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8月24日訊】（大紀元記者李明、高靜綜合報道）歷史上的今天，1966年8月24日，中國著名作家老舍在被紅衛兵毒打後，不堪淩辱，在北京太平湖投水自盡，成為文化大革命中第一個被迫害致死的著名作家。
1949年前的經歷與創作
老舍，原名舒慶春，字舍予，滿族正紅旗人，北京人，是中國現代小說家、著名作家，被譽為傑出的語言大師，也是第一位獲得中共官方頒發的「人民藝術家」稱號的作家。老舍的一生，都在勤奮地創作，發表了大量影響後人的文學作品。
1918年，老舍畢業於北京師範學校。1924年夏，赴英國倫敦大學東方學院任華語教員，並正式開始創作生涯。
1930年，老舍捨回到中國，先後在山東濟南齊魯大學和青島山東大學任教， 1936年辭職，從事專業寫作。在山東這段時期，他先後創作了《大明湖》、《我這一輩子》、《駱駝祥子》等作品。
抗戰期間，老捨曾主持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並以筆為武器，寫出了《張自忠》、《劍北篇》、《王家鎮》、《忠烈圖》、《四世同堂》等一批抗日題材作品，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殘暴罪行，謳歌弘揚了中國軍民英勇抗日、堅貞不屈和偉大的愛國主義精神和民族氣節。
抗戰勝利後，1946年，老舍和曹禺作為中國民間第一批文化人應邀赴美國訪問和講學。
1949－1965
1949年10月，老舍懷抱對祖國故土的熱愛和對共產黨的天真希望和幻想，回到了中國。
回國後的老舍，對共產黨十分信任，並一直保持緊跟姿態，還曾一直宣揚是「毛主席給了我新的文藝生命」。1951年，他創作了歌頌中共政府為普通市民辦實事的劇本《龍鬚溝》，反映49年後北京的「翻天覆地」變化。該劇上演後，老舍獲得了中共北京市政府授予的「人民藝術家」稱號，成為第一位獲得此稱號的大陸作家。
1956年，老舍創作了嘲諷批判「萬惡的舊社會」的話劇《茶館》，1958年由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首排，後來成為大陸年年上演的經典話劇。
這期間，老舍還創作了大量作品，包括《春華秋實》、《青年突擊隊》、《紅大院》、《一家代表》等一連串的劇本，為中共政權歌功頌德。
除了寫作，老舍還先後擔任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副理事長，北京市文聯主席，華北行政委員會委員，全國文聯主席團成員，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北京市第一、二屆人大代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二、三屆主席團成員，全國政協三屆會議常務委員等職。
老舍與諾貝爾獎
老舍兒子舒乙曾經披露：1968年老舍曾獲諾貝爾文學獎。中國作為文學大國，始終沒有人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老舍當時在中國作家中是作品被翻譯介紹最多的，連瑞典文的也有。諾貝爾文學獎評選委員在1968年進行秘密投票，在5名候選人當中，第一名就是老舍。
但是因為中共已經在1966年將老舍迫害致死，消息傳到國外，所以當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由日本作家川端康成憑借《雪國》、《千羽鶴》、《古都》等作品獲得。
「文革把一切都化為烏有！」舒乙感慨，沉默，這個悲哀的事實是在當年慶祝川端康成獲獎宴會上，由瑞典大使透露出來的。舒乙同時列舉出兩個證人：一個是瑞典大使館文化參贊。另一個是已故作家蕭乾的夫人文潔若。蕭乾夫婦曾經到過瑞典，證實過此事。
直到2000年，流亡海外的中國作家高行健才因為「其作品的普遍價值，刻骨銘心的洞察力和語言的豐富機智，為中文小說和藝術戲劇開闢了新的道路」，而榮獲諾貝爾文學獎。
一篇批鬥會文章
作為中國的傳統知識份子，作家老舍在1949年前還保持著文化人的清高、文雅、善良、操守。
1951年10月1日，《人民文學》(247－249頁)刊登老舍題為《新社會就是一座大學校》的文章。
這篇關於描述中共暴力仇恨批鬥會的文章，令國內一些知識界人士感到驚訝，有人幾乎不相信這會是出自老舍之手。
老舍在這篇文章中說，在過去的一年裡，社會上每一天，每一小時都有使他興奮與歡呼的事情發生。他描述了在北京天壇舉行的控訴批鬥「惡霸」大會，他和幾百個嘴一齊喊「該打！該打！」：
我向來是個文文雅雅的人。不錯，我恨惡霸與壞人；可是，假若不是在控訴大會上，我怎肯狂呼「打！打！」呢？人民的憤怒，激動了我，我變成了大家中的一個。他們的仇恨，也是我的仇恨。我不能，不該，「袖手旁觀」。群眾的力量，義憤，感染了我，教我不再文雅，羞澀。說真的，文雅值幾個錢一斤呢？恨仇敵，愛國家，才是有價值的、崇高的感情。
……..這告訴了我，和我一樣文文雅雅的人們：堅強起來，把溫情與文雅丟開，丟得遠遠的；伸出拳頭，瞪起眼睛，和人民大眾站在一齊，面對著惡霸，鬥爭惡霸!惡霸們並不是三頭六臂的，而是站在我們面前跪著，顫抖著的傢伙們。惡霸們不僅欺負了某幾個人，與我們無關；他們是整個社會的仇敵！
最為不幸的是，在老舍發表這篇文章10多年後，時空竟然逆轉，老舍本人竟也遭到中共煽動的紅衛兵的仇恨和批鬥毒打。
不堪凌辱 投湖自盡
儘管老舍一直順從中共，但中共體制和暴政卻容不下像他這樣的一大批傳統士大夫和精神貴族。共產黨不僅誘惑迫使他在50年代開始參與各項批判整人的政治運動，並且在文革中終於將他迫害致死。
文化革命前，老舍正在北京郊區體驗生活。文革開始的初期，他任文聯的革委會主任，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運動。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首次接見紅衛兵，要紅衛兵宋彬彬改名「彬彬」為「要武」。在中共「鬥爭」哲學和仇恨的煽動下，全國各地紅衛兵對知識精英、社會名流以及「黨內走資派」的批鬥摧殘驟然升級。
1966年8月23日，身為北京市作家協會主席和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的老舍和其他28人在北京的文廟，即孔子廟，被紅衛兵強制跪在焚燒京戲服裝和道具的火堆前遭受批鬥毒打三小時。
和老舍一起被侮辱毒打的28人都是北京市文化局和「文學藝術家聯合會」的作家、藝術家和幹部，包括老作家肖軍、駱賓基和端木蕻良，著名京劇演員荀慧生，文化局長趙鼎新。
他們全部被剃了陰陽頭，又被掛上「黑幫份子」、「反動學術權威」、「牛鬼蛇神」的牌子，頭上被澆上墨汁，遭受批鬥毒打。那天老舍被打得皮開肉綻之後，已經站不起來，有人怕當場被打死，就把他拖到附近一個派出所。幾個紅衛兵聽說他是「反革命」，馬上又進屋對他連踢加踹。
次日8月24日，不堪凌辱的老舍在北京西城太平湖投水自殺，成為文革第一名被迫害死的著名作家。
無人知道老舍在自盡前的所思所想，他沒有留下隻字片言，人們只是記得他生前的一句名言：「最偉大的犧牲是忍辱，最偉大的忍辱是反抗。」
老舍被迫害死後，中共當局稱他是「自絕於人民」，他的屍體火化後，不准留下骨灰。直到1978年，中共才給他平反，雖然極力稱讚老舍的文學作品和文學地位，但卻一直迴避「老舍之死」這個話題。而他自殺的太平湖早已被填平、消失，後來成為北京地鐵的修車廠和積水潭地鐵站的所在地。
一代文化名流、精英遇害
在1949年以前，中國有大約200萬知識份子，雖然他們中一些人留學西洋，但還是繼承了一部份儒家思想。中共當然不會放過他們，因為作為「士大夫」階層，他們的思想對民間意識形態起著不可低估的作用。
中共對知識份子的迫害以各種形式的大批判開始，從1951年9月，北大開始搞的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批「行乞辦學」的武訓，1955年毛澤東親自將胡風打成反革命，到1957年，幾大傳統宗教被「統戰」到俯首稱臣時，中共終於騰出手來對付知識份子，「反右鬥爭」。
1957年，共產黨在中國使用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口號，號召中國的知識份子和群眾「幫助共產黨整風」。其意在於把他們中的「反黨份子」誘騙出來。毛澤東在1957年初給各省黨委書記的信中表露出借鳴放和整風「引蛇出洞」的意思。
當時有幾句鼓勵人們鳴放的說詞，叫做「不揪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決不秋後算帳」。結果一場反右鬥爭劃定了55萬名「右派份子」。27萬人失去公職。 23萬被定為「中右份子」和「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
到1966年毛澤東發起的文革使中國文化人和知識份子遭遇了亙古未有的殘酷整殺。從文學、藝術、戲劇、歷史到教育等領域，從武鬥消滅肉體到文鬥消滅靈魂。眾多著名的作家、藝術家、演員、社會名流被活活迫害而死。
「先殺靈魂，再殺肉體」。大紀元系列社論《九評共產黨》指出，歷史上最殘暴的秦王朝也沒有出現過精神屠殺，而中共卻絕不給人慷慨就義的機會。所謂「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只有低頭認罪才是唯一出路」。一定要讓人放棄自己的思想和信仰，像狗一樣沒有任何尊嚴地去死，否則慷慨赴死的氣概會激勵來者。只有死得卑微而可恥，才達到了中共「教育」後來人的目的。
在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超政治觀點、超階級思想，自由主義等等批判下，中共洗腦誅心，令知識份子斯文掃地，一些在知識份子中的自由思想和優良品格，包括仗義執言，捨身取義，「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君子達則兼善天下，貧則獨善其身」的傳統幾乎蕩滌殆盡。
著名音樂家馬思聰在文革中率家人冒死逃到自由世界才倖免遭難。如果當年馬思聰沒有逃亡，或逃亡失敗，他們一家的命運將不堪設想。僅上海音樂學院在文革中就有200名藝術家被迫害身亡，例如著名指揮家黎國荃、指揮系主任楊嘉仁夫婦、鋼琴系主任李翠貞、管弦系主任陳又新、民族音樂理論系主任沈知白、多次在國際大賽獲獎的年青鋼琴家顧聖嬰，和被中共公開槍決的上海交響樂團指揮陸洪恩等人。
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蓋叫天、著名黃梅戲演員嚴鳳英等文化精英，以及三、四十年代為共產黨打天下曾「功勳卓著」的共產左派文化人，如鄧拓、范長江等人均含恨九泉。
一些著名文化人為了捍衛人的尊嚴，拒絕受辱，付出了生命。1966年9月3日，翻譯巨匠傅雷和夫人朱梅馥為了免遭凌辱毆打，在上海寓所雙雙憤然自縊身亡。
1966年9月11日，著名京劇演員言慧珠被迫絕然捨棄年僅11歲的兒子，在浴室上吊自盡，走完了「可萌綠，亦可枯黃」的悲劇人生（詳見著名作家章詒和的《伶人往事》）。
共產黨邪說與傳統文化對立
中共在統治中國半個多世紀中，用淫威羞辱中華文化精英、撞擊中國文人的尊嚴，摧毀文化精英的骨氣，在中國全面植入黨文化。
《九評共產黨》指出，中國傳統文化敬畏天命，孔子認為「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佛、道家思想有神論，相信生死輪迴、善惡有報，共產黨不但信奉「無神論」而且「無法無天」；儒家重視家庭觀念，而《共產黨宣言》中明確表示要「消滅家庭」；傳統文化「明夷夏之辨」，《共產黨宣言》鼓吹「取消民族」；儒家文化重視「仁者愛人」，共產黨主張階級鬥爭；儒家主張忠君愛國，而《共產黨宣言》卻倡導「取消祖國」。
共產黨要想在中國奪取並鞏固政權，就必須要先使其敗壞人倫的思想在中國立足，正如毛澤東所說「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是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中共也看到了，共產「學說」這個完全靠槍桿子支撐起來的西方思想垃圾無法和中國五千年博大精深的文化分庭抗禮，乾脆一不做、二不休，把中華文化徹底摧毀，馬列「主義」方可在中國登堂入室。
而在這期間，承傳和發揚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要精英層「士大夫」就成了中共有目的、系統地要徹底毀掉的對象。
中國文化的斷層 精神貴族無存
中國傳統文化中有一種精神，「士可殺不可辱」，而中共卻能做到你不受辱我就不給你飯票，連家人都會受到株連。於是很多知識份子就真的屈服了，而那些真不可辱的知識份子就被殺雞儆猴，見了閻王。
作為傳統社會道德楷模的「士」階層，就這樣消失了。
毛澤東說：「秦始皇算甚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識份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
其實，他何止坑了儒，更嚴重的是摧毀了他們的信仰和心靈。
中國問題專家林輝曾撰文表示，在經歷了反右和十年文革後，真正有良知和骨氣的知識份子大多被迫害致死，剩餘的知識份子的脊樑再也無法挺直：或選擇沉默，或選擇附和中共，人們分辨真偽的健康思維能力也被摧毀，而從1949年到七十年代末，知識份子基本在學術上是無成就可言。
中共將承傳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文化人肅清，並將中國傳統文化剿滅殆盡後，中國知識界萬馬齊暗，中共黨文化大肆入侵，以各種形式全方位地、日復一日地毒害侵蝕中國人的靈魂。文革期間，8億中國人只有8個宣傳謊言、暴力、和鬥爭的樣板戲看。
澳洲學院派華人畫家趙法海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表示，中共從1949年篡政到今天，一直就把文化當成欺騙民眾的手段，用暴力打擊敢於說真話的人，用恐怖要挾中國文化界，將中國傳統文化攔腰砍斷，使得近百年來中國文化出現斷層的深刻危機。中國古人「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養天地間正氣」的風貌，中國傳統文化的純樸自然、高雅收斂、清新的優美風格，如今幾乎蕩然無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