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核電站大雜燴 外媒憂也「撞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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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1年08月14日訊】(大紀元記者李曉宇編譯報導)美國「詹姆士敦基金會」(Jamestown Foundation)網站的「中國簡報」專欄8月11日刊文《溫州動車事故揭中共核能野心的危險》(Wenzhou Crash Shows the Dangers of China’s Nuclear Power Ambitions)指出,中國核能發展和部署的戰略與高鐵項目非常類似,從技術的引進、本地消化、到人員培訓的方方面面,幾乎是一樣的策略。從多國引進不同類型的反應堆,是一件十分危險的事。

溫州動車事故應該成為中國核決策的前車之鑑。中國的核電站一旦出現問題,更將為其脆弱的政治體制埋下混亂的種子。正在發展中的無數核反應堆中發生的任何一起意外都能對中共本已脆弱的政治體系形成難以解決的衝擊波。

動車之殤–拔苗助長

文章說,7月23日發生的溫州動車事故是中共野心勃勃的鐵路項目遇到的一次最大的打擊。儘管北京從事故發生之初即迅速開始管制這次災難相關的信息傳播,併發布了高鐵技術來源於國外的消息,但中國的民眾及國內國際媒體並沒有滿足於這種敷衍。這次事故如同「災難來臨前的先兆」,揭示了中國正面臨著更大的結構性挑戰。中共想運用外國科技成果大規模部署於中國的野心遠遠超出安全和可持續性運行的考量。

這次高鐵事故的背後真相,為中共2020年核能項目目標敲響了警鐘,威脅到中共的核能項目將作為支柱的前景。

迄今為止,中共在建設鐵道項目上採用的模式是通過競爭性的投標程序來獲得外國科技。中國獨一無二的巨大市場使得鐵道部,再加上與中國北車集團和中國南車股份有限公司這樣的國營公司合作,用有吸引力的價格來引進先進的鐵道系統和設備。四家外國公司——德國西門子,法國阿爾斯通,加拿大龐巴迪及日本川崎重工自2004年以來就大量地涉足中國的高鐵體系建設。為了獲取投標方的技術,中方規定所有中標者都必須完全通過本地的合資企業裝配組件或者與中國製造商合作。

無論中共使用此戰略與外國公司簽訂合約並獲得技術是否合乎道義或法律,始終存在一個令人不寒而慄的問題:中國到底能以多快的速度吸收多少這些最新的高速科技,又能否通過適當的訓練,讓工人來安全操作這一系統?在2008年8月,北京至天津的城際高速鐵路試運之前,一位德國專家曾要求第一位駕駛350km/h的司機接受兩到三個月的密集訓練。儘管如此,為了在現場試驗前多節省些時間,這些司機的訓練時間被減少至短短10天。先進科技需要訓練,有時一個小小的人為失誤加上硬件故障就能使最安全的系統失效。

溫州事故還給了決策者另一個警醒。過去,發生在中國的大型災難都可以輕描淡寫地帶過或者通過過濾、歪曲新聞報導而完全掩蓋。但這次,越來越多的微博用戶以及其他社交媒體迅速地把事情真相傳播給公眾,在網民中點起了熊熊怒火。

中國核能或重蹈動車覆轍

該篇報導指出,中國核能發展和部署的戰略與高鐵項目非常類似。科技的引進開發從裡到外都相似,通過典型的以科技置換市場的方式建立起了一系列的有商業價值的運行規模的反應堆,諸如最新的第二代核能系統、第三代核能系統就是國外設計的。M310(法國),CANDU(加拿大),AES-91(俄羅斯),AP1000(美國)EPR(法國)都是中國在工程的不同階段引進技術的例子。但是從設計標準、運行安全以及保養簡單性等方面來看,在任何國家部署新一代核能源時,存在太多的不同種類的核反應堆都是一件十分危險的事。

員工、培訓和安全措施是這類技術引進項目中最緊要的。在3月11日福島核事件之前,中國已安裝的核電能力只有10.8千兆瓦(GW)。因為野心勃勃的工業集團和附和他們的政治家的作用,核能計劃目標跨越式增長。中國核能源安裝運行的政府計劃目標已從2007年的40GW增至70GW、86GW甚至超過了100GW,北京還在增加其2020年的核能源目標。

日本核洩漏的嚴重意外改變了世界核能安全標準,一度讓北京在批准新的核發電廠時多了些猶豫。但因中國的政治體系缺少監督和平衡,核能安全的爭論正逐漸地演變成對核能源優勢的宣揚,北京計劃在2015年利用西屋公司的AP1000並把核發電能力從1.0GW增至1.4GW。通過比較發現,即使在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組織中的核發展項目也不大可能在類似的時間內走完合理的流程。

中國的動車配備了號稱國家最高水平的自動化中國列車控制系統以及其他繁雜的防撞裝置,理論上,溫州的車禍完全不應發生。然而溫州事故警示:即使再多的科技創新也無法去除人為錯誤。特別是與核能發電廠的設計、建設、運行、保養、停運以及災難應變相關的人為措施更是如此。

由於日本核洩漏的發生,北京計劃從早期那種在各地複製更多的反應堆的設計轉為以更多資源來設計更先進的核反應堆,其中包括了一種更先進的”被動”反應的安全機制,它在特殊的緊急事件中可以安全地關閉發電廠而不要求操作員的行動或者電子反饋指示。

文章指出,中國的決策者不應對於新式的、從未嚐試過的安全技術太過自信。不管在理論上新一代的核科技有多麼可靠,它們還沒在世界的其他地方經過足夠的檢測。所有新一代的核技術仍然在設計經驗、建設安全及運行可靠方面存在巨大的風險。

過去30年中,全球四大使用核能的經濟體中,三個國家(美國,前蘇聯,日本)都發生過了重大的核事件,並且深遠地影響了他們的核工業發展和政治版圖。如果北京執意進行巨大的核能源擴張項目,但又沒能從鐵道發展的安全失誤吸取任何合理的教訓,那麼在正在發展中的無數核反應堆中發生的任何一起意外都能對中國本已脆弱的政治體系形成難以解決的衝擊波。

考慮到經濟增長帶來能源需求的增加,日益嚴重的空氣污染,逐漸脆弱的能源安全性以及越來越大的氣候變化的政治壓力,中共將難以同時應付所有這些問題。如果中國不能增加其國內的核發電能力,那麼要解決它的發展中至關重要的能源消耗以及實現在未來多年的環境目標就更為困難。

北京的核能決策者如不吸取高鐵安全的警示,繼續進行過於激進的核發展,那些曾在世界領先核能源經濟國家發生的災難如果重演,不但會削弱中國過去的經濟成果,更將在未來數十年中為其脆弱的政治體制埋下混亂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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