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真濺雪：鄧小平的廬山真面目

中共領導集團這個幫伙，從井崗山時代起便是由一幫滿腦子封建帝王思想的野心家、土匪、軍閥和政客所組成，其內部為爭權奪利，充滿了殘酷的你死我活的幫派鬥爭（中共美其名為：路線鬥爭）。這個幫伙內部充滿欺詐、告密、暗殺、造謠中傷、誣陷、拉幫結派……。在這樣一個幫伙之中，在這樣陰險、殘酷無情的環境之中，試想一下：一個品格高尚、一心為國為民、毫無私心、能力出眾的人能否存活下來？答案是顯而易見的：不能。而鄧小平置身於這樣一個幫伙和這樣一種險惡的環境之中達數十年之久，不僅活了下來，而且身居要職，最後競成為中共政壇的太上皇操縱中國政局近二十年。由此便不難判斷鄧的思想、人品是甚麼貨色。

寫到這裡我想對於中共領導集團這一幫人，很難在現有的漢字中找到一個恰當的字來形容，建議文字學家應該模仿「蠱」字的來源創造出一個新字：那就是在「皿」字上面加一個「眾」字來形容這幫人就再恰當不過了。【註：1】

鄧小平（後文簡稱：鄧）長期以來與周恩來一樣唯毛（澤東）的馬首是瞻，作為毛的幫凶和打手，鄧積極參與了中共歷史上歷次殘酷的狗咬狗式的幫派鬥爭。解放後：鄧作為毛得力的幫凶和打手積極主導了土改對地主、富農滅絕人性的殘酷屠殺、鬥爭和土地財產的剝奪瓜分（被殺害和被迫自殺的地、富分子約二百萬人）；對高崗、饒漱石、潘漢年……的鬥爭迫害；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批判、鬥爭、迫害（打擊、迫害對像主要針對以胡風為主的文藝界知識份子共三千餘人）；積極參與「鎮壓反革命運動」（約一百五十萬—二百萬民國時代軍政人員和無辜民眾被處決、關押、迫害）；1953—1956年鄧積極支持並實施毛的「農業合作化運動」和對「手工業、私人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導致農業、畜牧業、手工業、民用工商業的大倒退，全國出現糧食、食品、工業日用品供應緊張的局面；鄧秉承毛的旨意主持了1957年的「反右」運動（鄧當時任全國「反右」五人領導小組組長對全國廣大的知識份子進行殘酷的批判、鬥爭、迫害，致使二百─三百萬中國知識界精英被打成右派份子，被判刑、被判「勞動教養」或被遣送荒漠、農村「勞動改造思想」，使全國政治思想界呈現一片萬馬齊諳的恐怖局面（當局僅承認劃了五十五萬名右派份子）。

直到胡耀邦主持為「右派份子」全面平反時，鄧仍頑固地堅持當年的「反右運動」是必要的、正確的，只是擴大化了一點的觀點，為此，鄧堅持不給羅隆基等五名大「右派份子」平反，以顯示自己的一貫正確；在1958年，鄧追隨毛大力鼓吹並實施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所謂「三面紅旗」，和在1958年實現鋼產量比1957年翻一番的「大煉鋼鐵」運動，導致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經濟平衡嚴重失調、森林植被、生態環境遭毀滅性破壞、物資極度匱乏、工農業生產大倒退、糧食奇缺，以致在1959—1961這三年全國因飢餓死亡的人數達3,750萬人（這是按官方統計大大縮小了的數字），據楊尚昆（前國家主席）透露，這三年光四川省就餓死了1,200萬人，安徽、河南每省餓死的人都在600萬人以上，就連號稱魚米之鄉的湖南也餓死了近300萬人，按此估計，全國在這三年餓死的人數應在5千萬—6千萬左右（由於當局至今不敢公布當時有關餓死人的統計資料，以致到現在都沒有一個真實可靠的數字，即使公布了這些統計資料也難以統計出有關這三年餓死人的真實可靠的數字，因為按照當局對這類「壞事」通常都是隱瞞、縮小的傳統，所以那時的統計數據也是被大大縮小了的非真實數據，所以說幾乎不可能有一個有關這三年餓死人的準確數字）；鄧在1959年中共的廬山會議上積極追隨毛對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進行無情的打擊、誣陷、迫害，並秉承毛的旨意和他人一起污衊彭等要搞軍事政變，鄧成為毛最得力的打手與奴才；鄧在1962年元月中共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面對各級地方幹部對1958年以來，以毛為首的黨中央好大喜功的瞎指揮所造成的巨大災難並把責任推給下面各級幹部的做法表示不滿，並要求追究以毛為首的黨中央的責任時，鄧在會上發言繼續吹捧毛和「毛澤東思想」並為毛開脫罪責以討毛的歡心。

「文化大革命」期間，鄧雖因與林彪、江青等為爭奪毛的寵信和繼承權失敗而被毛、周、林、江打倒貶謫江西「保護勞動」。此時鄧處於想當毛的奴才、鷹犬、打手而不得的狀態，這客觀上使他少做了許多他本來會做的壞事。

毛死後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毛遠新等毛的繼承人被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李先念等利用軍隊迅速逮捕搞下台後，鄧認為他復出的時機已到，便主動寫信向一向被他看不起的、時任黨中央主席的華國鋒表忠心並對華加以吹捧，鄧在中共元老們的支持下復出後，便凶像畢露，夥同黨內那些老奸巨滑的元老們，借「文化大革命」後民眾對中共極權統治的不滿和民心思變的心理，藉助西單民主牆及學生、民眾要求民主、自由、平等的呼聲來攻擊華、汪堅持的「兩個凡是」，趁機把華、汪拉下馬，在黨內那幫既奸滑又頑固保守的元老們的擁載之下，鄧成為沒有虛名的大權獨纜的實際獨裁者，實現現代版的慈禧垂簾聽政。鄧不擔任名義上的黨中央主席、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而只擔任掌握軍隊實權的軍委主席，鄧隱居幕後操縱一切，無論甚麼事辦得好便是他幕後指揮的功勞；辦砸了便是前台那些擔任主席、總理這些傀儡們的責任，對內、對外還可以博取不貪戀權位的「美名」，鄧這一招比毛更加老奸巨滑。

鄧上台伊始便於1981年開展「反自由化」運動對為鄧打倒華、汪提供了「炮彈」的參與西單民主牆運動的學生、民眾大開殺戒，殺的殺、關的關、判的判，將一場為中國爭民主、爭自由、爭人權的民主運動扼殺在襁褓之中。因為鄧意識到民主、自由、人權在中國實現之日，便是他自己和中共領導集團末日來臨之時。一旦在中國實現了民主、自由和人權保障，不可避免的將是全國各族人民對鄧及其中共領導幫伙數十年來在中國所犯滔天罪行的聲討和審判。

鄧上台後面對國內瀕臨崩潰的國民經濟、民怨鼎沸的嚴重社會局面，鄧採取了兩個重大的行動：其一是，為了轉移國內民眾與中共統治集團的尖銳矛盾，轉移民眾的注意力，不顧中越人民長期的傳統友誼，不顧中越人民的死活，悍然發動了對越南的侵略戰爭，造成中越雙方軍民的重大傷亡和財產損失（據透露，僅中方傷亡的軍民達十餘萬人），鄧以如此殘酷的方式、如此慘重的代價終於成功地將國內民眾的注意力從國內矛盾轉移到民族矛盾上。

其二是，鄧面對行將崩潰的國民經濟、被中共統治集團搞得極度貧窮困苦的民眾，鄧意識到如果繼續按照毛及其幫伙過去那樣無法無天地亂搞下去，鄧和他的幫伙的統治必將被他們逼得走投無路的人民推翻。加上鄧上台後對美國、日本等西方發達國家的參觀訪問，面對數十年來一直被中共當局聲稱為「萬惡的」、「腐朽沒落的」、「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的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現代化的工農業生產、先進的科學技術、富裕祥和的社會、文明而有教養的民眾，這一無情的現實使鄧及其幫伙近卅年來長期自我陶醉於建國卅年來虛無飄渺的「社會主義建設偉大成就」的頭腦突然意識到甚麼才是真正的偉大成就，也使他們意識到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在發展科學技術、從事建設和改善民生方面的巨大成就和潛力（令人遺憾的是，鄧及其幫伙和後來人並未意識到：只有在一個民主、自由、平等、尊重人權、尊重私有財產不可侵犯的現代法制社會，市場經濟才能充分發揮其正面的巨大潛力；而一個極權社會引進市場經濟，除了在短時期內可以使其經濟得到畸形的發展之外，還必將導致貪污腐敗、貧富懸殊、社會不公、環境生態嚴重破壞、社會矛盾加劇等一系列巨大的不可克服的嚴重後果）。

面對國內外對比鮮明的無情現實和處於風雨飄搖之中的中共極權政權，鄧力排黨內保守勢力的阻撓，提出了以引進市場經濟為主的改革開放政策。鄧在這一點上確實比毛、劉、周……等要高明，鄧在共黨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敢於置共黨多年來一直奉為經典的「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計劃經濟」教條於不顧，提出並實施了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改革開放政策。由此可以看出鄧是一個為了維護共產黨的一黨專制的獨裁統治，及其統治集團的根本利益甚麼事都幹得出來的人。

鄧之所以提出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改革開放政策，其根本原因是為了挽救和繼續維持共黨在中國的獨裁統治，而不是為了為普羅大眾謀取福祉，這就是鄧在引進市場機制的同時頑固地拒絕實行真正的政治體制改革（儘管鄧口頭上也聲言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這不過是為了迷惑國內外民眾的做秀，鄧從未打算認真實行過）、不實行民主、不保障人民的自由、不實行平等、不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根本原因。

鄧將市場經濟這一優良基因殖入中共一黨獨裁的極權統治的母體中，必然會孕育出目前中國這樣一個政治、社會、經濟上的畸型怪胎。鄧因此被共黨及其御用吹鼓手吹捧成英明、偉大的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與罪惡累累、禍國殃民的毛被吹捧成英明、偉大、一貫正確的舵手何其相似）。

鄧的改革開放究競英明在何處？有人說是鄧的改革把土地在某種程度上還給了農民、准許私人工商業存在是多麼英明的舉措。其實土地私有、私人工商業的存在，這些在共黨上台之前不僅在中國早已存在，而且在全世界也已存在了幾千年，鄧只不過把被他們自己解放後違反客觀規律的一系列倒行逆施在某種程度上改了過來罷了，這也算得上「英明」嗎？至於鄧提出在蛇口等幾個沿海口岸設立經濟特區，這一被中共及其喉舌吹捧上天的鄧的英明舉措，不過是拾台灣蔣經國先生的牙慧而已。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蔣經國先生便率先在台灣的高雄等地設立出口加工區，以擴大出口、替代進口，極大地促進了台灣的進出口貿易和經濟的高速發展，所以，「經濟特區」的發明專利應歸首創的蔣經國先生，而不是鄧小平的英明首創，鄧只不過是剽竊了蔣經國先生的「出口加工區」的實質，貼上「經濟特區」的標籤的仿冒偽劣產品。在這方面硬要說「英明」的話，那這「英明」二字也只有作為首創的蔣經國先生才配享用。

至於鄧把土地承包給農民，這一方面也比台灣晚了近卅年，台灣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陳誠主政台灣行政院時，國民政府便以和平的手段，即由政府出資（以股票的形式）收購地主自耕外多餘的土地，轉讓給無地、少地的農民（其名為轉讓，實際上轉讓的錢政府從未向得地的農民收取過）實現了孫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偉大理想。更何況把土地承包給農民也不是鄧最早的主張。鄧復出後一直堅持人民公社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生產資料集體所有制（包括土地在內）。是安徽鳳陽小崗村的農民在飢寒交迫、走投無路的情況之下，為了生存才冒險將小崗村的土地私下分到個人，結果立竿見影生產馬上上去，不僅小崗村民人人都能吃飽飯，而且有餘糧上交國家，小崗村的做法不僅周圍的農民、生產隊爭相效仿，而且得到鳳陽縣領導和省委書記萬里的支持，小崗村分田到戶不僅使小崗村民人人都能吃飽飯，而且還有餘糧這一事實，對於解放以來長期處於饑饉狀態下的中國農民具有不可遏制的巨大吸引力，再加上當時中國正處於「文革」結束後，當局對內控制相對較為寬鬆的時期，所以小崗村分田到戶的「單干」風不脛而走，這股「單干」風很快便刮到全國各地，特別是那些極端貧困的農村，紛紛置中央文件和各級地方政府一直堅持的「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教條於不顧，自發地分田到戶實行單干，結果立竿見影這些過去長期依靠政府的「返銷糧」維持農民生命的貧困地區，都能實現糧食自給有的還有富餘，成功地替共產黨解決了共產黨折騰了幾十年都沒有解決的糧食問題，面對「分田到戶」如此顯著的效果、面對「文革」後面臨崩潰的國民經濟、面臨「文革」後急需安定的社會，和已經形成的不可扼制的襲捲全國的「分田到戶」的潮流，一貫反對「分田到戶」的以鄧小平為首的黨中央最後才被迫羞羞答答的發文件「追認」這一做法，不過把「分田到戶」實行「單干」冠以「聯產責任承包制的」名稱記在鄧小平的「功勞簿」上。實際上「分田到戶」實行單干使中國農民擺脫數十年來饑饉的困撓、改變中共在農村造成的「一窮二白」的面貌如果可以說是一種功勞的話，那也應當把這一功勞記在冒著坐牢的風險的首先實行「分田到戶的」小崗村村民和默認、支持他們的鳳陽縣委、地委和以萬里為首的安徽省委的名下而不是鄧小平的頭上。

至於另外一個被中共及其御用文人、專家加在鄧小平頭上的光環，即所謂鄧小平提出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理論，並在全黨、全國展開了一場對「實踐是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從而在全黨、全國開啟了思想解放的先河，開展了對華國鋒、汪東興所堅持的「兩個凡是」的批判。

事實的真象卻與此大相逕庭，原來1977年，在胡耀邦擔任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時（胡實際上為中央黨較的主要負責人，而校長華國鋒並不負責中央黨校的具體事務），中央要求胡在中央黨校搞出一本黨史教材，當時胡對黨校參與編寫黨史教材的人員提出的兩項編寫要求之中有一項便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鑒於當時華、汪堅持「兩個凡是」的客觀環境和當時胡的認識水平，胡提出的另一項要求是：完整地、準確地運用毛澤東思想）。經過和中央黨校教師們的不斷相互探討辯論，最後胡與中央黨校的吳江、孫長江、胡福明……等達成共識，認為只有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最後由中央黨校的胡福明教授執筆寫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以下簡稱《實》文）文稿，經胡耀邦審閱並提出修改意見後定稿。頂著「兩個凡是」在當時的理論界占統治地位的巨大壓力、冒著巨大的政治風險，該文於1978年5月10日全文在中央黨校較刊《理淪動態》上發表，5月11日在《光明日報》發表，隨後又被《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等九大主流媒體先後轉載，從而在全國引發了一場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

《實》文的實質是對所謂「毛澤東思想」的全面否定，而一貫堅持「毛澤東思想」不放的鄧小平此時發現，這是打擊並且澈底打倒一直堅持「兩個凡是」的華、汪，實現自己「太上皇」夢想的天賜良機，於是利用自已的權力和靠欺騙得來的聲望接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旗，大肆攻擊華、汪所堅持的「兩個凡是」，搞得華、汪……等人聲名狼藉。

在達到打擊華、汪……等「凡是」派的目的之後，鄧終於露出了自已全面繼承了毛澤東的衣缽的本像，在1979年三月，中共中央召開的理論務虛會的最後階段，鄧小平作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報告，在這個臭名昭著的報告中，鄧公然提出要頑固堅持的那四項早已被實踐證明了是導致中國近數十年來一切巨大災難的根源的所謂基本原則，那就是：一、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二、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三、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四、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不允許別人用實踐來檢驗它，因為這四項基本原則已經被實踐證明是極端錯誤的、禍國殃民的原則，鄧剛剛利用從胡耀邦他們手裡拿過來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旗把華、汪……等「兩個凡是」派批得體無完膚、威信掃地之後，為了維持共產黨一黨專制的獨裁統治、為了維護中共領導集團的根本利益，鄧不顧黨內外群眾的反對，竟然拋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客觀真理，悍然提出被國人戲稱為「四個凡是」的「四項基本原則」，把由於胡耀邦……等提出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而開展的討論，給黨內外剛剛萌生的一點點民主氣息一掃而淨。因為鄧清醒地知道中共所做的一切、中共的領導成員都是經不起實踐的檢驗的，如果中共及其領導集團真的讓實踐來檢驗，那麼，檢驗的唯一結果必然就是：中共及其領導集團都將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到1980年底，被鄧小平利用從胡耀邦手裡拿過來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旗重創的華國鋒、汪東興……等「凡是」派領導人最終被鄧聯合黨內那幫老奸巨滑的元老們澈底搞下台，實現了鄧當「太上皇」垂簾聽政的夢想。

所以說首先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從而開啟了黨內外思想解放先河的不是鄧小平，而是胡耀邦和中央黨校的那些教師們。要說功勞的話，這一功勞應記在胡耀邦私中央黨校的教師們的名下，鄧小平不過是利用《實》文在黨內外引起的一場有關真理的大辯論極力攻擊堅持「兩個凡是」的華國鋒、汪東興……等「凡是」派領導人，直到1980年底將他們徹底搞下台，從而掃清了鄧走向個人集權獨裁的最後也是最大的障礙，實現了自已篡黨奪權的卑劣個人目的。

所以說鄧不僅沒有開啟「思想解放」的先河，反而在黨內外思想剛開始解放的1979年3月逆時代潮流而動，公然提出惡名昭彰的「四項基本原則」，並使它成為禁錮黨內外思想的不可逾越的新的教條，在這四項新教條的桎梏之下，三十餘年來「思想解放」不僅沒有任何進展，反而連1978年前後都不如；「政治體制改革」更只是成為一句中共當局經常掛在觜上以矇騙國內外視聽的一句空話，至今沒有任何實質性的進展。

鄧上台成為沒有虛名的大權獨攬的太上皇之後，除了在1981年開展了一場「反自由化運動」打擊以北京西單民主牆為代表的爭民主、爭自由的學生民眾之外。又在1983年開展了一場「清除清神污染」運動，矛頭針對從國外傳進來的人類普世價值觀念和宣傳這些觀念的知識階層人士，在鄧發起的這兩場運動中，許多學生、知識份子、市民慘遭批判、監禁、勞教、開除公職、有的被迫流亡國外。

鄧倡導的改革開放在引進市場機制的同時，犯了一個常識性的致命錯誤，他居然不知道市場經濟是建立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和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基礎之上的一種經濟體制。而要保障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保障每一個人在市場經濟中的各種權力和利益不受侵犯，必須建立一種各種權力、利益互相制約互相保障的政治體制，這就是建立在民主選舉、三權分立、多黨競爭基礎之上，能充分保障個人的民主、自由、平等和財產權利的多黨議會制民主政體。只有在這種政治體制之下，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才能得到正常有序的發展，它的種種弊端才能得到有效的遏制，整個國家的政治、經濟、民生才能得到不斷的改善與進步。

鄧試圖完成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即在引進市場經濟、准許私有經濟存在發展的同時，繼續維持並強化共產黨一黨專制的獨裁統治，繼續維持龐大的效率低下的國營壟斷經濟（鄧將此類經濟視為其維持一黨獨裁體制的經濟基礎）。這樣做的結果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出現了經濟上的雙軌制，從而導致了物資、商品價格上的雙軌制，於是出現手握大權（主要是物資、商品的分配、調撥、審批權）的官員和國有資源的壟斷者利用手中掌握的權力、資源和財富進行官商勾結進行官倒，導致社會財富迅速集中到少數手握大權的官員、高幹子弟、國有企業領導人，和他們的子弟親友，和少數與他們有關聯的不法商人手中。鄧對此美其名曰：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放眼國內，這部份先富起來的人之中，幾乎無一不是手握重權的官員、國營壟斷企業的負責人，以及他們的子女親友（據有關報紙的統計：在全國三千二百多個億萬富翁之中，僅高幹子弟就占了二千九百多個），在這些先富起來的人之中幾乎沒有無任何背景的平民百姓。

在市場經濟的衝擊之下國家聽任大批國營中、小企業、社隊企業、街道企業倒閉，不僅造成大批辛勞了大半輩子的工人、職工失業（當局稱之為：下崗），而且在出售這些工廠、企業的時候，這些工廠企業的負責人利用手中的權力，大肆以各種不同方式侵吞國有資產，導致這部份國有資產流失到這些人手中，使他們也擠身於「先富起來的人」之中。這樣社會出現嚴重的兩極分化，一方面權貴、新富們醉生夢死、濫用權力、貪贓罔法、欺壓民眾；另一方面，下崗工人、下崗職工、農民工淪為城市貧民衣食無著、民怨鼎沸、社會矛盾加劇造成社會治安惡化、社會群體事件層出不窮。鄧去世前雖一再實施嚴打也無濟於事，到現在更發展到當局動輒就出動公安、武警鎮壓的地步。

「改革開放」以來，國人翹首以盼的政治體制改革卻遙遙無期，至今沒有任何實質性的進展，當局慫恿一些無恥「專家」（被民眾稱之為「磚家」）、「教授」（被民眾稱之為「叫獸」）炮製出所謂的「國情論」來否定人類的普世價值，鼓吹唯有中國共產黨一黨專制獨裁的所謂「中國特色的就會主義」才是適合中國發展的唯一道路。

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鄧的市場經濟與共產極權統治相結合產生的這個政治經濟上的畸形怪胎，已經發育成一個少數人暴富、專制權力不受制約、官員橫行不法、民眾備受欺壓並陷入民不聊生的悲慘境地、經濟畸形發展、生態環境遭到不可逆轉的嚴重破壞，這樣一個政治經濟上的巨大怪獸。

1986年底北京、上海、合肥……等地的高校學生暴發了大規模遊行示威活動，學生們要求懲治貪污腐敗、要求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要求實現民主、要求自由。當時掌控黨和國家實權的鄧和他周圍那些冥頑不化的元老們，和鄧的一些追隨者諸如李鵬、陳希同之流，認為學生們的行為是受境外反華勢力策動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行動。他們主張使用武力鎮壓，而當時擔任黨中央主席的胡耀邦……等黨內改革派開明人士認為學生們的行為是愛國行為，許多要求也是合情合理的，所以主張對學生加以正確的引導、解釋、疏通以化解矛盾平息事態，反對對學生進行武力鎮壓，由於胡耀邦和其他改革派官員的堅持，使學生們終於逃過一劫。事件平息後，鄧和元老們及其追隨者對以胡為首的改革派開明人士大為不滿，鄧認為胡沒有遵從自已的旨意對學生進行武力鎮壓，有損鄧作為黨內、國內太上皇的威嚴。於是鄧夥同元老們和他的追隨者們，以胡……等改革派開明人士在1981年反「自由化」、1983年反「精神污染」，和1986年鎮壓學生遊行示威不力為藉口，迫使胡辭去黨中央主席一職，隨後胡賦閒在家，處於半軟禁狀態，其他改革派官員開的開除黨籍、削的削職，降的降職無一倖免。

由於鄧倡導的所謂改革開放，在引進市場經濟的同時頑固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頑固地堅持共產黨的一黨專制，和鄧的個人獨裁體制。未能及時推進政治體制改革，致使各級黨、政機關和各級官員的權力幾乎得不到任何有效的約束，造成上至中央下至鄉村貪污、腐敗蔚然成風、專制權力和黑社會勢力橫行霸道，整個社會貧富懸殊，官員及其子女親友等少數人暴富，廣大人民群眾備受欺壓生活困苦，陷入民不聊生、走投無路的絕望境地。此外，由於一九七八年後國門對外開放和對外交往的增加，大大提高了學生和人民群眾的見識和眼界、大大提高了他們對人類普世價值的認識和渴望，他們逐漸擺脫了數十年來長期受中共愚弄、欺騙的狀態而逐漸覺醒，嚴酷的現實使他們認識到造成中國一切社會、政治、經濟弊端的根源就在於中共的一黨專制和鄧小平的個人獨裁。忍無可忍的學生、民眾終於在一九八九年暴發了震驚中外的「六．四」事件，數以百萬計的民眾擁上街頭支持學生們反貪污、反腐敗、反專制、反獨裁；要民主、要自由、要平等、要生存的轟轟烈烈的遊行、示威、靜坐、絕食活動。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深受學生、民眾擁護的、因希望進行真正的政治體制改革和同情、支持學生、民眾的民主訴求而遭鄧小平廢黜的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因心臟病突發而去世。北京、上海等地的高校學生，自發地以各種方式進行悼念，北京許多高較的學生組織前往天安門廣場進行悼念，要求當局重新評價胡耀邦。此時前往天安門廣場進行悼念的學生多達數萬人，學生們借悼念的機會發出了心中壓抑已久的對民主、自由和嚴懲貪污腐敗的訴求。大批市民也擁向街頭和天安門廣場支持學生們的示威遊行活動和政治要求，這些活動和政治要求得到全國各地越來越多的民眾和學生們的支持、響應和積極參與。到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追悼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時，在天安門廣場及附近街道參加靜坐、罷課和遊行示威活功的學生、民眾已達數十萬人之多，而且學生民眾的遊行示威、靜坐、罷課和要求民主、自由、和嚴懲貪污腐敗的活動已迅速漫延到全國各大中城市。

由於學生、民眾的正當要求得不到當局的尊重和滿足，全國各地參與遊行示威、靜坐、罷課的規模越來越大、人數越來越多。在這種形勢之下，掌握中國實際軍政大權的「太上皇」鄧小平在當年四月二十五日召集追隨他的那幫「元老」，和中央軍政負責人召開的密會上發表的講話中將學生、民眾依憲法賦與的遊行、示威和表達自己願望的權力所進行的、合理合法的和平遊行示威活動，武斷地定性為一場「動亂」（這一定性為以後升級為「反革命暴亂」、宣佈戒嚴和動用軍警進行武力鎮壓埋下了伏筆）。「太上皇」的這道「聖意」一表，次日中共的各大御用媒體紛紛發表《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污衊學生、民眾的和平示威、遊行、請願、靜坐、罷課活動為「動亂」引起學生、民眾更大的不慲，導致四月二十七日學生、民眾舉行了更大規模的遊行、示威活動。當局雖有代表出面與學生對話不僅沒有任何解決問題的誠意甚至還暗示會「秋後算帳」對學生、民眾進行威脅。引發學生、民眾更大的不滿。

五月十八日，鄧再次以「太上皇」的身份召集「元老」們和中央黨政最高負責人開會。面對一九八九年上半年東歐劇變的前夕，東歐各國共黨及他們的一黨獨裁政權已處於風雨飄搖行將崩潰的狀態之中；作為原「老大哥」和國際共產集團中堅的蘇聯，由於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和在蘇聯所進行的政治經濟體制改革，民主化、自由化的浪潮已席捲廣袤的蘇維埃大地，這樣一種國際上的大氣候和國內學生、民眾對民主、自由的訴求和要求結束中共一黨專制的呼聲，鄧和他那幫頭腦僵化的「元老」和追隨者們已深深感到一種末日來臨的恐懼。

在這面臨共黨及其專制獨裁政權和中共統治集團的根本利益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鄧那種為了維護共黨一黨專制的獨裁統治及其統治集團的利益，甚麼事都幹得出來的本性再次顯露出來。在這次會上，鄧污衊學生背後受國內外反華、反共勢力所操縱，將學生、民眾合法的和平示威遊行活動定性升級為「反革命暴亂」。決定立即實施戒嚴，並調動數十萬野戰軍動用坦克、機槍、衝鋒鎗對學生、民眾進行武力鎮壓、屠殺，據透露，鄧在會上曾公然叫囂要不惜殺二十萬人，以換取二十年的穩定。五月十九日，鄧的忠實走狗，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李鵬，在鄧的指使下出面宣布戒嚴令實行戒嚴，同時，鄧以中央軍委主席的名義指使他在中央軍委的爪牙嚴令調遣數十萬野戰軍從北京鄰近各省迅速向北京集結，不顧北京市民、學生的層層阻攔以坦克、裝甲車開道一路殺向聚集在天安門廣場靜坐、絕食、抗議的學生、民眾，從六月三日到四日凌晨，中共的軍隊用坦克、機槍、衝鋒鎗向手無寸鐵的學生、民眾瘋狂掃射、輾壓造成數千學生、民眾的死傷（也有國內外人士，估計死傷超過萬人，鑒於當局對此類事件一貫嚴加保密的傳統，至今沒有一個有關「六.四」事件確切的傷亡數字），這就是由鄧主導的中共製造的、空前的、史無前例的六.四天安門屠城事件。

縱觀人類歷史還從來沒有過哪一個國家、哪一個政黨、哪一個政府、哪一個獨裁者敢於調動數十萬大軍對本國和平示威遊行、手無寸鐵的學生、民眾使用機槍、衝鋒鎗掃射、坦克、裝甲車輾壓，並造成數千人死傷的慘烈後果，這是包括希特勒、斯大林、毛澤東這些殺人惡魔在內都沒有人敢做的事，鄧不僅做了，而且至死都沒有表示過絲毫愧疚。我在這裡只使用了「空前」和「史無前例」這樣的形容詞，而沒有使用「空前絕後」這樣高級的形容詞，絲毫也沒有抹煞以鄧為首的中共當局在屠戮學生、民眾方面的「豐功偉績」的意思。看看二00八年「3.14」事件時，以胡錦濤為首的中共獨裁政權出動軍隊、武警使用坦克、裝甲車、機槍、衝鋒鎗對和平示威的藏族民眾所進行的血腥鎮壓，和二00九年「7.5」事件時，對新疆和平示威的維吾爾族民眾的血腥鎮壓，就會明白只要中共在中國的一黨專制的獨裁體制還存在；只要今後再發生反抗中共暴政的群眾運動在規模上超過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中共當局及其繼承了鄧小平衣缽的領導人在鎮壓、屠殺學生、民眾方面便有可能創造出超越鄧小平的更加「輝煌」的「豐功偉績」。

我曾與友人談及「六.四」事件，鄧幕後決定動用數十萬軍警、動用坦克、裝甲車、機槍、衝鋒鎗鎮壓和平示威的學生、民眾時，有人認為鄧是一念之差作出了錯誤的決定；有人認為鄧是受了李鵬、陳希同……等的矇騙才作出這一錯誤決定的；更為荒唐的是有人竟認為，鄧是在服用了治療「帕金森」病和前列腺病的藥物後，一時情緒過於激動而做出的錯誤決定。其實不然，以上不過是中共及其御用學者們散布的煙幕彈，其目的不過是試圖為鄧開脫「六.四」事件屠殺學生、民眾的罪責，以維護鄧英明、偉大、正確的「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光輝形象」而已。

「六.四」事件時，鄧決定動用軍隊對和平示威遊行、靜坐的學生民眾進行武力鎮壓，既不是鄧一時頭腦發昏作出的錯誤決定；也不是被李鵬、陳希同……等人所矇蔽而作出的錯誤決定；更不是因藥物反應而作出的錯誤決定。鄧做出這一決定完全是由其一貫冷酷無情、一貫漠視人民的生命的本性，和鄧為了維護中共的一黨專政的獨裁統治及統治集團的根本利益，甚麼事都幹得出來的一貫的行事方式所決定的必然結果。

首先，鄧向來以沉著、冷靜、老謀深算著稱，他決不可能會一時頭腦發熱就作出武力鎮壓學生民眾的錯誤決定，鄧作出這一決定是經過深思熟慮的，面對一九八九年初國際上民主化、自由化的浪潮洶湧澎湃襲捲蘇聯、東歐，這些國家的共產極權統治已瀕臨全面崩潰的邊沿的國際大趨勢，看看全國遊行示威的學生、民眾要民主、要自由、要求結束中共一黨專政的獨裁統治的呼聲越來越高。鄧清醒地意識到中共和他個人的極權獨裁統治已面臨生死存亡的最後關頭，為了維護中共和鄧個人的極權獨裁統治和中共統治集團的根本利益，於是鄧在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本著他那為了維護中共和鄧個人的極權獨裁統治和統治集團的利益，甚麼事都幹得出來的一貫的行事方式，才作出調動軍隊對遊行示威的學生、民眾進行鎮壓和屠殺的決定。

至於說鄧是由於受了李鵬、陳希同……等的矇騙才作出這一錯誤決定的這一說法更是無稽之談，以鄧的精明老道，他是不可能輕易就被李鵬、陳希同之流的蠢才所矇騙的。凡是對國內外共產極權統治有所瞭解的人都知道，共產極權統治的兩大支柱，一個是軍隊，一個是情報特務機構，作為共產極權政權的最高的獨裁者為了維護其獨裁統治、為了鎮壓民眾的反抗、為了威懾他的政敵，無不把這兩個工具牢牢地控制在自已的手中，斯大林如此、毛澤東如此，鄧小平當然也不會例外，所以鄧雖坐在家中但對全國、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情況只會比李鵬、陳希同等更清楚，所以跟本不可能存在鄧被李、陳等矇騙的情況。

此外，鄧作出對遊行示威的學生民眾動用武力進行鎮壓、屠殺也不是一念之差作出的錯誤決定，而是鄧一貫視人民如草芥、一貫漠視民眾的生死的冷漠本性必然會作出的決定。與維護中共的一黨專制的獨裁統治和統治集團的根本利益相比，數千萬人的生死鄧都可以置於不顧，更何況天安門廣場數千學生民眾的死傷。從最近披露的一份資料上看到：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那場餓死數千萬人的大饑荒時期的一九六0年，各地有關大量餓死人的報告如雪片般飛向黨中央，為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常委會議，出席的人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林彪、陳雲等人，會議是商討在全國到處都餓死人的情況下，是否應把國家掌控的五百四十餘萬噸儲備糧開倉發放給奄奄待斃的饑民。按常理，所謂儲備糧不就是用來應付災荒、戰爭等不時之需的嗎？既然全國已餓死了上千萬人，還討論甚麼？儘快按各地的實際需要將救命糧發放下去，不就可以挽救數以千萬計的饑民們的生命嗎？（按照當時的情況，每發一噸糧食至少可以挽救大約十個人左右的生命，一噸糧十個人平均每人二百斤，按一年計算，每人每天有五.四八兩，再加上饑民們原有的每人每天三到四兩，這樣每人每天至少有八到九兩糧食，便可以免強維持生命不致餓死）。

在這次政治局常委會上，劉少奇、朱德、陳雲都主張全國餓死人已到這樣嚴重的地步，儲備糧再不馬上發放下去，一是不知道還要餓死多少人；二是怕饑民們起來造反危及中共的獨裁統治，所以主張儘快開倉放糧賑災。老奸巨滑、唯毛澤東之馬首是瞻的周恩來，因毛尚未表態，所以態度曖昧不置可否，林彪聽後發言：只要能保障解放軍的供應，有五百萬解放軍在就反不了（林也是一個生性冷漠、蔑視民眾生死的冷血動物）。意思是只要能保障解放軍的糧食供應，開不開倉都無所謂。此時鄧小平發言說：我們幾百萬幹部、幾百萬軍隊就全靠這五百四十萬噸糧食，農民沒有糧食還可以吃樹皮草根，幹部、軍隊沒有糧食連樹皮草根也沒得吃。鄧的意思很明顯，不主張開倉放糧，鄧漠視數千萬饑民生命的冷漠態度由此可見一斑。與維護共產黨的極權統治、與維護這種統治的工具幾百萬軍隊、幾百萬幹部相比，幾千萬饑民的死活在鄧的心目中是無足輕重的。

最後毛澤東拍板：既不放糧也不全放，而是從這五百四十萬噸中央儲備糧中拿出一部份給餓死人最多的地方補充飢民的口糧和留作種子。毛這樣做並非出於對饑民們的憐憫，從毛一九五七年在蘇聯為慶祝十月革命四十週年而舉行的全世界共產黨、工人黨代表大會上的發言來看，毛在該次會議上發言稱：我們中國共產黨人並不害怕核戰爭，打一場核戰爭，中國六億人口死了三億還可剩下的三億，可以在核戰爭的廢墟上建立更加美好的共產主義未來。毛為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竟連三億中國人的生命都不當一回事，當然更不會在乎幾千萬中國饑民的生死。毛之所以在那次政治局常委會上決定發放一部份儲備糧給瀕臨絕境的饑民是因為：一怕餓得走投無路的饑民們鋌而走險起來造反，危及毛的獨裁統治；二怕自己的名字在人類歷史上，因在和平時期餓死人最多而載入史冊；三怕餓死的人太多，沒有足夠的人去充當他為實現世界共產革命所需要的炮灰。

不過儘管毛決定向饑民們發放一部份儲備糧主觀上的動機並不光彩，但客觀上，毛的這一決定在那次毛自己導致的餓死四、五千萬人的大災難中，至少少死了幾百上千萬人。從這次政治局常委會上可以看出為維護中共的極權獨裁統治及其統治集團的利益鄧小平連數千萬饑民的生死都可以置於不顧，所以在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鄧意識到這將危及中共和他個人的極權獨裁統治時，他更不會顧及天安門廣場數千學生、民眾的傷亡，而毫不猶豫地作出動用武力鎮壓、屠殺學生、民眾的決定，並發出要殺二十萬人以換取二十年穩定的惡毒叫囂也就不足為怪了。

綜上所述鄧在「六.四」事件時，作出調動數十萬軍警不惜出動坦克、裝甲車用機槍、衝鋒槍對和平示威的學生、民眾進行掃射、輾壓的決定，既不是一時衝動作出的錯誤決定；也不是受他人矇蔽作出的錯誤決定；更不是服用治療前列腺疾病和帕金森病的藥物情緒激動下作出的錯誤決定，而是鄧一貫的漠視民眾生命，視民眾如草芥的冷酷本性，和他一貫的行事作風（為了維護中共的極權獨裁統治及其統治集團的利益，甚麼事都幹得出來的行事作風）所決定的必然會做出的決定。

如果真如御用學者們所說，鄧是一念之差、受李鵬……等的矇蔽，或是藥物反應下作出的錯誤決定，那麼，從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起，直到一九九七年鄧去世時的將近八年的時間內，從未見鄧在私下或公開場合對此表示過些許反省和內疚，反而至死也堅持不給八九「六.四」民主愛國運動平反昭雪。看完這篇文章，我想讀者自會對被中共及其宣傳機器、無恥擊專家、學者吹捧為「英明、偉大的改革開放的總設汁師」鄧小平究竟為何許人也，也許會作出一個較為客觀和接近真實的判斷。

二00九年七月十四日一真濺雪於彌勒江畔

【註：1】：將自然界所有的各種毒蟲裝在同一個器皿之中，讓它們彼此爭鬥、互相殘食，到最後存活下來的那一種毒蟲便稱之為「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