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少華:中國為甚麼總是「寧贈友邦,不予家奴」?

吳少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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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1年11月28日訊】11月25日,中國駐馬其頓大使崔志偉宣佈將援助馬其頓的23輛校車交付給馬副總理阿里菲,如果不是10天前發生在甘肅校車慘案中的孩子仍屍骨未寒,可能政府無償贈給馬其頓校車的事情就不會成為媒體和人們關注的焦點,人們也就不會如此憤怒。

其實,援助馬其頓的價值1000萬的校車,在中共政府61年「輝煌的」對外援助史中,實在是九牛一毛和不足道的小事一樁,只不過這次事件碰巧又揭開了對外援助這個黑洞的蓋子。

11月26日,中新社北京電稱,今年已是新中國開展對外援助的第61個年頭,據中國官方統計,截至2009年底,中國累計對外提供援助金額達2562.9億元人民幣,其中無償援助1062億元,無息貸款765.4億元,優惠貸款735.5億元,自豪之情充滿在字裡行間。

國際主義精神病

當中國的GDP已經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時,國內人均收入卻排名世界一百多位。但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中共政府卻與49個國家簽署了免債議定書,免除到期債務374筆,並將繼續免除13個國家對華到期無息貸款債務。官方還透露,2010年中國累計向120多個國家提供了經濟技術援助,並向30多個國際和區域組織提供了捐款。而2008年,中國免除46個國家400多億債務;2009年,中國免除32個國家150筆債務。

2010年,巴基斯坦受災,中國無償援助2億美金,同時免除了50多個國家欠中國的256億元債務。同年甘肅舟曲遭災時,中央電視台在同一天新聞聯播中播出了兩則捐款新聞,一則是「為支持俄羅斯抗災,我國將捐贈100萬美元現金和價值2,000萬人民幣的物資」,另一則是「甘肅舟曲缺乏飲用水和速食麵,政府號召大家積極捐款」。相比之下,世界最富的美國對俄羅斯火災捐款才5萬美元,但對中國大陸持續多發的水災捐了20萬美元;美國對中俄的捐款總額,不到中國捐給俄羅斯的四分之一。對當權者一面在國內動員民眾捐款、甚至強迫公務員捐款,一面動用納稅人的血汗錢在國際上擺闊顯富的行為,國內民眾反響非常強烈,被斥為「國際主義精神病」。

如今,這種「精神病」有增無減。2010年兩會中,中央政府指出:中國實現全民免費醫療每年需花費1千6百億元,目前中國不具備這個經濟實力。今年西南五省大旱,6000萬人受災,損失200多億,中央撥付旱災救災資金仅1.6億元。

對外援助上千億,卻沒有1,600億解決全國百姓的免費醫療。看看滿街的失業工人,看看貧苦的失學兒童,大陸當權者就是這樣奴役國人,籠絡「友邦」。

國際主義精神病由來已久

這種「國際主義精神病」由來已久,從毛澤東時代就蔚然成風了。在文革之前,一個中小學生一學年的書費、學雜費只有3元,最發達的地區也不超過4元,另外每人每年補貼6元午餐伙食費;讀完初中共計9年,每人合計需要90元。每年6元午餐伙食費補貼,折合每天3分錢,當時兩分錢可購買粗糧3兩,一分錢可買時蔬0.5斤,足夠中午飽餐一頓;但這在大多數貧困地區,6元已相當於農民大半年的人均收入。然而,中國當時每年援助阿爾巴尼亞的金錢,卻達到 90億人民幣!正好可以資助一億農村兒童讀完初中。可是根據中共政府1980年的報告說,文革前中國大陸有一億學生因為沒錢而失學。

不過援助阿爾巴尼亞的金錢還是小巫見大巫。那時候,中國援助越南200億人民幣,援助朝鮮200億人民幣,援助非洲國家100多億人民幣。如果按照中國當時的人均最低生活費4元計算,這些錢可以讓全中國百姓白吃白喝不幹活,就能養活一年。

1958—1962年中國對外援助總計23億6千萬元,其中援助阿爾巴尼亞、朝鮮、越南、古巴、蒙古等社會主義國家為18億6千萬元,援助非洲國家為5億元。1960年1月,與外交部、外貿部平行的中國對外經濟聯絡總局成立,專門負責對外贈送現款、食品等,此時正是中國三年大饑荒最嚴重的時期。

為此,毛澤東換來了亞非拉一些領導人的肉麻讚頌:甚麼「毛澤東是世界性的領導人,是鼓舞世界各地熱愛自由和人類尊嚴的革命者」、「毛澤東是第三世界的榜樣」,「永遠是各國人民的抵抗和鬥爭的象徵」等等阿諛之聲不絕於耳。毛澤東也真以為自己是全世界的「大救星」。為了馬屁,就肆意揮撒中國百姓的血汗,將中國經濟推向崩潰邊緣,民不聊生。

外交部檔案解密:中國曾援助110多個國家地區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不到一年,在一窮二白的情況下,開始對外提供經濟援助。根據解密的外交部檔案,1976年以前中國曾向朝鮮、越南、阿爾巴尼亞等110多個國家和地區提供過經濟援助。截至1966年,中國援非金額累計已達4.23億美元。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中國出動100多萬志願軍,開支戰費7萬億元人民幣(舊幣)。1953年11月金日成訪問中國,中朝簽訂經濟文化合作協定,中國不僅將戰時費用一筆勾銷,又無償贈送朝鮮8萬億元人民幣(舊幣)。

當年中國派出8200名工人,幫助蒙古建學校、醫院、療養院、專家招待所、熱電站、玻璃廠、造紙廠、養雞場等,甚至修復古廟。中國不能製造蒙古提出的紡織廠設備,不惜動用緊缺的外匯到英國訂購。中國從1956年至1959年,無償援助蒙古1.6億盧布。

從1950年至1954年,中國政府向越南政府提供1.67萬億人民幣(舊幣)的援助。1953年3月13日,周恩來復電駐越南的中共中央聯絡代表羅貴波並轉越南勞動黨中央:越南要求中國援助的軍事物資,均可予以解決,即由軍委總後勤部份批發貨。

1955年越南政府代表團在胡志明率領下訪華,提出援建煤礦、水泥廠、發電廠等。中國政府派出專家、技術人員,並無償贈送越南8億元人民幣。1959年2月18日,中越兩國政府簽訂7份文件,中國向越南提供人民幣3億元的長期貸款和1億元的無償援助。

1960年,中國援助幾內亞10,000噸大米,援助剛果5,000噸至10,000噸小麥和大米。坦讚鐵路中方59人犧牲。工程接近尾聲時,鐵軌告急,中國二話不說,將本國急需的鐵軌運去,保證了按時完工。這樣傾其所有的例子幾乎遍及受援國。

1960年7月1日,時任外貿部副部長李強向全國外事會議報告:1950年至1960年6月底,中國無償援助和貸款總額為40.28億元人民幣,大部份給了越南、蒙古、朝鮮。據《中國統計年鑑》的數字,「一五」計劃中的援外占國家基建投資的1/10。

1960年,周恩來建議朝鮮先上既快又短的項目,並同意分4年貸款4.2億盧布。至於償還期限,能還就還,不能還也可以延期,推遲10年甚至20年也未嚐不可,等後代還也可以。中國曾同時派出2.1萬人的高炮部隊擔負老撾的防空任務。

1962年初,中國承諾對外援助69億多元人民幣,主要是越南、朝鮮、蒙古、阿爾巴尼亞,其次是柬埔寨、巴基斯坦、尼泊爾、埃及、馬里、敘利亞、索馬里等亞非國家。周恩來說:中國政府在提供對外援助時,決不附帶任何條件,決不要求任何特權。

大饑荒的1961年,援外支出接近償還外債的支出。1962年以後援外更超過了償債。王稼祥曾建議:我們實際許諾承擔的義務超出了中國的實際承受力。有必要調整對外政策,謀求某種緩和。1962年上半年,王稼祥在小範圍幾次談了有關意見,毛澤東沒有接受。

1962年夏,中越兩國領導人在北京會商,中國向越南無償提供可裝備230個步兵營的武器。1964年6月,毛澤東對來訪的越軍總長說: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們兩家無條件共同對敵。7億中國人民是你們的堅強後盾,遼闊的中國國土是可靠的戰略後方。

周恩來在越南最困難時,5次出訪越南,還經常主動幫助越南解決困難。1965年10月,中國先後向越南派出防空兵、鐵道兵、工程兵和後勤部隊共計32萬人,最高年份高達17萬人。1442位烈士的遺骸至今仍留在越南。

1971年11月26日,中越簽訂1973年13項無償援助的協定,援助價值21.07億元人民幣。1973年中越簽署無償援助協定,折合人民幣25.39億元,加上同其他國家簽訂的援助協定,1973年對外援助支出57.98億,占國家財政支出的7.2%。

截至1978年,中國援越的軍事物資可以裝備200萬陸海空軍隊,各種物資折價200多億美元。包括3.5萬輛汽車,500多萬噸糧食,6.35億美元的現匯。這些援助不附帶任何條件,絕大部份無償,一小部份是無息貸款。

從1954年起,中國政府向阿爾巴尼亞提供經濟和軍事援助折合人民幣100多億元。這個數字相當於全國每人掏3850元,而當時中國人的年收入才200多元。

1960年代初,中國把蘇聯援助阿爾巴尼亞的項目全部包下來,援助規模不斷擴大,幾乎有求必應。1960年底,正值中國最嚴重的災荒時期,卻還是緊急援助了阿爾巴尼亞5萬噸糧食。

1969年,謝胡與到訪的中國副總理李先念談了6個多小時,全是要東西。李先念問,你們拿我們這麼多東西,打算甚麼時候還?謝胡說根本沒有考慮還。

中國幫阿建設紡織廠,而阿自己不種棉花,要中國用外匯替它買;織成布做成衣服,沒地方賣,反過來賣給中國。中國援建了化肥廠,但阿方不放心中國的主機,提出要意大利的主機,結果意大利主機使用不長時間就壞了,又要中國用外匯買意大利的備件。

優質鋼材中國自己都極少,而阿方用中國援助的優質鋼管做電線桿,優質鋼板鋪廠房地面,甚至鋪路。中國自己都捨不得用的高標號水泥,援助給阿,而阿方竟用來建烈士墓——2.8萬平方公里的國土上建了1萬多座紀念碑。

1970年8月,中阿的「政治戀情」降溫。但阿爾巴尼亞仍厚著臉皮要求中國援助32億元人民幣,中國決定提供19.5億元人民幣的長期低息貸款。阿爾巴尼亞又要求中國更多接受香煙、煙葉和成衣等,中國不得不同意接受這些並不需要的東西。

1966年,中國對巴基斯坦的4筆無償援助已達1.8億元人民幣。1968年12月,中國再次無償援助巴基斯坦1億元人民幣。1970年11月13日,毛澤東說,「四五」計劃安排的對外經濟援助太少,特別是對巴基斯坦,要由原定的2億元人民幣增加到5億元。

1975年4月23日,中共中央發出壓縮和調整我國對外援助支出的文件。決定,在第五個五年計劃期間,對外援助占財政支出的比例將由「四五」時期的預計6.5%降至5%以內。對外援助總額基本維持「四五」水平,大約平均每年50億元人民幣。

1970年至1976年,中國對非洲的援助金額高達18.15億美元。

1976年2月10日,簽訂中國向柬埔寨提供無償軍事援助協定,援助額折合人民幣2.26億元。

災難中拒絕外援

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年,三年大饑荒時,中國發生大量餓死人的慘劇後,蘇聯政府聞訊馬上召開政治局會議,決定立即援助中國50萬噸食糖,300萬噸糧食。

赫魯曉夫讓蘇聯駐中國大使向周恩來溝通,準備就援助中國事宜與中國協商。周恩來與蘇聯駐中國大使談話後向毛澤東匯報,被毛澤東一口回絕。

毛澤東說:「哪怕把全中國人都餓死也不要赫禿子的一粒糧食,中國黨和政府是有志氣的。我們不但不要蘇聯的援助,而且還要把欠蘇聯的債還清」。這就是毛澤東告訴中國人民:蘇聯乘人之危,「逼債討帳」的歷史真相。

事後毛澤東向其保健醫生李志綏、秘書田家英說「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中國有幾億人口,餓死幾千萬人算啥大不了的事呀!讓婦女敞開生孩子,死的幾千萬人,過幾年又不回來啦!我們憑啥吃赫魯曉夫的嗟來之食?」。

三年大饑荒時,毛澤東拒絕接受美國糧食援助。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年,中國人民經歷了噩夢般的大飢餓,說不清有多少人倒斃在家中、田間和逃荒的路上。此時,美國新任總統肯尼迪及其政府對中國的情況並未袖手旁觀,而是給予了特別的關注。他們認為,中國國內的嚴峻形勢在短期內不會得到緩解,這必將導致更多的中國人死亡,因此,決定嚐試通過糧食援助,向中國伸出橄欖枝,並制定了援助方案。

一九六二年二月,美方提出了一份不附帶任何政治條件的方案:允許中方用硬通貨向美國購買500萬噸小麥。另一個附帶政治條件的方案是:如果中國同意放棄它對鄰國的軍事政治壓力,美方同意以長期和低息賒銷的方式每年出售上千萬噸小麥給中國。不久,肯尼迪利用中美華沙大使級會談的時機,指示美國駐波蘭大使比姆與中國特使王炳南進行溝通。肯尼迪明確說道,如果中方表示,人民的生活受到影響,美國將從人道主義立場給予儘可能的幫助,美國甚至可以給中國的窮人送救濟包。

但是,在中美雙方的溝通中,王炳南傳達了毛澤東的立場:雖然中國受到了連續幾年的自然災害的影響,但是,中國人民有信心戰勝困難,贏得勝利,絕不會依靠別人、尤其美國人的施捨過日子,更不會拿原則做交宜。美國人再三表示,他們的500萬噸小麥的援助計劃,是不附帶任何政治條件的,甚至硬通貨的支付方式,也可以在情況好轉後再兌現。中方仍然斷然拒絕,並以幽默的口吻轉達了毛澤東的建議:如果美方需要我們的幫助,我們也願意勒緊褲帶援助一些大米和小麥。美國代表頓現窘態,中國代表哈哈大笑。中國再一次展現了「骨氣」。

《台灣大事記》中記載,三年大饑荒時期,蔣介石號召台灣人民每人省下一元錢支援大陸,又想通過國際紅十字會向大陸捐獻糧食物品,然而大陸堅決不開放運送物資的港口,於是台灣當局只好把糧食物品用飛機沿福建浙江山東江蘇海岸順流投下。

1976年唐山大地震,在30年後中國官方的一篇報導中這樣寫道:「唐山,這座上百萬人的重工業城市,瞬間被夷為平地。整個世界都感到了來自中國的衝擊波。當國際社會紛紛伸出援手時,中國卻說『不』……」

中國說「不」是通過《人民日報》的一篇社論向國際社會表達的:「自力更生的救災努力說明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考驗的人民是不可戰勝的,說明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制度具有極大的優越性。」

「寧贈友邦,不予家奴」的原因

目前,大陸當權者不顧國際社會的反對,援助津巴布韋、蘇丹、朝鮮等邪惡國家,正如世界銀行所譴責的那樣,中國的援助抵消了國際社會「以經貿促政改、以經援換人權」的努力。當權者以「不干涉內政」為藉口,在政治上充當這些腐敗政權的代言人和所謂協調者,並以此為籌碼,與民主社會討價還價。

無論是毛時代中國外援高達國家財政總支出的6.92%,名列世界榜首,還是近些年來中國在朝鮮、非洲大搞無償貸款、巨額投資等,當局之所以這樣處心積慮的做,都是為了在國際社會爭得一席之地,以鞏固其統治,以犧牲本國民眾利益為代價,為其在聯合國舞台上爭取一點點話語權。中國權貴階層需要在國際上豢養一幫小嘍囉,為其生存危機壯膽吆喝;因此,官方的外援有著內在需求的必然性。

總之,中共政府堆積民眾的血汗錢無償援外、「寧贈友邦,不予家奴」的做法,其根本原因就是維持黨的穩定也就是黨內既得利益集團的穩定,在末日心態的驅動下,繼續在紅潮末日前瘋狂掠奪金錢和利益。

該向誰索要校車

中國給馬其頓捐贈校車的消息公開後,引起眾怒,有網民在網上發起「向馬其頓索要校車」的行動,在我看來,實在有些可笑和荒唐。一個人的錢被騙子騙走當禮物送了人,他不去找騙子的麻煩,反而去找接受者的麻煩,這可是找錯了對象。

真要索要校車,也應該向中共政府的官員索要,他們把民眾的血汗錢白白送人,和騙子小偷搶劫犯無異,難道民眾不應該向他們去要嗎?

中共61年的的金錢外交一路走到現在,也基本走到了盡頭。用金錢換來的「友邦」和友誼,越來越少,曾經的「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也越來越少,從中東到北非,席捲世界的自由民主浪潮和國際的大勢,都使全球僅存的共產政權的苟延殘喘即將結束;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國內民眾的覺醒,也使中共的統治癒加困難,因為謊言越來越難維持下去了。

11月18日,央視女主播張泉靈發佈了一條微博:「我台有位駐外記者徐聖益,才去巴基斯坦駐站,拉登就死了。後來,又派她去已經輪替了多批記者的利比亞,她一去,卡扎菲就死了。於是,我們都在猜,下一回會派她去哪兒?敘利亞還是伊朗?」僅僅一天多時間,該條微博已被轉發3萬次,評論近2萬條,幾乎萬眾一心、眾口一詞:祖國需要你!僅從這件事,就可以看出民心所在,人心向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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