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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生物學博士談修煉法輪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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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1年05月15日訊】採訪者的話:在我周圍,有很多學術界、科技界的專家、博士,碩士、教授都是修煉法輪功的。 他們雖然走進修煉的緣由不盡相同,但是,他們修煉法輪功後身心的變化都很大。而且,他們都經歷了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卻依然堅持修煉,對法輪功的信念毫無動搖。是甚麼力量使他們在巨大壓力和困難面前能夠堅守信念?法輪功到底怎麼樣,能讓這些有思想、有頭腦的學者專家堅信不疑?帶著這些疑問,我採訪了幾位博士、教授和專家,希望通過他們的修煉經歷和心路歷程,解開世人的迷惑,了解法輪功真相。

今天訪談的是中國大陸某高校生物學博士,安全起見,我們隱去真實姓名,暫且用生物學博士代替吧。

採訪者:您好。今天,我想佔用您的寶貴時間,請您談談修煉法輪功的體會。您是怎麼開始修煉法輪功的?

生物學博士:我最開始是抱著想了解法輪功是甚麼的心態走進來的。源於我的男友在一九九六年春開始修煉法輪功,但自己當時還是「無神論」者,所以不理解,與他存在很多觀念和思想上的分歧。為了真正弄明白法輪功到底是甚麼,我於一九九九年七月走進本單位學法小組,與其他的法輪功修煉者近距離接觸,想親身感受法輪功到底如何, 是好還是不好。結果,從走進來之後,就一天也沒有離開大法,我沒有看到法輪功任何的不好。相反,卻逐漸明白了修煉的內涵,摒棄了從小被灌輸的「無神論」, 成為一名大法修煉弟子。

採訪者:那麼,您修煉法輪功以後,都在哪些方面受益了呢?

生物學博士:有很多方面,先說意識形態方面吧。從「無神論」者變為「有神論」者,從不相信、不理解「修煉」變為「修煉者」,這個變化是相當大的。你知道,我念了這麼多年書,從小到大都被灌輸的這一套,直到讀博士還要學那些。

其次是生活目標的改變。從追求「功成名就」變為「返本歸真」。再就是心理心態方面。修煉前心比較累,總是追求更好,出人頭地,強為的因素比較多。修煉後逐漸明白了隨其自然,人各有命的道理,逐漸放淡了名利情,做事的心態輕鬆些了,事業上的心理壓力也小了。

另外,在情感方面,明白了修煉者不執著於名、利、情和業力輪報的理後,待人接物心胸豁達多了。還有,讓我感到愉快、輕鬆的是,我們修煉,孩子也受益。孩子很健康,很少吃藥打針,非常省心,也很懂事。

採訪者:是啊,作為一個母親,這是最讓人欣慰的了。我還想知道,您認為您修煉前後最大的變化是甚麼呢?

生物學博士:從「無神論」變為信仰神,生活目標、活著的意義改變了。

採訪者:世界觀、人生觀改變了。那麼,作為生物學和醫學博士,您是怎麼看待常人的醫學和生物學的?對於進化論,您是怎麼評價它的?還有,您為甚麼相信有神?

生物學博士:我是生物學博士,從事醫學教學和科研。在我看來,傳統中醫學主動治療疾病,比較根本、神奇。但是目前現代中醫學喪失了中醫的精髓,繼承的只是藥方和表象,而且很多搞的是中西醫結合,不倫不類。西醫學被動治療疾病,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治療。常人的醫學,對於一些疾病可以治癒,解除病人的痛苦。但是有些疾病則無能為力,讓病人更為絕望,徒增更多的痛苦,比如情感、心理、精神等方面,現在老百姓看病經濟上的負擔也很重啊。

我理解,生物學是在探討生命的規律。但目前只是瞭解很少的一部份,尚存在更多的未知。而且,有些瞭解還是非客觀的,摻雜著錯誤,可能為人類帶來禍患,比如轉基因工程的問題。

至於說進化論,它僅僅是對生命存在現狀的一種理論解釋,現實中可以找到一些證據,但是同時也存在很多違背進化論的證據。所以它僅僅是一種學說假設而已,將其視為正確的想法是不可取的。

我之所以相信神的存在,是源於這些年來的修煉經歷、人生經歷、接觸的人和遇到的事。周圍有開天目的人,給我講述看到的那另外空間的景象。自己的孩子也看到過。還源於我對生命本質的思考。

採訪者:生命、生活畢竟是複雜的,要想知其全部確實很難。您的修煉道路也不會是一帆風順的吧?您在修煉中遇到過甚麼魔難嗎?您是怎麼走過來的?

生物學博士:當然了。魔難表現形式有外在的,如中共惡人對我們的迫害。也有內在的魔難表象,如執著於名、利、情產生的痛苦和矛盾。無論是哪種魔難,我都是靠著學法、實修走過來的。

比如說,我因感情而走入大法,所以情是最能動我的常人之心的東西,表現為與丈夫的矛盾上。我們經常因為很小的事情,如一個觀念,一個想法,一個看法而鬧矛盾。在矛盾中,各種常人之心、利益、抱怨、委屈等等,壓在心頭,非常苦悶。每當鬧矛盾,心情鬱悶時,我就最願意學法,從書中悟到自己這個層次中的很多法理,更加明確修煉人與常人的區別,這樣反反覆覆中認識、放淡各種常人心。不過,現在還是有自己固守的很多觀念,還要向內找自己。

採訪者:說到迫害,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後,您和您的家人遭到過迫害嗎?您是怎麼挺過來的?

生物學博士:我的家人遭到過迫害,丈夫被迫離開自己的單位,他曾被非法勞教一年半。在這段時間裏,我持續不斷地找公安局、檢察院、法院、看守所、勞教所,總計有上百次吧。開始時也害怕,不願也不敢面對他們,可是我丈夫做好人有甚麼錯?我不去找誰去找?那些日子,經常是白天與警察、司法人員等人打交道,遭遇惡人惡語,或冷言冷語,或泰然平靜,心情時好時壞,有時輕鬆,有時沮喪。晚上回家學法,從師父的講法中再明確法理,找到正念和勇氣,第二天再繼續面對警察等這些人。在這過程中,其他法輪功學員對我的幫助很大。

採訪者:那時孩子多大?您又要帶孩子,又要工作,又要去找他們,您有沒有感到很委屈,或者很無奈?

生物學博士:那 時孩子六歲,在上幼兒園。我一般是早晨八點將孩子送到幼兒園,如果沒課,則先去找公、檢、法部門,然後去單位,處理工作。如果有課,就上完課再去。下午四點接孩子,回家照顧孩子,經常是備課到半夜。因為當時我剛開始給第一屆的留學生用全英語授課,整個課程都是我一個人講,因為我們教研室只有我能講。經常是 頭一天才開始準備課程,非常緊張,但從未耽誤過一堂課,授課效果也挺好。

在這個過程中,我沒有感到委屈。因為我知道這一切都是中共迫害造成的,不是自己親人的過錯,所以我沒有抱怨。有時有無奈的心態,尤其是與公、檢、法部門人員接觸,結果不理想時。記得感受最無奈的一次是當我知道檢察院將案子送到法院時,那時我感覺通過很多次的努力,檢察院的人比較有良知和理性,不應該將案子送到法院。當時的感覺是深深的無奈。但很快,我就想,不要執著於案 子的本身了,不要在意結果,繼續做該做的事,就接著去找法院了。

採訪者:您真的很了不起,外表這麼柔弱,內心卻這麼堅強。那您去看您丈夫了嗎?怎麼對他說的?

生物學博士:當 時整整一年,丈夫被非法關押在看守所,不讓見面。我就幾乎是每週去一次,每次都送點東西,僅僅是為了讓丈夫知道,我在外面挺好的。有時他實在不缺甚麼,就送襪子,因為襪子這種小物件便宜麼,他總共收到了大概有三、四十雙襪子。大約每個月存五百元錢,為了讓他放心我,因為他知道我一直在找公、檢、法部門。

直到一年後,他被轉到勞教所,我才可以見到他。以後在勞教所的半年裡,每個接見日我都去,他的狀態很好。沒有警察在旁邊的時候,就說說當時大法弟子的修煉情況,世界大法弘傳的情況,他就說說他們裡面的情況以及他們都需要甚麼。

採訪者:真是太不容易了,很感動人啊。那您是怎麼處理家庭、工作和修煉的關係的?

生物學博士:工作一定要盡責盡能做好,教學科研都要做好,不因別人的歧視和冷言冷語所動而懈怠拖沓。在儘量短的時間內完成家務。每天晚上學法,白天在各種機會中隨緣講真相、傳播真相資料。

採訪者:那您有沒有遇到別人不理解?您是怎麼說的?

生物學博士:也 有人不理解。比如今天就遇到這樣一件事。現在正進行研究生調劑,今年我院研究生招生嚴重缺欠,很多老師都需要調劑生。一位外校的老師,我的碩士導師,想為 我介紹一名調劑生,竟然要求我日後不能對這名學生講我的信仰問題,擔心會出現麻煩。我當然沒有答應他的要求,他不理解。我就說:「他以後如果作我的學生, 我對他講法輪功問題是為他負責,不會有甚麼麻煩,您想多了,不是您想的那樣。」我想他慢慢會理解的。為了對學生負責,我就把這名學生介紹給了其他老師,我的導師說:「你這種安排我很滿意」。

採訪者:能這樣做,是無私和負責任的表現,他會慢慢理解的。看到您總是很開心,很樂觀,甚麼事好像對您來說都很簡單,您是怎麼做到的?您有沒有過不開心的時候?

生物學博士:我處理問題是比較簡單,總是習慣將問題簡單化。這可能和我的處事思路有關係,思維比較單一。在我頭腦裡,對一件事情的處理,經常就只有兩種答案,應該做還是不應該做。應該做,就去做,不應該做,就不做。比如上次租房子,房東是生意人,租金要價偏高,但自己也不會講價,就同 意了。接著自己出租房子,而房客也是生意人,又比較會砍價,結果租金讓他砍下去一百元,我也同意,就出租給他了。哈哈,過後也有點不平衡。但轉念一想,自己就是不會與他們磨嘰,最後自己不就是損失些錢麼,也沒有甚麼啊。看開些,不也挺好嗎。假如反過來,房東和房客都覺得自己吃了虧,而對我耿耿於懷,那我更 不會舒服。與其那樣,還不如這樣。

也有不開心的時候,比如與丈夫鬧矛盾,如果能找到自己的問題,馬上就輕鬆了,但如果找不到自己的問題,則不開心大約一天、兩天,或幾天。學學法,也好了。

採訪者:非常願意聽您講。謝謝您利用休息時間接受我的採訪,給我們的讀者講了這麼多心裏話,非常感謝。最後一個問題:五月十三日是「世界法輪大法日」,您最想說甚麼?

生物學博士:請師父放心,我會做好大法弟子應該做的。希望所有人都知道「法輪大法好」。

(文章來源:明慧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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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5-15 7:55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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