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12月26日訊】一場新農民運動正在中國大地上隱忍前行，而正在南粵大地上以烏坎為標誌的事件則讓海內外朋友更加關注中國新農民維權運動的發展趨勢。
這場農民維權運動的參與者，在新技術的助推下，發展了自己的訴求，希望由單純的農村土地開發的被動承受者轉而成為整個農村土地開發的主導者。這種維權訴求的轉變，第一次讓中國農民的維權訴求從千百年來的單一主張地權，轉而主張農民有權力參與整個土地開發過程。
中國前總理朱鎔基先生曾將分配土地、包產到戶和稅費改革，稱為中共建政後的三大農村革命。而新農民維權運動對農民的影響將遠大於前者。由於中國農村土地數量和農業人口數量的客觀現實，除少數實現農業集約化生產外，多數地區的農戶無法通過單純農業生產來維持自己的正常生產經營。雖然在農村稅費改革後，農民的負擔有微量減少，但由於農戶擁有土地數量的客觀事實，農戶通過單純農業生產來實現盈利毫無可能。
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屬於不可逆轉進程，城市周邊農業用地不可避免已成為城市化建設用地的唯一選項。在這個城市化的過程中，按照現行徵地拆遷政策，農民只是被動參與者，這對既得利益集團侵害農民合法權益埋下隱患。
在就有徵地拆遷制度下，農戶由於無法參與到土地開發過程中，只能在整個土地開發過程中做為被動配合者獲得極為稀少的利益。由於真實土地價值與農民所得收益的嚴重倒掛，整個拆遷徵地過程就成為了一個搶劫式開發過程，這種過程也為整個城市化進程埋下了陰影。
而新農民維權運動，則提出農民應從城市化過程中的被動參與者，轉化為城市化過程中農村土地開發的主導者。維權代表也通過多種模式由農民選舉產生，以期最大限度的代表農民意願。同時，這種代表組織與維權代表的產生，也能在維權運動進入談判階段後有效與土地使用方進行談判，並在公信力社會組織的配合下，來保證農民利益最大化。
正在四川寂寞前行的事件，則是繼2007年11月6日中國農民第一次奪回土地案和發生於2011年6月17日的案後，中國農民第三次實際奪回土地做主人行動，其根本目的就是把土地從少數官員控制轉為農民當家做主。
我們認為新農民維權運動，不應侷限領導者的政治身份，而應立足於是否能為當地農民帶來最大實際利益。
可以說，這場新農民運動是一次偉大的二次維權過程。在第一次維權過程中，部份農戶已經通過依法維權的手段，主張了自己的地權或得到了一些相應補償。而二次維權，是農民通過依法維權的手段，明確自己地權後，通過形成能充分代表村民利益的代表組織，參與到對土地附加價值的開發過程中。這種由被動參與到主導開發的過程，將對前期徵地拆遷案件中的大量遺留問題提供一個多方共贏的解決方案，也為中國城市化過程提供一個可持續的土地供應模式。
體制變革意味著利益讓渡，調正懸殊的官民利益格局成為近期中國改革的焦點。由於各地情況不同，民風民俗有別，維權後援力量目標不一，新農民運動必然呈現多種發展走向。
我們認為，中國並非只有西亞北非一條路，未來也絕非一張「二指寬的條子」可以規劃。只要勇於實踐，官民良性互動，體制內外就能在保持社會穩定前提下，找出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非暴力不流血的新農民運動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