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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何評價斯大林、如何認識所謂的國際共產主義總路線等一系列理論問題上，中蘇兩黨唇槍舌戰，互不相讓。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四年，毛澤東調集了以鄧小平、康生、陳伯達、胡喬木、喬冠華、陸定一、吳冷西等一批當時中共頂級的筆桿子，組成了所謂的「秀才班子」，針對蘇共對中共的指責，在《人民日報》及《紅旗》雜誌上作出了公開的回應，史稱「九評」。值得一提的是，中共在「九評」過程中，無一例外地將蘇共的原文公開附錄在中共的文章之後，讓世人對中、蘇兩黨的分歧所在，作出自己的判斷，以顯示它的「偉大、光榮、正確」。

一九八七年第一期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刊物《支部生活》第14頁至16頁「改革人物誌」專欄，標題為《抖擻沖寒傲雪姿》文章的頁面。（圖片由作者提供）

一九八七年第一期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刊物《支部生活》第14頁至16頁「改革人物誌」專欄，標題為《抖擻沖寒傲雪姿》文章的頁面。（圖片由作者提供）

二零零四年，《九評共產黨》橫空出世。它以詳實的史料和無可辯駁的事實，揭露了中共的非法性、殘暴性、欺騙性，使遭受矇蔽的中國人民，包括中共黨員，認清了中共的虎狼本性，從而在思想上、行動上逐漸遠離共產黨，甚而掀起了退黨、退團、退隊的「三退」高潮。在中國，《九評共產黨》己普及到民眾之中，深得人心。人們口耳相傳，對共產黨的獨裁統治充滿了反感甚至對立的情緒。

面對如此難堪的局面，中共不敢作出公開的回應，而是採用駝烏政策，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既不組織「秀才班子」，對《九評共產黨》予以針鋒相對，也不面對《九評共產黨》所揭露的真相、所提出的問題，用對待前蘇共的辦法，即以論戰的方法，公開回應。無論是作為黨的喉舌的《人民日報》、《求是》雜誌，抑或是孔慶東、司馬南等「五毛黨」魁首級人物，在共產黨需要他們幫腔時，他們卻只拿共產黨的錢財，而不替共產黨「消災」，更不敢將《九評共產黨》的全部內容，作為「反面教材」公諸於報端，公開「批判」，一句話，他們全都啞了、蔫了！這真是應了一句古話：「有理走遍天下，無理寸步難行」

《九評共產黨》之所以能贏得人心，其根本原因就是兩個字：「真」和「實」。「真」，就是撕開假面具，還歷史以本來的面目；「實」，就是以鋼性的、不可更改的人證、物證、書證等作為證據，揭穿中共的謊言。凡是讀過、看過《九評共產黨》的，無一不感到震顫，無一不對共產黨的所作所為感到不齒。

筆者於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加入中共，是改革開放初期，被共產黨樹立的「改革者」及「廉潔奉公典型」。筆者的事跡曾於一九八七年第一期上海的《支部生活》及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廿六日上海的《文匯報》頭版登載，後由於揭露黨內貪腐而被免職下崗。從一九九六年以來，雖上書十餘萬字，從國家信訪局、中紀委、到上海的市、區兩級紀委均無人受理。筆者曾經百思不得其解，但通過觀看《九評共產黨》後茅塞頓開：原來，殘暴、欺騙、貪腐是共產黨的本性使然，舉報腐敗而無人受理，並不奇怪，反而屬於正常。筆者回想自提干、入黨三十年來，曾進「干訓班」輪訓、到「黨校」進修，其實就是被洗腦；以往對腐朽的、行將就木的共產黨還抱有幻想，是中邪太深！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廿六日上海《文匯報》頭版，關於《一個共產黨員的「退物說明」》的報導，這個當年的「共產黨員」即筆者本人。（圖片由作者提供）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廿六日上海《文匯報》頭版，關於《一個共產黨員的「退物說明」》的報導，這個當年的「共產黨員」即筆者本人。（圖片由作者提供）

二零一一年十月十日，在辛亥革命百年紀念日的那天，筆者打電話給全球退黨服務中心，聲明退黨，又在《美國之音》——「時事大家談」欄目中，在全國聽眾、觀眾面前，公開宣佈退出中國共產黨。此後，筆者在《大紀元》評論欄目中發表了《摒棄馬列、實行政改是根除獨裁、專治和腐敗的唯一途徑》等文章，呼籲進行政治改革。筆者之所以斬釘截鐵地摒棄所謂的馬列主義、退出共產黨，是因為受到《九評共產黨》的影響，加上結合自己的親身經歷的緣故。如果所有的黨員幹部，都按照「偏聽則暗，兼聽則明」的思考方式，讀一讀、看一看《九評共產黨》，就不難回答這樣一個問題：難道你真的相信共產主義、相信共產黨嗎？

我們是中國人，我們有自已的文化和道德傳承，不需要毛澤東所喜歡的所謂「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們不走巳被前蘇聯和東歐各國證明是行不通的一黨專政的道路，果斷地拋棄連俄國人都鄙視的政治垃圾——「馬列主義」，順應世界潮流，走民主化道路。

熊國昌
（前上海市普陀區燃料公司副經理）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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