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2月22日訊】對南方報系的攻擊來自於現行的政治路線，一種以維穩為名，實際上捍衛既得利益格局，拒絕作出任何實質性變化的政治路線。
一個追求普世價值的團伙
著名媒體人及時事評論員長平 1月 27 日下午被要求完全辭去南方報系之工作，近段時間以來，除長平外，此前還有《成都商報》勸退殷玉生、開除龍燦，《時代週報》勸退彭曉雲未遂而讓其停職，等等。而讓筆者最為震驚的，莫過於《南方都市報》分管評論的李文凱的調離。由於李文凱主要從事編輯工作，自己並沒有太多寫作，外界對其所知不多，然而，評論界人士都知道，南方都市報的評論能夠獨樹一幟，李文凱是事實上的核心和靈魂人物。李文凱被掉離表明，針對長平的舉動，很可能只是整肅南方報系的步驟中的一環，而且未必是最重要的一環。
長平的發表平台主要是國內平面媒體，一度在《金融時報》網絡版有專欄，其文章具有鮮明的自由化色彩，但很難稱得上出格，即使那篇引起渲染大波的針對314拉薩事件的評論，除了不合時宜和不歸正統之外，也沒有甚麼足以上綱上線的地方。在我看來，兩年來，針對長平的持續攻擊，與其說是因為長平的某些具體言論惹怒了他們，不如說與司馬南針對《南方週末》512震後系列評論的持續攻擊一樣，都是一個更大企圖的一部份，項莊舞劍、意在沛公，這些攻擊的目的是通過如此羅織拼湊，得出「南方報系」內存在著一個追求普世價值的團伙的結論，進而為整肅南方報業的輿論導向創造條件。
所謂南方報系，窄義上應指南方報業集團，雖為黨報集團，卻成長於改革開放前沿的廣東，旗下的《南方週末》有著追求政治改革的自由化傾向，新興的《南方都市報》則明顯地面向廣東地區的新興社會階層，反映其利益和需求，此外，旗下的其他一些媒體如《21世紀經濟報導》和《南方人物週刊》等，也有著類似精神上的共性；廣義上的南方報系，則包括近年來南方報業集團擴張的成果，如北京的《新京報》和雲南的《信息時報》等合作興辦的媒體，因為是合作辦報，這些報紙在理念上當然與南方報業集團的其他媒體近似。或許，還存在更抽像意義上的」南方報系」，由於南方報業集團的成功，曾供職於南方報業的人士成為了各類新辦媒體的挖角首選，出身南方報業的媒體人廣泛分佈於各類新興媒體和網絡媒體之中，與此同時，也將一種精神上的共鳴帶到了各處。
體制一部份成了「異己力量」
很難精確地定義出南方報系媒體及媒體人的這種精神和理念上的共同之處，但大致而言，應包含以下內容：認同市場經濟、全球化、法治社會，承認個人權利和普世價值，以及倡導政治體制改革。總結而言，則主要包含了兩個內容，一是倡導政治體制改革，一是要求回應新興社會階層的利益和權利訴求。
應該說，這樣的陳述並沒有甚麼出格的地方，不僅沒有超出中共官方表述，更不用說觸犯紅線了，甚至，這些內容都曾經在一定時間段內，為中共官方所倡導，倡導政治體制改革和回應新興社會階層的訴求，甚至是有利於現體制的。客觀地說，南方報業集團本身也是體制的一部份，倡導政治體制改革和回應新興社會階層的利益和權利訴求，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於維護現行體制的目的，試圖讓體制通過回應新的訴求而擁有更長久的生命力。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南方報業的這種傾向卻日益成為了體制的異己力量。鄧小平路線始終強調兩個基本點，中國經濟發展的同時並沒有相應的政治變化，在此情形下，中國經濟發展的成果大多被體制系統地輸送給了各類既得利益者，這就造就了既得利益和體制的共生關係，由此產生了一種保守化的思潮，發展為一種維護既得利益體制的論述，其目的在於維持既有的利益格局，而手段則是拒絕體製作出任何實質性變化。
維穩已無法容忍體制內的改革
這種論述的一種形式是所謂的「中國模式」：中國經濟的成功證明了現體制的合理性，證明了現行政治體制並沒有落後而是適應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因此，並不需要作出體制的重大變革，當然也無需在利益格局和權利現狀上做出讓步。而在另一方面，這種論述也構成了當前維穩體制的核心，也就是對任何實質性變化的拒絕。
然而，中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不可避免地產生了新興社會階層，有著越來越多的利益和權利訴求，要求改變既得利益格局、以及支持這一格局的既有體制。市場化、全球化和信息化，也使得新興社會階層擁有了一定的資源和手段來對現有體制提出挑戰，這表現為越來越多的維權和抗爭行為，也表現為網絡和媒體裡越來越強勁的利益和權利訴求。這一挑戰儘管尚不足以撼動體制，但毋庸置疑是一種越來越強勁的勢頭。
於是，南方報業對改革的持續倡導就越來越被看作是維穩體制的異己力量，看作是新興社會階層對現行體制挑戰的一部份，從而必須加以壓制。在頑固拒絕一切重大變化的維穩體製面前，作為體制一部份的南方報業，必須回到擁抱現有利益格局和支持現行維穩現體制的道路上來，而為此，就必須對南方報業加以適當的整肅。
因此，對南方報系的攻擊來自於現行的政治路線，一種以維穩為名，實際上捍衛既得利益格局，拒絕作出任何實質性變化的政治路線，從這個角度，長平被辭職和李文凱的調離其實是一個很微妙的心理事件，預示著即使是體制內的改革話語也不見容於維穩體制。
——原載《動向》雜誌2011 年2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