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過死亡的幽谷(40)「右派分子」的婚姻

第九章、重建家庭，認真「改造」

一、「分子」加「分子」的婚姻

1963年9月6日，我從西山農場回學校後，被安置在總務科當勤雜工。這時，經濟開始復甦和繁榮，階級鬥爭似乎也不像以前那樣激烈了，看來老百姓要過幾年好日子了。我這個「摘帽右派」也沾了大氣候的光，過著平安無事的日子。後來我才知道這是劉少奇的「三自一包」救了老百姓的命，但劉少奇因此得罪了「萬歲爺」毛澤東，「文革」時被毛活活的整死。

在西山農場期間，我遇到了曾是我校學生的夏淑彬，當時她28歲，四川銅梁人，家庭成分是地主。1950年她從農村來重慶投奔她二姐夏淑超（重慶特殊鋼廠工人），1956年考入五一技校。

夏淑彬為人忠厚老實，在學生期間適逢57年「整風運動」，她被上上下下一片動員大家幫助黨「整風」的激情所感動，便在班裏「大鳴大放」時提了一個意見，說「土改」時有個別當地幹部，利用「土改」運動報私仇，並舉了一個例子。因這樣幾句話，她這個老實純樸的農村姑娘被戴上了「反社會主義分子」的帽子。什麼叫做「反社會主義」她還沒有弄清楚，就稀里糊塗的成了「反社會主義分子」。

她畢業後，在工廠由群眾「監督勞動」，當「階級鬥爭」的反面教員，後來每月給她18元的生活費。西山農場開辦後，她又被下放到農場繼續「監督勞動」。

我到農場後才認識她。我這個「右派」和她這個「反社會主義分子」，在一起勞動。開始，我兩做夢都沒有想到以後會結成夫妻。

隨著時間的推移，因為雙方有著共同的遭遇，共同的思想基礎和共同的現實處境，很快彼此之間的印象加深。「同是天涯倫落人」，她認為我和她一樣都是被冤枉了的好人，由內心對我的同情到愛慕我的人品。

她主動幫助我，我的棉衣破了，她用了幾個夜晚幫我補好；我的飯量大，經常吃不飽，她知道後，不時把她自己節約下來的飯票給我，我從內心裏很感激她，也非常同情她的遭遇。

在勞動中她擔不動的擔子我常常幫她擔。不久，有些好心人半開玩笑地說，希望我們兩個結成伴侶。她也不表示反對，只是私下裏對別人說，她二姐給她介紹了一個男朋友，現在還在通信，她感到為難。

她對我的好感越來越深，加上她的女同學肖朝凡（又一個「反社會主義分子」）的開導，她決定放棄了那個只有一面之識的男友，而今和我好。

我正值中年，也想結束單身漢生活，但一直不敢想有人願意嫁給我這樣的人。

她雖然是個「反社會主義分子」，但畢竟是個未婚的年輕姑娘，應該不愁找不到一個比「右派」好的男人。她到底圖我什麼呢？

我想，關鍵在於我們有共同的遭遇，共同的處境，共同的思想基礎，這種結合的基礎是非常堅固的，絕對不會再現與前妻的那種「大難來臨各自飛」的悲劇，後來的事實證明，我們的婚姻在大風大浪中經受住了嚴峻的考驗。

夏淑彬感情純正專一，是位從農村出來的受過磨難的姑娘，作風正派，又能吃苦耐勞，是那種「嫁鶏隨鶏，嫁狗隨狗」忠誠可靠的賢妻良母型的人，她應該是能與我風雨同舟，白頭偕老的姑娘。當時她甚至還擔心，以後我要是翻了案會不會拋棄她。

1963年8月，在西山農場我倆個私下定了終身。

農場回學校後，夏淑彬的二姐聽說她找了一個「右派」，勃然大怒，嚴厲打罵了她，甚至以斷絕姐妹關係來威脅，逼她斷絕和我的關係。

她的二姐就像她的家長，是二姐千方百計把她從農村弄出來，在她未考入五一技校時，她一直住在二姐家裏，一切的吃、住、穿、都是依靠二姐。當二姐威脅她要和她斷絕姐妹關係的時候，她內心非常痛苦，最後她恨下了一條心，寧可斷絕姐妹關係也要和我結婚，今後有什麼困難絕不求她二姐，自己來承受她選擇的後果。她回學校後，她的一些女友都說她「傻」，也勸她和我斷絕關係，她們可以幫她找一個家庭成分好的。

夏淑彬毫不動搖。

1964年2月4日，我兩人去大坪街道辦事處辦結婚證。那位中年女人以一種詫異的口吻提醒夏淑彬：「你知道他是個『右派』嗎？」她回答說：「我早就知道！」

2月6日至2月8日，我們請了三天婚假，以旅遊的方式，去重慶南溫泉風景區找了一個旅館住下，來回玩了三天，這就算是結婚了。當時，她已摘掉了「反社會主義分子」的帽子，在車間當車工，定為二級，每月工資36元，我的工資定為31元（內有1元地差）。

我們結婚後，學校分給了我們一間12平米的單人間，我們借了公家的一張床，兩個人的被子合二為一。此外，除了各自的吃飯碗筷以外，幾乎一無所有。鍋、碗、瓢、盆等都是以後陸陸續續添置的，但我總算是有一個家了。

我們結婚時，她娘家和親友無一人上門，不過她老母親心痛女兒，力排眾議，同意我們兩個的婚事。我們結婚那天，她老人家獨自一人，從她二姐家來，跟著我倆一起去南溫泉玩耍了三天，這給了我倆極大的精神安慰。

後來，她和二姐的關係也漸漸緩和下來，在既成事實的情況下，她二姐最後表示願意和好，我也表示對他們完全理解，換個位置誰願意自己的妹妹嫁給個「右派」。這樣，我這個無親無故的外省人也有一門親戚了。

在以後的歲月裏，夏淑彬跟著我吃了不少苦頭，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她沒有怨悔，「糟糠之妻，患難相從」。十五年後，我的冤案平反，有人又以另外的眼光稱羨她「有眼力」，說她有福氣等，其實她什麼也沒有，她就是她。(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