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3月21日訊】（新唐人電視台《熱點互動》節目）主持人：好，謝謝高先生。那我們先來回應一下觀眾朋友他們的看法以及他們的問題。
剛才第一位加州吳先生談到，日本國民非常相信政府，我們也看到這次日本國民的確聽政府的，比如說政府跟他們通告現在的災情是什麼樣的，他們相信的，而且日本政府說你不要去搶購，我們有足夠東西可以運到你們那兒，然後有的人就在家裡就不出去買東西，或者是買很少的東西，讓別人也可以同時的用。
包括沒有受災地區要限量用電，就是大家少用電，來主要供應給那些災區的人，大家都是響應的。我想做為我們從中國大陸出來的中國人大家都非常好奇，就是說日本國民為什麼這麼相信他們的政府呢？
吳輝：我想有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日本社會他是在一個互相信任的基礎上，比如說你進了公司，如果他選擇你進入公司的話，你只要努力工作，那你其他的事情可以交給公司來幫你做，他從開始的基礎的培養你，他不管你就是說能做到什麼程度，你只要努力，就是一心一意為公司工作，那你就可以一直待著工作下去。
大家知道以前日本是終生僱用制，但現在他有一些變化，也有講一些能力方面的事情，但是大體上他這個社會還是保持了這個風氣。所以你進了公司以後，包括你的保險，包括你結婚以後，它會再提升你的工資，包括你家裡的太太，包括買你太太的保險，它都會給你做到這些，所以他們之間是非常互相信任的這種關係，整體上來說它這個社會也是這麼一種基礎。所以說日本人相信政府，這是肯定的，雖然他們有的人不是很關心政治，但是他相信政府說的很多事情是真的，是相信的。
主持人：好，那李博士對剛才觀眾朋友他們的看法，有什麼要回應的嗎？
李天笑：加拿大有個先生講，日本人在這次災難中勇於犧牲自己，這個確實是。我們可以看到在這次福島的核洩漏當中，主動出來的有50個勇士，他們有一個人是快退休了，然後本來可以安度晚年的，結果他主動報名。他女兒送他去的時候，他說他做出了一個決定，他自己願意這麼做。所以這個當中可以看出來，就是日本人他對一個事情，他是有一個「忠誠」和一個「義」在裡面的。再有就是紐約的陳先生，他講到日本政府在核設施的安全問題上，沒有聽從美國的勸告等等等等。
這個問題得這麼看，就是說任何一個政府，它都可能犯錯，都可能在有些事情上是想得不周到的，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在整個處理核洩漏的問題當中，菅直人政府是已經承認他這裡面有反應過慢，跟東京電廠之間聯繫不是特別契合等等。
你說一個政府，我們拿中國中共政府來說，在汶川大地震當中，它不但始終不承認，不承認它自己的沒有預報，沒有在72小時黃金時間允許外國的救援隊進來，後來又隱瞞了，就是豆腐渣工程，甚至把自行獨立調查豆腐渣工程的人投入監獄等等。它始終在掩蓋它的錯誤，更不要說在災難發生過程中，馬上就承認了。
我覺得日本政府表現出來有兩點，實際上第一就是它的國民性，他有了 錯，他就敢於承認，說是他的一種所謂「武士道」也好，是從中國原來過去儒家的這種「仁義禮智信」精神的一種反映。這是第一。第二，日本政府是一個民選的政府，它要對人民的利益，特別是對人民的安全，生命財產的損失等等要負責的，所以它即時的調整它的錯誤，即時的承認錯誤，這表現了它坦蕩的、透明的這樣一種態度。我想中共政府在這點上，根本是望而不及的，形成了一個鮮明的對比。
主持人：好，那我們再接一下張陽先生。剛才有兩位觀眾都提到這次核危機的問題，核洩漏的問題，我們知道日本它也是一個民主社會，它的政府也是民選政 府，那麼在像建立核電這樣大的決策的時候，人民是不是要參與，比如說有人民的聽證，是大家同意的，還是它們私自的我說建就建了，你們都不要管。
另外，剛才吳輝先生提到說日本民眾對政府的那種信任，如果一旦政府它真的有失誤，或者是說做了什麼不對的事情，對國家或者國民造成傷害的時候，日本國民會不會也是這樣，就是服從於他們的上級呢？
張陽：日本國民對政府做出的決策，尤其是把一些比較重大的設施遷到自己地方的時候，他是有否決權的，就是這個地方的最高執行長官可以把民意反映上去，如果民意不同意，政府是不能強行的。這是第一。所以這個核電站實際上是當地的老百姓和政府之間，在完全溝通、完全同意的情況下才建的。當時我想肯定會有反對的聲音，但並不是政府一意孤行建起來的，一定是雙方達成共識以後建起了這個核電廠。另外（關於）追究責任，我想等這個災難過去以後，媒體可能會對前面這些責任會進行追究。這是第一。
再一個，這次日本民眾中在這次表現中，我們沒有聽到任何一個日本民眾對自己的政府有抱怨之聲，沒有，大家都覺得日本政府現在已經在對他們盡職盡責了，大家都表示理解和感激。雖然可能會有責任，這個責任什麼時候追究，可能會在災難結束以後，因為現在不是追究責任的時候。
再有，日本國民為什麼這麼相信政府？我想這個人與人之間的信任關係不是一天兩天能形成的，也不是一場運動兩場運動就能達成信任共識的。我想第一是日本有非常好的監督系統，日本的媒體非常透明。這一次日本的媒體在報導上，因為他是四家民間媒體同時在爭相報導核洩漏事件，而且你隨便轉播任何一家媒體，他們的報導口徑即使有一點點差異，但是差異不大，也就是90%以上的報導口徑幾乎都是一樣的。
而NHK是日本最大的國家媒體，他也有自己報導的口徑，那麼他們相互之間的差異有一定的出入，但是民間媒體間差異並不大。所以這種高透明的監督體制，政府想做假也做不了，你想做假你都很難做，因為這家媒體不報導，你那家媒體給你抖了出來；那家媒體沒報導，這家媒體給你抖出來。每個媒體他們請的核反應專家都是不同大學的，並不是說找一個專家，這個電視台講講，那個電視台講講，最後採取一家之言，不是這樣的。
所有的媒體都找自己獨立的渠道，我可能找東京大學，他可能找神戶大學，他可能找九州大學，都找不同途徑的核專家在評論的，而這些評論和他們採取的措施，幾乎都是一樣的。
主持人：那麼剛才一開始程曉農先生談到日本國民的那種文明，我想問一下您在仙台，庇護所有很多義工在做。您能不能跟大家介紹一下，在這次災難中，仙台的人，至少您周圍的人，他們是怎麼度過這難關的呢？
張陽：是這樣的，在這次災難中，確實是沒有災難看不出來，災難一來，就能發現在避難所裡可能義工比災民還多，因為他本身也是災民。這麼說吧，避難所裡邊如果有200人的話，可能有100人以上在做義工，不管他的歲數大或小，他都去盡一份力量，我能做什麼就做什麼。
我舉個簡單的例子，上次我們在避難所我去給他們送飯，當初晚上避難所已經斷水了，沒有水了，他們要從消防隊去運那個水來，去扛那個水，當時避難所的負責人出來說要去扛水，希望年輕人站起來去扛水，當時一下站出四、五十個學生，當時我也站起來，然後跟他們一起去了。
去了之後，讓我感到遺憾的是，避難所裡邊有那麼多的中國留學生，沒有一個人起來，都是日本學生，我問他們是哪所學校，說我們是東北大學的，也有其他大學的。然後他們把水扛來，說只要10個人，然後大家輪流的一個人扛一段，一個人扛一段，四、五十人把水扛到避難所裡來了。
在日本一旦有災難的時候，除了老人和特別幼小的孩子以外，幾乎人人都是義工。他們覺得對別人盡力，他們並不覺得我很光榮啊，我很了不起，沒有這種自豪感，他們覺得很自然，是一種非常自然的狀態，就應該那樣做。然後這個禮拜所有的溫泉啊、電話啊，全是免費的。你想溫泉是個私人設施，都是收錢的，到這個時候，只要你想到你隨時都可以到這兒洗澡，很多避難所的人都到那個溫泉去免費洗澡，這個實際上讓他們非常感動。
主持人：那剛才李天笑博士談到，這實際上跟我們中華文化非常相似，那您認為日本現在的這種文化和中華的文化有相似或有人說是傳承了中國文化，您怎麼看呢？
張陽：日本國民基本上是繼承了中國兩千年的儒家文化的思想，這是百分之百的。怎麼說呢？就從隋朝時期日本第一次派遣特使到中國來，中國儒家文化傳過來了之後，聖德太子就頒布了17條憲法。憲法當中沒有任何一個日本假名，完全都是漢字，第一句話就是「以和為貴，無忤為宗」，完全是《論語》中的句子，就說日本這個民族完全是以和為貴的民族。
所以在日本重視什麼呢？「仁義禮智信」裡面，除了「仁」以外，他最重視的是「禮」，對這個「禮」要求特別高。所以他的排列不是中國的「仁義禮智信」，他是「仁禮信義智」。他覺得只有禮，大家相互的禮做到了之後，才能產生相互間的信任，這個信任做到的話，我們才會捨身取義，因為我相信你，我為了你我什麼都可以付出。所以他把那個「義」反而放到第四位，把這個「信」放到了「義」前面，他說的是「信是義之本」，信是義的根本，而禮又是信的根本。日本給國際社會最明顯的一個普遍感覺，就是大家都非常的彬彬有禮，禮節非常到位，所以日本社會整個對這個「禮」非常的注重。
我就舉我剛到日本時一個小小的例子，我剛到日本的時候，也就是不到一個禮拜，因為我要給家裡寄一封信，我找不著郵局。然後我在大街上見到了一個老太太，我就問她，因為我的日語也不行，我就用日語、英語參雜著問她，我說郵局在哪裡？然後這個老人非常的好，就說郵局離這裡可能稍微遠一點，說我帶你去。
然後大約走了15分鐘，因為老人走的也不是特別慢，走了15分鐘走到郵局了。我把信寄完了之後，然後老人就陪我出來了，就給我指出來怎麼回學校的路，然後老人就問我說，你是哪來的？我說我是從中國來的。老人聽了之後，一下子就非常的肅然起敬，就把帽子摘下來了，是一個老太太，因為是冬天嘛，把帽子摘下來了之後，向我鞠了個躬。當時我就特別納悶，我心裡想我一個小小留學生，你給我鞠躬幹什麼，我就不理解。
後來我回到學校，把這個事情跟我周圍的日本人，我們在一起談嘛，我就跟他們講出來了，我說這個我不理解，這是為什麼？然後日本人就說，我們日本人非常推崇你們中國的孔孟思想。我聽了這個之後，我心裡就非常的感慨，我就發現中國儒家文化能把這個民族善化得這麼好，而這個東西我在中國卻沒有得到。說實在有很多中國儒家思想是我到了日本以後，我在日本生活了18年，我到了日本以後，我才開始一點點接觸的，才發現這才是個好東西，而這個東西在中國給毀了。
主持人：好，謝謝張陽先生。我們還有觀眾朋友在線上等候多時，我們再接幾位觀眾朋友的電話，第一位是紐約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王先生：你好，你們大家好。剛剛那位先生談得很具體，我的意思也差不多。問題是中國民族對日本民族，道德水平，禮貌水平，尊重別人的水平，孝順的水平都是一樣的，為什麼現在日本的水平那個高，中國的水平那麼低呢？那就是共產黨造成的。
我記得我小的時候，很小很小的時候，日本人打東北，東北有很多同鄉逃到我們南方來，在我們家門口睡著一大堆都是難民，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我們當時都是給他們睡覺，還給他們稀飯吃。當時住了好幾個月，沒有一個人搶我們，沒有一個人偷我們，沒有一個人打我們。我記得一年級、二年級，我自己是走路走到學校去，從學校回來，沒有一個難民到我身上口袋搜我的錢，沒有一個。現在做得到做不到？做不到！
為什麼現在的中國人做不到？共產黨把中國的文化完全摧毀，所以現在的中國人變得不是中國人，日本人反而是中國人。所以我希望我們大家團結起來，把共產主義的意識思想趕出中國，我們中國就不敗壞。謝謝大家。
主持人：好，謝謝王先生。那我們再接下一位加州丁先生的電話，丁先生您好。
丁先生：安娜主播好，吳輝博士好，李天笑博士好。我1983年也去過日本，在日本三澤空軍基地當過美國空軍，這回看見日本災區民眾井然有序，這次災區沒有發生打砸搶，爭先恐後，亂成一團的亂象，是值得海峽兩岸的國人，以及朝鮮半島的韓國華僑、韓國人謹慎學習的。日本人他們平常在每年每個禮拜都做防震演習，已經習慣了，這也是另外一個證明的原因之一。雖然上個禮拜六，我自己在主持節目的時候，有聽眾打電話說日本軍閥當年太殘忍，禍延子孫，報應報在後代的頭上。
但是這一帶的日本子民並沒有參與當年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以及整個二戰，因為他們跟我們一樣，跟我們大多數嬰兒潮世代一樣，很多人還沒出生。基於人道主義，我們仍然要繼續救援。剛才我說我1983年在日本當美國空軍時，見到了日本中學生，尤其是女生，都很單純老實，不像別的亞洲國家的那個少男少女，學壞，學的太早太精了，太滑頭了。明天月亮離得比較近，要防止可能有進一步的災難，地震海嘯會發生，大家要留神，保佑各位。晚安。
主持人：謝謝丁先生，我們再接下一位紐約趙女士的電話，趙女士您好。
趙女士：你們好，大家好。我在電視上看到就是日本國民面對著這樣一個慘痛的災難，表現出來這種禮貌、鎮定和文明謙讓，對我來說好像不是很驚奇。因為07年我去日本旅遊，然後我想講的是那個時候發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一件小事情。對我來說，我為什麼覺得他們的國民素質就是這麼高，一點都不驚奇。
我記得那時候我們到東京的時候，旅遊在東京最繁華的大街上的那個商業區，我們有1個小時的購物，然後我購物的時候，我手裡拿著我從大陸買的一個非常漂亮的杯子，就是保溫杯。然後買完的時候，可能時間就緊了，就要去趕巴士，我就忘了，把那個杯子就落在商店，然後因為時間（關係）我和我的先生就往大巴士上跑。
我們剛跑出去不到50米的時候，就有那個服務員在我們後面跟著跑，然後也在跟著叫，他沒有說英文，他說日文，我們就不知道，後來我就回頭一看，我跟我先生說好像他在追我們，我們也不在意，說我們趕快趕巴士吧！我們再往前跑，他在我們後面追得也快，這樣我就停住了，我說唉呀，他真的是在追我。那時候我就看到他手裡晃著我的杯子，我說，啊，他在拿著我的杯子，這讓我感到很內疚，他追到我跟前的時候，我就有點內疚，我就對他說「謝謝」。
結果他還了我的杯子之後，就不停的給我鞠躬，我也聽不懂他在說什麼，他說的是日文，後來我就不好意思，我就拿著我的杯子，我就說「謝謝」，我就走了。到了我們那個大巴士上的時候，我就問導遊，我說這簡直太讓我感動了，我都跑出去，他追我追了五十幾米。那個導遊說，如果這是你的杯子，如果他要是多收了你的錢，他會跑一個block（街道）或兩個block，他也會把這個錢還給你；我說為什麼？他說你知道在日本，他如果要多拿你錢的時候，他會被炒魷魚的。
哇！我當時真的好感動。我就想一想我從深圳過來的時候，我可以說在深圳的公共汽車上，滿車的人，我在公車上，一個星期就被搶了兩次的手機。然後在外頭路上走，在我下班回家的路上，滿街的人，下午4點鐘，我就被搶包。
然後更有甚者，其實因為我在深圳的那個帝王大廈麥當勞，在那兒吃飯的時候，我和一個朋友對面說話。一個十幾歲的小女孩坐到我的旁邊，我們就根本沒有設防，因為想她是一個小女孩，可能在等位子，就這1秒鐘的功夫，我回頭一看，我的包不見了，我一看這個包已經在這個小女孩的懷中。唉唷！我那天真的是，我就追不上他，我就喊：你把我的包放下！
後來她一看，因為她跑也跑不出去，好多人在那兒，她就把我的包丟在那裡，我想都沒想到。後來（因為）我是當老師的，我周圍像我們這樣的一些女同學或者學生，我問過，沒有一個說可以倖免的，說沒有被搶，沒有被偷過。這就是我在日本和在這兒看到的。
主持人：謝謝趙女士。那我們現在再接加州吳先生的電話，吳先生您好。
吳先生：為了救中國留學生，犧牲了自己一家，而一些中共法西斯黨徒，卻在網上熱烈慶賀日本地震，他們對日本的地震，對美國的「911」，都興高采烈，都幸災樂禍，但對中共89「六四」的大屠殺，卻可以昧著良心睜眼說瞎話，說一個人都沒死。這就是中共黨徒的嘴臉，通過那個紐約姓楊的胡說八道，更證明了這一點。中共就是反人類的法西斯政黨，禍害了中國，也禍害了人心。謝謝。
主持人：好，謝謝吳先生。再接一位觀眾朋友的電話，我們就回到現場，我們現在接一下紐約周先生的電話，周先生您好。
周先生：你們好。我講一下，其實一個國家究竟好不好，你看中國大陸的偷渡客就知道了，凡是中國人愛偷渡的國家，一般都比較好，比如歐美、法國這樣的，包括日本和新加坡。所以你看中國人最愛偷渡的國家，一般都比較好。還有一點，凡是到過日本的人，或者長期在日本生活的人，他們一般不反日。我認識很多在日本生活過的人，他們都說那裡很好，所以他們就不反日。
還有一點我也講，最近我看一個電影就是成龍寫的《新宿事件》，裡面就是講一個中國偷渡客在日本到處偷東西，而且大搖大擺的拿。旁邊的人就問他，你為什麼敢拿啊？他說因為日本人不會偷，所以他就以為我們也不會偷，我們偷就和拿一樣。謝謝你們。
（待續）
（據新唐人電視台《熱點互動》節目錄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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