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11月12日訊】小的時候經常聽老人念叨戰爭時期的日子如何不好過，沒的吃沒的穿，一日忽然覺得奇怪，就問，書上說你們那時候特積極的給紅軍做棉襖做鞋，你們自己都沒的穿，拿甚麼給他們做呢？老人說，誰願意做啊，那是逼著你做，白天幹一天活兒怪累的，自己都沒的穿，誰願意給他們做啊。那是分下來的任務，我們都是拿草絮做，看起來鼓鼓的，其實一點都不保暖。草鞋也是，糊弄著打上就行了。我又問，書上說你們那時候特擁護共產黨的軍隊，反對國民黨的軍隊，是嗎？大人答說，部隊來了就搶，我們都躲到山裡去，他們走了我們再出來，誰知道哪個好哪個壞的。
在北方的冬天圍爐夜話的時候，聽大人閒話過去的故事。他們說，憶苦思甜的時候，宣傳隊讓那些老農揭發地主對他們的「剝削」，老農說，他們對我挺好的，剝削個啥呢。宣傳隊的人軟硬兼施，教了老農一套怎麼「控訴」，反復練習之後，老農上台揭發了，不過俗話說教的曲兒唱不得，說著說著就忘了，開始講地主怎樣的好，我們自己沒地，要是他們不租我們，早餓死了。他們對我們老好了，大米飯是個稀罕物，他們自己都捨不得吃，過年過節的給我們吃。講得台下一片哄笑，宣傳隊的人趕緊上台把他拉下來。
我小的時候凡事認真，大人說我總是打破沙鍋問到底。看到書上寫的都是貧農怎樣對地主的仇恨，一見到地主就能認出來，不讓他們逃跑等等的故事，我好生奇怪：怎麼孩子一成了窮苦孩子，就有了火眼金睛？我仔細的回想身邊的人，很想認認哪個是地主，覺得怎麼也看不出來。反復練習失敗後，很沮喪的去問大人，那個地主怎麼和農民長得不一樣？大人笑，說甚麼地主啊，不過是比平常人的日子好一點罷了，你以為地主怎麼樣的生活？也就是過年的時候吃一頓饅頭，不挨餓，平時都是省吃儉用的，攢了一點點家底。我說那還没有我們現在的生活好了？那怎麼就成了地主了？那沒辦法，是有指標的，一個村子裡必須劃出多少個地主。原來地主是這樣產生的。
一個晚上，我和姥姥走在回家的路上，我又問姥姥過去的事情，那個時候我發現，拿書中的故事去問大人，總能問出一些新鮮的結果，已經樂此不疲。那次不知怎麼的，姥姥說起那個時候鬥地主，可慘了，把人扒光衣服，讓他們在燒紅的鐵板上滾，鬼哭狼嚎的，嚇死人了，看都不敢看。聽得我渾身哆嗦了一下，說你們不去不行嗎？姥姥說，誰願意去，不去逼著你去，非把你轟去看。原來把中國人變冷血的訓練從那時就開始了。
我家的一個姻親是個抗日級別的老新四軍，我曾經問過她，你們新四軍打日本軍嗎？她說「我們打不過日本兵的，有日本兵來了我們就逃」，「那你們打誰呢？」我問道，「打頑軍（國民黨軍隊）。」老人家實話實說，不過囑咐我不能和別人說。我不想影響老人家一年十幾萬的離休金和優厚福利，所以不曾和別人說，不過現在情形迥異，說出來已經無妨了。
我曾經有一位舍友，來自劉胡蘭的故鄉，最津津樂道的就是講劉胡蘭的故事。她說那個時候窮，吃不上飯，那些小孩子誰給他們錢他就替誰送信，才不管甚麼國民黨共產黨。劉胡蘭那會兒和幾個小孩兒一塊兒被抓了，拿錢就能贖回去，可劉胡蘭的媽是後媽，不肯出錢。為這個當地的人都罵她。劉胡蘭還有一個妹妹，和她母親在1949年之後也一直過得挺窮的。聽的人問，這個「英雄」的家屬也沒人管嗎？回答是誰管啊。有人說延安也一直那麼窮，不是也沒人管。我記得80年代小學一年級的課本就有一課叫做吃水不忘挖井人，這就是事兒讓它做了，話還讓它說了。
一個北京密雲縣的朋友和我講，在1999年4.25事件發生時，有很多的軍人，密密的擠滿了密雲的一個小學的教室，武裝待命。當時村裡的人不知道要發生甚麼，氣氛很緊張。後來知道有上萬的法輪功學員上訪，那些軍人就是準備用來對付法輪功學員的，就像89年的六四事件一樣。事後中共稱對4.25上訪事前毫不知情，和中共稱六四事件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一個人一樣，又對天下人說了一個彌天大謊。
這是我從小到大零星聽到的一些故事，今天寫出來。如果有認真的朋友說，那都是聽說，你親眼見過嗎？我要說，當年的司馬遷也是在民間一處處走訪，最後寫成了《史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