者，遍布全中國。為什麼會發生私企的大面積倒債風潮呢？
銀根緊縮導致民間借貸興盛
大陸金融業是中共掌管的國營壟斷行業，銀行利率的調控不是由市場經濟自發決定，而是由中共官員人為制定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為了確保GDP 年增長不低於8％的穩定底線，中共推出了4萬億的投資和9萬億的放貸，結果官方大量印刷鈔票，使國內通貨膨脹居高不下，最後引發全球性的通膨。在這種情況下，為了避免泡沫經濟的崩潰，中共又人為地採取極端強制手段，不斷提高銀行儲蓄的準備金，把大量資金收回來。
銀根緊縮的最大受害者當然是大陸私企的中小企業。銀行為了減低風險，貸款對象常年都是國營大型企業，中小企業得不到政府貸款的支持，若不想自生自滅，就得向民間借款。特別是2010年以來，私企普遍原材料漲價10％，工資上升30％，稅收也提高了，而產品競爭更加激烈，產品價格很難提高。於是在上下游的同時擠壓下，私企被迫選擇向民間高息貸款。
私企被逼飲鴆止渴
在大陸，民間借貸從借出錢的這方看，叫「高利貸」，從借入錢的企業來說，叫「非法集資」。早在1990年代中後期大陸就出現很多非法集資案，官方曾透露 2006年大陸民間融資規模為9,500億元，占GDP的6.96％，於是當局先後出臺了《非法金融機構和非法金融業務活動取締辦法》（國務院令 [1998]第247號）、《關於人民法院審理借貸案件的若干意見》，《中國人民銀行關於取締地下錢莊及打擊高利貸行為的通知》（銀發 [2002]30），規定「禁止吸收他人資金轉手放款，民間個人借貸利率不得超過官方正規利率的4倍。因參與非法金融業務活動受到的損失，由參與者自行承擔。出借人明知借款人是為了進行非法活動而借款的，其借貸關係不予保護。」
如2007年在遼寧瀋陽爆發的「蟻力神」非法集資案，至少騙取了30多萬戶的近200億資金。與上次主要集中在個別企業直接面對投資者所不同的是，這次集資類似於傳銷，層層加碼，參與者是個人、小額貸款和投資公司，牽扯的百姓更多，集資的數量更大，危害也更大。
目前大陸官方的基準存款年利率是3.5％，貸款年利率是6.5％，而民間借貸最低也要3分的月利息，年利率是月利息的12倍，這等於貴了10倍多。在江蘇泗洪縣，高利貸最後一棒竟然炒到月息一毛兩毛。從企業角度看，如今大陸的實體中小企業的利潤率一般只有3～5％，好的也就6～8％，對於他們來說，別說8 分、6分、甚至2分的月息都難以承受。不過私企主面臨的困境是：不借錢公司馬上就得倒閉，借到錢才存在轉機的可能，於是大多企業不惜飲鴆止渴，病急亂投醫。
高利貸下的全民瘋狂
與企業借高利貸相對應的是，不顧風險而出錢貸出的「高人」（放高利貸者）。人們談論最多的江蘇泗洪縣轄下的石集鄉，這個蘇北欠發達地區，2010年全縣財政收入才突破30億，不過泗洪縣共有寶馬（BMW）在800輛左右，賓士600多輛、奧迪500多輛、保時捷50多輛、英菲尼迪（Infiniti）50 多輛、捷豹（Jaguar）30多輛、凱迪拉克20多輛、路虎20多輛、林肯10多輛、悍馬10多輛、賓利3輛、法拉利1輛、蘭博基尼（Lamborghini）2輛、瑪莎拉蒂1輛……
這些名車都是當地人放高利貸（放爪子）得來的「戰利品」。據石集人向記者介紹，當地不少人放高利貸，借來（月息）2分、3分，放出去1毛、2毛，甚至更高。以月息1毛（10％）計，借出去10萬元，1個月後收回來就變成了11萬元。
據悉當地「放爪子」的人也有好幾個層次。有人將錢投給「放爪子」的人，得到的是3至5分的利息。爾後，「放爪子」的人再將錢放給自己的上線，上線給的利息可能會是1毛。中間經歷多個環節後，錢款到達借款人手中的時候，利息有的已高達3毛（月息30％）多。據不完全統計，當地投入高利貸的資金約20億元。
比溫州更厲害的是內蒙古最重要的能源基地鄂爾多斯，幾乎家家放貸。外界估算其民間借貸規模在2,000億元以上，且年利率普遍在60％以上，這些資金主要流入當地房地產市場。
不過瘋狂過後，當借貸大戶一夜間「失蹤」、停止付息後，高利貸市場隨即崩盤，除少數人一夜暴富外，更多的人已是血本無歸。如在泗洪縣，已經出現幾起命案。如6月24日晚，4名放高利貸的石集鄉村民，找上線要錢後，所乘轎車被追撞，村民吳剛當場死亡，劉彩勝送醫院後不治身亡，張守虎重度昏迷，馮雷受重傷。同樣的事情也在福建安溪縣發生過，在這個不到20萬人口的小縣城，首富許火從跑了，他欠下的3億多債務令民間借貸也瞬間崩盤，留下眾多債主血本無歸、望天無淚。
禍根不在民間 而是政府
最近大陸一兩年掀起了民間借貸的第三次浪潮。據《中國證券報》9月22日報導，僅9月1日至15日這半個月內，中國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工行、農行、中行、建行）的存款，出現了罕見天文數目的4,200億元負增長，外界分析這4,200億元大部分是流向民間借貸市場，以獲得更高收益回報了。
面對近日不斷曝光的借債人「逃跑躲債」現象，有人說是民間高利貸導致了企業破產，不過著名經濟學家茅于軾反問道：「企業借到了錢反而破產了，難道借不到錢倒能不破產嗎？事實上民間借貸避免了許多中小企業的破產。說因為民間借貸而造成更多企業破產是毫無根據的。」他建議要放開民間借貸，從政策上加以規範和引導，光堵是不行的，越堵，借出錢人越少，民間高利貸的利息就會越高，引發的悲劇就越多。
龐氏騙局、馬多夫與老鼠會
貪婪是人類共同擁有的劣性。目前大陸曝光的各地高利貸事件，實質都與美國金融界名人、前納斯達克主席馬多夫（Bernard L. Madoff）的騙局類似。都是與「龐氏騙局」（Ponzi Scheme）具有相同的原理：並不依賴公司具體實業來賺錢，而是利用金字塔形的層壓式推銷，拿新加入者的本金來支付老會員的高額利息，只要不斷有新人加入，騙局就能不斷上演。
馬多夫以深奧難懂的對沖基金為掩蓋，保證投資者每月獲得1％的利息，蟻力神以養螞蟻為藉口，15個月養一輪螞蟻就獲得32.5％的回報率，如今大陸的高利貸把這些障眼法全省略了，直接就是「玩錢」、「放爪子」、「擊鼓傳花」，只要最後那一棒不「跑債」，或者說只要最終借錢人不賴帳、不是個「壞老鼠」，這種比老鼠繁殖還要快的眾人撈錢遊戲就能進行下去，令參與者陶醉在短暫的歡樂中，什麼「貧困縣出寶馬鄉」，「鄂爾多斯一半人家放貸」、「溫州家家玩錢」等事，也就見怪不怪了。
民間借貸壞帳率比銀行低
不過也有很多人看到另一面，稱目前大陸媒體故意誇大「跑路」現象，目的是為了配合官方對民間借貸的故意打壓，相比於官方銀行40％的壞帳率，民間爛帳比例還低得多。大陸知識產權律師周賓卿在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表示，中國目前的貸款主體還是銀行，民間借貸相當於在他們的鍋裡搶肉吃，官方會通過各種藉口來對民間資本進行管制和打壓。
對於民間借貸在短期內會出現大的震盪這種說法，他認為是危言聳聽。大多數民間借貸的資本都是民眾的辛苦錢，出借方會非常關注其風險控制。「壞帳會一直都有，風險也會一直存在，但目前大陸媒體有炒作之嫌，目的就是不希望民眾把錢投入民間借貸中去。其實國有銀行的壞帳一定是高於民間借貸的壞帳的，它們可以通過政府撥款、全民買單的方式來填補這些漏洞，民眾不會知道爛帳的具體數據。」
廣東佛山一家民間抵押貸款公司的老闆陳先生對《大紀元》表示，他們做小額貸款已做了兩年。貸款者需以房子、汽車、黃金做抵押獲得貸款。「我們按抵押物的 7、8成提供貸款。比如以房子抵押，雙方需要辦律師見證，房管局辦抵押手續，辦理公證等。我們一般以3分的利息攬儲，再轉手以5分的高息放出去。客戶如果不還錢，我們可以直接將其房子賣了，當初做公證就是這樣的意思，風險自擔，所以我們一般不會出什麼事。前兩天一個私企老闆急需用錢，他不想把價值100萬的房子賣掉，這樣不但要交稅，還要花仲介費，等今後有錢了再把房子買回來，他直接用住房抵押，從我們這貸款30萬周轉一個月，這樣少了很多折騰，雙方都滿意。」
中國私企大崩潰
不過經濟評論家草庵居士表示，如今大陸民間借貸利率高達60～100％，沒有一個傳統製造產業可以支撐30％以上的年利率，更不必說年利率100％的高利貸了。大陸出現這麼眾多的高利貸現象，這說明現在大陸私企被逼上了絕路，他們的資金鏈斷裂了，「借錢是找死，不借錢就是等死」，反正都是面臨死路一條的絕境了。
他同時指出，中國一方面擁有大量的外匯儲備，把錢借給美國、歐洲等富裕國家，同時國內資金又面臨嚴重缺乏，這在經濟史上也是很罕見的現象。大陸私企面臨的困境，主要還是政府的責任。
在中國大陸，有錢的負電子無法與缺錢的正電子相結合，這種被人為隔離所產生的高強電壓，一定會把中國經濟的主體電死，這是必然的規律，只是放電時間早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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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壓制的經濟增長火車頭
文 ◎ 王淨文
私企是中國經濟增長的火車頭，大陸城鎮70％的就業由私企提供，中國經濟過去30年真正最重要的推動者是中國的私營企業和民營企業。然而在中國，官方卻不重視民營企業，甚至一直對私企帶有制度性歧視。
近年來中國經濟年增長率保持在兩位數，並一舉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有人把中國經濟的活力含糊地歸功於「具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不過英國《經濟學人》在2011年3月刊登的《竹林資本主義》一文中稱：「中國的活力在很大程度上不僅取決於自上而下的決策，還取決於自下而上的活動。就像德國有其強大的中小企業作為經濟的支柱一樣，中國也有很多欣欣向榮、私有化程度很高的中小企業：迅猛發展的竹林資本主義。」
解決70％就業 私企已成經濟主體
相對於國家公有的國營企業，30多年前，隨著改革開放的實施，大陸出現了大批非公有制的私有企業（私企）。私企以前以個人和家庭的「個體戶」為主，近十年來以民營企業為主體。經過幾十年的國營企業改制，目前剩下的國營企業都是規模龐大、掌控經濟命脈的大型企業，所以一般大陸媒體所稱的中小企業，也就是私企。
2011年1月18日，據大陸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工商聯主席黃孟復表示，2005至2010的「十一五」期間，大陸登記註冊的私營企業數量已經超過840萬戶，年均增速達14.3％，私營企業已經成為中國最大的企業群體，占全國實有企業總數的54％。據估算，2010年底中國個體私營企業從業人員總數超過1.8億，成為吸納擴大社會就業的主要管道。
從企業數量和資金規模上看，這五年間私營企業註冊資金年均增速20.1％，總額超過19萬億元。個體工商戶超過3,400萬戶，註冊資金超過1.3萬億元，較2005年底分別增長41％和133％。
從對外貿易來看，2010年中國民營企業出口總額超過4,500億美元，高於國有企業出口總額1倍以上，占全社會出口總額的30％以上，私企已經成為中國外貿的重要主體；另有數據顯示，2009年大陸私企在具備較高營運效率及競爭力的支持下，期內盈利增長17.4％，大大超過國有企業-4.5％的負增長。如今超過300家私營企業已在香港、新加坡及納斯達克等海外證券交易所上市，總市值超過3,000億美元，其中包括阿里巴巴、李寧、國美電器、玖龍紙業、中國蒙牛、中國旺旺及騰訊等大型民營企業。
從稅收上看，2010年個體私營企業完成稅收總額1萬1,173億元，五年年均增速達22.2％，分別高於全國和國有企業2.0和12.7個百分點。前不久官方首次公布《國務院國資委2009年回顧》，稱2009年央企上繳稅金1萬1,475億元，「近年來國有企業的稅負均值為27.3％，是私營企業稅負綜合平均值的5倍多。」不過有學者更正說，「國企的利潤來源於不繳租金」。在政策性歧視私企的大環境中，國營企業占盡所有好處，但給國家的貢獻卻那麼少，國資委還有臉來回顧。
在過去十多年間，大陸註冊私企的數量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長。有學者推算，大陸未上市私企的平均淨資產回報率，比國營企業有限的4％高出至少10個百分點。前些年大陸官方對私企的管理處於無政府狀態，國家經濟統計數據也經常忽視私企的作用，不過隨著私企如雨後春筍般的暴增，目前連外國學者都認識到，大陸城鎮70％的就業是由私企提供的，中國經濟過去30年真正最重要的推動者是中國的私營企業和民營企業。
夾縫中生存的中國私企
不過大陸官方一直對私企帶有制度性歧視。在中國80個行業當中，目前私營企業僅能參與42個行業。直到2010年5月13日，國務院才頒布「新36條」，允許本土私營企業投資於能源、金融、物流、社會服務、通訊、國防及科技、公共房屋興建以及其他基建工程等行業。然而這個紙面文件到具體落實，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最早大陸官方對私企實行「睜隻眼、閉隻眼」政策，聽任其自生自滅。沒有多少法律監管，也就出現了各種亂象，如私企剋扣工人工資福利等。不過最近一兩年，中共打著保護中低收入者、保護私企員工利益的旗號，推行《勞動法》的「最低工資制」，「工人工資集體協商制」、「裁員比例控制」等，表面上緩和了社會矛盾，但無形中把本應政府做的事推給了企業，給私企經營者帶來巨大壓力。
據悉，2010年以來，隨著富士康等外企加薪24％，全國各地私企工人的工資都上漲了20～30％，加上原材料成本價格上漲，私企的製造成本都大幅上升，而產品價格卻由於全球經濟的衰退而無法上漲，這令許多私企面臨資金周轉不靈的巨大困境。
對比西方國家，政府只是在宏觀上確定經濟發展大方向，對經濟進行宏觀管理並通過徵稅進行轉移支付和再分配，而在中國，國家設立的大量央企與國企，實質是「與民爭利」。比如高房價的本質是政府利用土地向消費者徵收高額的稅，政府把自身承擔的教育、醫療等民生問題，不加選擇的推向市場等等，這是政府的錯位。國營企業按理是由全體人民共同擁有，國企的高額利潤應該平分給全體人民，把錢用在失業救濟和養老保險上，如今北京當局卻把這些重擔都推給企業主，政府表面上是名利雙收了，但最終這些還是會由企業轉嫁給員工。
沒有法律監管，也就沒有法律保障，這令私企的正規募資成為泡影。大陸媒體報導說，2009年3月，中國的總體銀行貸款只有13％流向私人公司。而作為對比，非公有經濟產生了中國經濟支出的三分之二。私企為了生存發展，不得不向民間借取高利貸，利率從18～200％，而且很少有兩年以上的長期貸款。
在《中國經濟缺什麼》一書中，作者朱敏彙集20位主流經濟學家和高層智囊對中國經濟問題的分析和解讀，指出中國存在政府「定位分工上的錯位，管理執行中的越位，對內保護上的缺位」。他說：「中國的很多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其實都繞開了國企，個人所得稅起徵點，最低工資、社保、失業、審批、索賄、勞動糾紛等等這些反映經濟問題的名詞似乎變成了私營經濟和個體經濟的專利。對於國企，行政和司法都繞著走，對於私企，政府卻是又愛又恨的緊盯不放，因為它們既是解決就業的主力，又是政府的財稅源泉，甚至是官員「私房錢」的保障。國企不改，一半的經濟已陷入泥潭，私企不放，另一半的經濟必將奄奄一息。這就是中國經濟的全部問題。」
不重視私企 印度將超過中國
麻省理工學院副教授黃亞生是研究中國與印度「龍象之爭」的知名學者，2003年他和哈佛大學商學院的印度裔教授韓太雲（Tarun Khanna）在美國《外交政策》上發表了一篇醒目的文章《印度能超越中國嗎？》引起世界關注。印度全國引進的外資不如上海一個城市，但在沒有多少外援的幫助下，印度經濟穩定地持續增長。印度成功的經驗是在金融體系和法律制度上，大力扶持民營企業發展，短短幾年就培養了一大批世界級的國際大公司。
然而在中國，政府卻不重視民營企業。一個簡單的例子是，2004年全國人大才通過憲法修正案，提出對私有投資者的產權保護，而外資企業卻早在1982年便已獲得同樣的保護，兩者相差了22年！
同樣在貸款方面，1980年代，25％的私企能獲得官方貸款，1990年代下降為19％，而到了現在，據北京大學調查，僅有15％中小企能從銀行借到錢，剩下的一半以上就得依賴民間借貸。今年銀行又把對中小企業的貸款要求，從過去企業資本至少500萬提高到1,200萬，這樣更多私企得不到銀行貸款，就可能因資金鏈斷裂而倒閉。
由於沒有相應的法律，民間借貸遊走在高風險的高利息的環境中，其利率至少是官方的4～5倍，由於缺乏資金，私企只能搞短平快的小項目，無法完成產業的升級換代，最終只能在產業鏈的最低端掙扎。◇
本文轉自244期【新紀元週刊】「封面故事」欄目
http://mag.epochtimes.com/b5/246/index.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