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言：中國人應該明白的事—關於失敗的教育

關於失敗的教育

國際社會在衡量一個國家的全面發達程度上，有一個不是標準的標準，那就是諾貝爾獎。這是一個學術上的奧林匹克，國際上最具權威的大獎。中國的東鄰日本，一億多人口，只有中國國土面積的二十五分之一，已經出了18個了，僅二零零八年就出了3個物理學獎。小小的英國，僅一個劍橋大學就出了80多個諾貝爾獎。而泱泱大國，十幾億人口，占世界的五分之一，上千所大學，都60年了，至今還是零。是中國沒有人才嗎？中國人的聰明舉世聞名，身在海外的華人已有9人得獎。為甚麼在海外行，在大陸就不行了呢？古語說，橘生淮南為橘，生淮北為枳。根子顯然不在個人，而在體制身上，在教育身上。

溫家寶總理多次看望著名科學家錢學森，錢先生總是重複同一個話題：為甚麼現在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講過五六遍，形成了著名的「錢學森之問」。在錢學森生命的最後階段，還對前來探望他的溫家寶總理說：「現在中國沒有完全發展起來，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人才的模式去辦學，沒有自己獨特的創新的東西，老是冒不出傑出人才。這是很大的問題。」據說溫總理立刻約見了六位大學校長和教育專家，而幾位校長的共同回答是：「老師不行，不是大學出問題，是基礎教育出毛病了。」

教育乃立國之本，國民的素質、民族的精神、國家的發展、社會的進步皆來之於教育。歷史的發展從來都是由精英引領，一切精英皆來之於社會教育。教育體制決定人才的培育，是人才輩出還是萬馬齊喑，歸根結底就是體制的問題。二零一零年四月，前北京大學校長、中國科學院院士許智宏，在做客華中科技大學「科學精神與實踐」講座時說到，「中國目前沒有世界一流大學。」中國大學與世界一流大學差距到底在哪裡？二零一零年五月二日在南京舉行的中外大學校長論壇上，美國斯坦福大學校長在接受記者專訪時表示，當前中國高校應該從數量擴張發展到質量建設上來，而中國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學最快需20年。與兩位校長的觀點相認證的是：五月十二日公佈的年度QS亞洲大學排名中，北大、清華分列第12位和第16位。這還僅是在亞洲。北大、清華作為中國學界的驕子，幾乎傾舉國之力興辦，為甚麼還算不上世界一流大學？為甚麼會遠遠落在世界同行的後面呢？

據媒體報導，二零零九年，教育進展國際評估組織對全球21個國家進行的調查顯示，中國孩子的計算能力排名世界第一，想像力卻排名倒數第一，創造力排名倒數第五。美國幾個專業學會共同評出的影響人類20世紀生活的20項重大發明中，沒有一項由中國人發明。這到底是為甚麼？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一日，在二零一零中瑞創新論壇上，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張維迎給出了答案。他說，「大家的學習目的就是為了考試，應試教育很強，但是創造能力很弱。」「理論上講一個人口大國應該會有更多的天才和創新能力和更多富有創造力的人才，從而會有更多的創新和發明。但是在中國不是這樣，在中國近代歷史上很難找到中國發明創造出來的重大創新。」「為甚麼中國作為一個人口大國做不到這一點。我覺得其中的一個原因就是高等教育體系做不到這點，中國現在的高等教育比60年前還要差。」「我們的教育體系總是告訴我們的學生任何一個問題都只有一個唯一的準確答案。」「意識形態控制太強。我們整天講我們要統一思想，怎麼統一思想呢？這是很荒謬的，思想要多元化才好，這樣才能成為一個創新的社會。所以我們整天告訴學生、小孩要統一思想，不能有與眾不同的想法這對中國人的創造力是扼殺和謀殺。」

學者汪丁丁也曾憤而拍案道：「愚蠢的管理體制產生愚蠢的管理方針。」這就是問題的實質，這就是問題的根本。為甚麼二零一零年北京高考的理科狀元會被美國11所頂尖高校拒收，二零一一年北京三名文科狀元同時棄北京大學，內地共11名狀元棄清華、北大而選擇香港大學，這就是答案。並不是港大特意來挖高考狀元，恰恰相反——港大並不稀罕狀元。早在二零零五年，就有11名各省市高考狀元申請入讀港大時被拒絕。理由是：港大對高考分數跟面試表現同等重視，港大不會收錄「書獃子」。

國內學子夢寐以求的北京大學，不僅與國外同行，即使與民國時的北大相比，甚至與戰時的西南聯大相比，都有相當大的差距。西南聯大這個世界上最短命的著名大學，短短7年的歷史，就培養出兩位諾貝爾獎獲得者、170多位兩院院士和眾多學術大師。而西南聯大所處的抗戰年代，其環境、條件何其艱苦，在茅草屋裡上課，在煤油燈下看書，每天還要躲避敵機的轟炸，竟然造就出眾多世界一流的人才，其根本原因就是：遵從了「教授治校」和「教育家辦學」的人才培養規律。美國著名的耶魯大學校長施密德•特曾說：「新中國沒有一個教育家，而民國時期的教育家燦若星海。」

在中國高等教育的歷史上，也曾有過流星一現的改革輝煌。上世紀八十年代武漢大學，全國最年輕的大學校長劉道玉，在全面研究了中西方高等教育的成敗利弊之後，勵精圖治，領全國之先，全面推行學分制、插班生制、導師制、主輔修制、雙學位制，取消政治輔導員制等一系列改革措施，被奉為「武大的蔡元培」。各項改革，除了插班生制度是經國家計委批准以外，其他如學分制、主副修制、雙學位制、導師制、學術假制、自由轉學制、取消政治輔導員制度等等，沒有請示任何領導部門。改革後的武大，文氣被發揮到極致。拋棄一切形式主義，真正以培養傑出人才的路子培養學生。學生可以「逃課」，逃掉不喜歡的課，自主選課，從而發揮自己的興趣與專長，自由架構自己的知識結構。期末考試沒有統一的試題格式，沒有AB卷，也沒有標準答案。學生的自由向學、自由論爭之風熾烈，精神氣象非今日能比。成功的改革使武漢大學成為最令人神往的校園。連北大的教授都想來武大，高考狀元來武大，不少高分學生寧棄清華、復旦而報武大。

然而，僅僅6年，這場讓全國學界甚至國外都叫好的改革，卻被教育部的一紙公文突然剎車，化為烏有。一九八八年二月，改革者劉道玉被毫無理由的突然免職，並幾乎被封殺。官方沒有給出任何解釋。一場令國內外矚目的教育改革就這樣被扼殺了，所有成果被冰封。劉道玉成為制度的殉道者，從此離開教育，歸隱山林。二零零八年三月，時隔17年後，72歲的劉道玉應邀在武大人文館就他的新作《一個大學校長的自白》發表演講，也是他對武大學子做的最後一次講座。演講結束後，所有學生都不退場，給與這位前武大校長、一個傳奇式的長者，長達半個小時的掌聲，以此表達對前校長的支持，對現制度的憎惡。

衡量一所大學的根本不在於有多少高樓院所，而是軟環境。包括錢學森、錢三強、李四光等在內的一代科學大家，要麼是國民黨時期培養出來的，要麼是國外留學歸國的。中共60年都幹了些甚麼？只有運動，沒完沒了的運動，一場連著一場，不斷的整人、害人。「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毛澤東語）」一九五七年，內戰結束僅僅7年，百廢待興，正是國家建設最需要人才的時候，中共一場反右把整個中國的知識份子階層覆滅了。其後不到10年，「文化大革命」降臨，知識份子又被整體劃為「臭老九」批倒批臭，整整10年，每天戰戰慄栗的處於被管制之中。好不容易熬到「文革」結束，本以為苦日子可熬到頭了，沒想到改革開放後不到5年，又搞了一個「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徹底斷了中國知識份子追求思想自由的念想，從此被中共畫地為牢陷在中共設定的思想牢籠裡，一切唯黨的意志是瞻，不能越雷池一步。不僅如此，中國的知識份子在精神上被閹割的同時，在物質上也被鬧出造原子彈的趕不上賣茶葉蛋的可悲笑話。

很多人對中國人的這種思想被禁錮沒有痛徹心肺的感覺，是因為長期以來的高壓統治對人思想的鈍化，使人已經麻木，感覺不到靈動的思想對於個人、對於國家、民族的重要性了。實際上人之所以貴為萬物之靈，就在於那個思想，沒有了思想，人就是行屍走肉，就是一具活的屍體。60年了，中國何曾出過一個享譽世界的大師級的思想家？何曾有一部在中外產生重大影響的文學作品？五千年輝煌文明的厚重積澱，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出不了人才，能說得過去嗎？這究竟是為甚麼？！幾十年來，文藝、學術一直為政治服務，只講黨性，不能反映人性；只能迷信權威，膜拜權威，創造力被禁錮，得不到正常發揮；中國人只能像陳景潤一樣去求證人家的猜想，而不是自己去獨創一套猜想；著名作家巴金的代表作都是年輕時國民黨時期的作品，整個一個黃金中年都在運動中度過，一事無成！巴金直到晚年才敢說真話，發表了《隨想錄》。說是真話還是說一半，藏一半，真正至真率性的所感，只能爛在肚子裡。豈止一個巴金，所有有良知的知識份子都是骨鯁在喉，卻又不得一吐。這就是中國知識份子的縮影！這就是億萬中國人的真實寫照！！

六十年諾貝爾獎中國空缺，沒有聽到當局的反思聲音，沒有人為此而承擔責任。而據中國之聲《新聞縱橫》報導：「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的俄羅斯裔科學家安德烈•海姆和康斯坦丁•諾沃肖洛夫5日以石墨烯研究捧得2010年諾貝爾物理學獎。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聽到這個消息之後，當天就批評俄羅斯政府沒有在年輕學者畢業之後向他們提供有吸引力的條件導致了人才的流失。梅德韋傑夫說，我們需要努力，這樣我們的天才才不會出國。」

幾年前，德國漢學家顧彬說中國當代文學是「垃圾」。在一個寫本書都要被抓去審訊的國度，思想還有幾多價值？因為在諾貝爾獎的標準裡，作家需要有獨立的價值觀，不能為社會政治和現實所綁架。而在現實中，中國文學只是商業和權力的自娛自樂，現實和歷史的真相均不在視野之內。著名物理學家、諾貝爾獎得主楊振寧曾預言，中國本土10年內會出現諾貝爾獎得主。但也提到，一個人才的橫空出世並不像預言那樣簡單，中國學術界若不能解決掉自身的種種問題，那麼中國人還將會10年、20年永遠等下去。瞭解中國的前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也曾經說過，中國人一百年也不會產生新思想並對人類有所貢獻。

對這種知識領域的專制，有學者如此感慨：從小學到大學，從博士到教授，都設有絕對不容挑戰的「標準答案」，誰違背了這些標準答案，誰就會被判處「死刑」，並且永世不得翻身。學生違背了標準答案就不能畢業升學，教師違背了標準答案就不能晉升職稱，官員違背了標準答案就不能升遷，各類白領藍領違背了標準答案就要下崗。等等。特別是社會科學的標準答案年年都要更新，知識份子就要年年重新背誦，中國絕大多數知識份子就是在背誦標準答案而不是創新中度過一生的。一個讓國民從生至死都背誦標準答案的民族，注定是一個沒有絲毫創新能力的民族！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沒有任何傲視世界的發明創造的根源就在於此。這種知識和信仰的顛倒管理，不僅造成社會沒有信仰和喪失創新能力，同時還會毒化民族性格，造成整個民族的陽痿。原谷歌公司中國區總裁，創新工場創始人李開復也表達了相同的看法，他認為，「該國的教育系統存在『根本性的缺陷』，使得整整一代人喪失了質疑傳統思維和創造獨特發明的能力。」

對這種極端悖謬的教育體制，也有抗爭。海歸教授清華美院陳丹青的憤然出走，北大法學院著名教授賀衛方對研究生的罷招，安徽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何家慶的提前退休，等等。但多數人還是選擇了沉默。陳丹青的出走，因於美術專業研究生招生的政治考試。他說，藝術學院招生的外語和政治考試，外語考試是否必要，自是見仁見智，但是政治課考試，「全世界都沒有這樣的例子，連蘇聯和古巴都沒有這麼做。」不僅是藝術學院，中國人有多少人會去質疑那個政治課是高考必考之課、應考之課呢？有多少人會認為那個政治課其實是中共在強姦民意呢？有多少人會認為各單位那個黨組織其實是個絕對多餘應該剔除的毒瘤呢？

「我們國家最成功的教育是體育教育。因為體育教育不考政治，不考外語，只考肌肉、體能和速度，它按專業規律來培養你，擇優錄取，誰跑得快，誰進來。」面對自己的孤立與周圍人的麻木，他發出如此感歎，「我看見，不論在我工作室的學生，還是其他大學生，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早已習慣了整個體制在他們生命中的作用，他們已經有一種——我不知是抗體還是接受體——生理機能，總之，他們的身體裡充滿體制這貼藥劑。這是一種不正常的正常狀況。」這是一個長居紐約16年的海歸人士，對中美不同的教育理念對比後的清晰、透徹所感，而真正久居此地的中國人已經無以分辨正邪了。其實何止是學生，全體國民還不都是這樣嗎？真是憐其不幸，悲其不爭。

與陳丹青持同樣觀點的2011胡潤藝術榜榜眼，李苦禪入室弟子、著名書畫家崔如琢，直言「我認為從解放後，這60年是沒有藝術大師的年代」。並毫不客氣地指出了問題的癥結：「解放後為甚麼沒有產生大師，為甚麼美術學院沒有培養出來大師呢？原因是體制存在問題。」

中國自古就有「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說法。教育、知識份子歷來都倍受尊崇。封建時代，秀才見官可以賜座，而商人見官只能站著。國民黨時期同樣如此。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十年，共產黨所謂的軍閥混戰年代，卻是中國的大學教授境況最好的年代，他們不僅是精神貴族，也是物質貴族。整個社會，即使軍閥官僚，看到知識份子，都畢恭畢敬，優禮有加。上世紀三十年代，儒學大家梁漱溟主持的山東「鄉村建設運動」就是在軍閥韓復榘支持下搞起來的，山東教育的進步令全國矚目；國民政府四川省主席、大軍閥劉文輝明令縣長：「如果縣政府的房子比學校好，縣長就地正法！」

早在一九一六年十月，奉系軍閥奉天省長張作霖嚴令各縣增加教育經費，要占到全縣總支出的40%以上，並以此作為考核各縣的內容之一。張作霖甚至以寧肯少養5萬陸軍的魄力，創辦了東北大學。整個校園面積達900畝，是當時國內最大的校園。東北大學的經費也是首屈一指。北京大學年經費是90萬銀元，南開大學40萬，清華大學雖有庚子賠款補貼也只有120萬。而東北大學是160萬元。

一直以來被中共一再抹黑的四川大地主劉文彩，實際是一位重視教育的開明人士。鳳凰衛視的專題片《大地主劉文彩》中，專門有一集介紹劉興辦教育的事跡。劉文彩修建的文采中學，占地兩千多畝。徵地時為使百姓利益不受損失，劉採取的是兩畝地換一畝地的辦法。學校建成後，廣招教育人才，教育規模在四川地區甚至在全國私立學校中都是最大最好的學校。學校建成後，劉從不干預教育和教學，只在春秋開學典禮上簡單說幾句，大意是要學生們發奮學習，將來報效中華民族。再一個就是他對子女及親屬要求極其嚴格，在文采中學的校訓中明確規定，校產是學校的校產，劉家子孫不得占有。劉家子孫僅有的權力就是每年對學校的財務進行一次清理，僅此而已。此外，劉文彩每遇逢年過節都要對貧困人家走訪和接濟，鄉鄰之間糾紛也要請他進行調解，因為他辦事公道正派。他還投資修建街道，現在未撤除的兩條街道仍不失當年之繁華。至於所謂的水牢、收租院等等，全系共產黨為了政治需要胡編、捏造，不值一提。共產黨為了讓人們相信所謂的「舊社會」如何壞，它的「新社會」如何好，為它的非法奪權製造依據，編造了多少謊言！

兩千多年來，孔子一直被尊為聖人，皇帝到了孔廟門前都要下馬，以示尊重。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唐太宗追封孔子為文宣王；清聖祖康熙大帝奉孔子「萬世師表」，歷朝歷代對孔子都有追封或祭祀。而且，孔子在全世界都受到尊敬。當年侵華日軍在進入掛有孔子像的人家時，都施禮退出，決不冒犯。但在中共治下的中國卻被衊為「老二」，不僅被打倒在地，還要踏上一隻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世界上所有國家都實行免費的義務教育制度，唯獨中共控制下的中國例外。據中新網報導，中國教育支出占GDP比例為2.6%，排於世界各國末尾。聯合國官員指出，中國政府的教育開支比非洲窮國烏干達還低。早在一九九三年就提出本世紀末教育投入占GDP4%的目標，如今新世紀又過去了10年，還是沒有達到。二零一零年五月，新的教改方案獲得通過，教育投入占GDP4%的目標要到二零一二年達到。就這樣一推再推，一拖再拖。

一向被瞧不起的印度的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都達7.4%，比我們的3%（很多年份還達不到）高出一倍還多。印度一九四七年才從英國殖民統治下獨立，一九四九年就通過憲法確立了全民免費醫療的政策。雖然當時的全民免費醫療還未能完全落實，重大疾病還需要個人負擔一部份，可是卻規定先看病後補交費用，所以大多數困難患者補交不上的費用，也都由政府買單。

印度經過與我們「新中國」同樣的時間，全民免費醫療已經名至實歸。並且政府辦的醫院對於所有在印度的人都不收費，無論你是外國人還是印度人，是城市居民，還是農民，都享受免費醫療。二零零八年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是印度國民生產總值的3.41倍，印度以中國三分之一的國土，負擔與中國相當的人口，以中國近三分之一的國民生產總值，在相同的時間內，可以為十多億人口免費醫療，免費義務教育。

基礎教育階段，一年級到八年級，學校不向學生收取任何學費，教材由政府專門撥款購置並向學生免費提供。每位在校學生每年免費領取冬、夏以及春秋季三套校服。現在全印度1.2億學生全部享受政府提供的免費午餐。許多住宿學校的學生日常生活用品，包括被褥、牙膏、毛巾之類的生活需要都由政府提供。

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唯一需要負擔的費用是每月12盧比（合2.4元人民幣）的「政府福利基金」（僅相當於印度平均工薪三百分之一）。學生每年只需要繳144盧比，折合成人民幣還不到30元。大學教育，每年每生費用也只合人民幣三百元左右。

陝北的吳起縣在花五千萬修一公里路和高中以前的所有學生教育實施免費之間，做出了良心選擇。吳起縣能做到，其它地方為甚麼做不到？吳起縣縣委書記曾表示，吳起並非外界想像的那麼有錢，而「全民免費教育」也並非外界想像的那麼耗錢，在吳起縣每年需要5千萬元。關鍵是政府有沒有發展教育的決心。與此相印證的是，二零一一年二月，陝西的一個國家級貧困縣鎮坪縣，二零一零年地方財政收入3,400萬元，卻出台政策，在全縣實施十二年免費教育，將高中教育也納入其中；陝西的另一個全國百強縣府谷縣也在同月出台政策，推行十五年免費教育，從幼兒園到高中全免費。

二零一零年七月，《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公佈，教育部官員八月十六日在湖北宣講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和教育規劃綱要時表示：未來十年，中國仍將堅持實行九年制義務教育。百姓翹首以盼的十二年義務教育，還得等10年！據媒體報導，二零一零年的中國國家財政總收入將成為全球第二，僅次於美國。以國家經濟能力來說，不僅可以實現全民教育免費，全民醫療免費都完全可以做到。但共產黨就是不做。

為甚麼搞三峽工程有錢？辦奧運、辦世博、搞國慶慶典有錢？共產黨迫害法輪功最嚴重的時候，它甚至動用了國家財政收入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二零零八年六月底，中國累計免除亞非等49個重債窮國和最不發達國家債務247億元；提供各類援款2,065億元，其中無償援助 908億元；對42個最不發達國家的商品給予零關稅待遇，稅目為736-1,115個，占最不發達國家對中國出口貿易額的98%。中國還為非洲培訓了1萬5千名各類人才，派遣100名高級農業技術專家，派出醫療隊，援建30所醫院、100所農村學校，無償提供防治瘧疾藥物。

作家韓寒說：「一個國家，可以幾十億幾十億地到處撒錢，幾百億幾百億地為了一兩句讚美簽單子，幾千億幾千億地開這會那會，當研究表明建立覆蓋全民的基本醫保需要投入一千零幾億時，它卻表示，拿出這筆錢有困難。」多年來，中共一直吆喝：尊重知識，尊重人才。而實際上，中共從來都是空喊口號，從來沒有真正的重視過知識和人才。相反，對知識的踐踏和蔑視，對知識份子的迫害卻是全球最嚴重的，國家的發展，民族的進步，對邪惡的中共來說無所謂。

對中國的教育問題，不只是任繼愈、錢學森，大家看得都很清楚，問題非常簡單，不難解決。但這個問題的要害是其中包藏著共產黨的險惡用心，這是共產黨的一個天機：外國人重在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獨立思考能力。而中國則恰恰相反，只准知道給定的答案，只能回答給定的答案，只准你死記硬背上面的標準答案，不准你自己另尋答案。從心理學和生物學的角度說，長期固守一種模式，必致思維殭化，頭腦簡單。最終形成一種固定的思維模式——聽話，聽指揮者的話，就像條件反射一樣，只要是黨的號召，就是對的，第一反應實際也是唯一的反應，就是聽，不折不扣地執行，除此之外，沒有別的思維。

所以，這種教育方式的最終結果，必然是培養一批只知死讀書、讀死書的頭腦僵化機械的書蟲，而不是可以應對任何複雜環境和形勢的可造就之才。為甚麼中國書獃子這麼多？外國人就很少見？根本的原因就在這裡。為甚麼十多年前的克拉瑪依大火，當指揮者高喊：「讓領導先走！」所有學生都乖乖地聽話，在大火面前連求生的本能都失去了，最後只能葬身火海，這就是本質原因！在中共這個教育模子出來的只能是書獃子。

知識本來是啟迪人心智的，到了共產黨手裡竟成了使人變愚的東西！罪惡的體制埋沒了多少天才，造就了多少庸人！對共產黨來說，你只要聽話，聽黨的話就可以了。中共需要的永遠是容易統治的應聲蟲、奴才、順民，而不是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才。你要能獨立思考，跟黨不一致怎麼辦？還得讓黨拿出功夫、精力來搞思想統一，不如乾脆就是一個不允許，省事。不然的話，改變一個教育方法有甚麼難的？太容易了！但它就是不改！

二零一零年秋，鬧得沸沸揚揚的教改方案通過，大學教育仍然沿襲舊的一套，仍然是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你校長再有本事，仍然在共產黨的手心裡轉轉。全世界都在搞素質教育，唯有中共搞應試教育。甚至把社會事業搞成了社會產業，把高尚的教書育人，搞成了充滿銅臭的賺錢機器。這就是根本問題。為甚麼中國出不了諾貝爾獎？這就是答案。走進大中小學校園，印入眼簾的赫然是「忠誠於黨的教育事業」、「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完全就是共產黨實施愚民統治的工具！

罪惡的教育體制不僅誤人還吃人。二零零九年北京大學在不到9個月的時間裡先後有一名碩士、一名博士、一名雙碩士自殺。二零一零年以來，也曝出全國多所高校學生自殺或殺人的消息。克拉瑪依大火，如果不是中共的愚民教育，學生也斷不會在火災面前領導說甚麼聽甚麼，沒有了自己的分析判斷能力，致使自己葬身火海。與其痛恨共產黨官僚的冷酷與極端自私，不如聲討共產黨罪惡的教育體制。為甚麼美國、西歐等西方國家就是發達，社會主義國家都貧窮落後？沒有民主就談不上發展，專制獨裁永遠都跟不上時代發展。誤人誤國，只此一點，中共的罪惡就用滔天都形容不了！

中共讓人篤信標準答案，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謊言太多，你一獨立思考，就把謊言揭穿了。試舉一例，李大釗是中共的創始人，為了表現李大釗生的光榮，死的也偉大，一直宣傳說李大釗死前曾兩次慷慨激昂地發表演說。而據《黨史博采》二零零七年第4期發表的《李大釗就義的真實情景》一文披露：「據筆者瞭解《李大釗傳》主要執筆者之一，後來成為中共中央黨校中共黨史教研部教授的朱喬森，在《李大釗傳》出版不久，就曾向研究李大釗的著名專家張靜如等坦言，李大釗發表臨終演說是根據推測『編寫的』，李大釗的那段話也是根據李大釗當時的思想和話語『編寫的』。為的是顯示李大釗的英雄氣概和崇高理想。」

所以，北京中學歷史教師袁騰飛曾這樣告訴他的學生：「我們的教科書，按照中國古代史書的體例，屬於『穢史』。你問我這個教科書有裡多少東西是真的，低於百分之五，你考完趕緊把書燒了，擱家裡一天都髒你屋子，我從來不往家帶，扔車裡，能不看儘量不看，純粹都是胡說八道。」中共教科書上的造假主要是三個方面：一是為其無神論的理論基礎服務，再是為其打砸搶起家的罪惡歷史辯護掩飾，還有就是為其暴政、欺騙的專制獨裁統治服務。為此而不惜全面造假，系統造假，顛倒黑白，指鹿為馬。事實真相與中共的愚民欺騙宣傳完全是南轅北轍。

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