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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逃港」的震撼與反思

揭毛時代黑暗:250萬大陸居民逃亡香港

在7月的香港書展中,《大逃港》一書作者陳秉安先生在 「香港人的集體回憶 ——探索50至70年代的偷渡潮與逃港故事」文化專題講座中,與讀者見面簽書。書中再現了大陸民眾偷渡香港的歷史。陳先生還請來三位當年的逃港者,親述生死經歷,引發了聽眾的共鳴。(攝影:余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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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1年08月08日訊】(新紀元周刊235期,記者王文君報導)編者按:上世紀50至70年代,在深圳河與香港島之間,中國出現了歷時最長、人數最多的偷渡潮,史稱「大逃港」。30年內約有250萬中國大陸居民冒死越境逃至當時的英屬殖民地香港。成功者,活至今天,揭開了這段血淚歷史;慘烈者,或葬身怒海,或客死途上,再也沒有機會講述自己的故事。

在7月的香港書展中,《大逃港》一書作者陳秉安先生在「香港人的集體回憶——探索50至70年代的偷渡潮與逃港故事」文化專題講座中,與讀者見面簽書。書中再現了大陸民眾偷渡香港的歷史。陳秉安還請來三位當年的逃港者,親述生死經歷,引發了聽眾的共鳴。


在7月的香港書展中,《大逃港》一書作者陳秉安先生在「香港人的集體回憶——探索50至70年代的偷渡潮與逃港故事」文化專題講座中,與讀者見面簽書。書中再現了大陸民眾偷渡香港的歷史。陳先生還請來三位當年的逃港者,親述生死經歷,引發了聽眾的共鳴。(攝影:余鋼)

大陸民眾逃港原因

陳秉安從1987年開始,用了22年時間,探訪、蒐集並以特殊途徑拿到史料,寫成新書,記載50~70年代中國深圳邊境的三次逃港高潮﹕1957、1962、1979。1949年剛所謂「建國」,1950年國人就開始逃港。三次高潮,都發生在中國政治和經濟出現重大問題的時期。1957年反右傾,1958年大躍進,1962年中印戰爭,1958~1962的大饑荒,1962年僅新疆邊境就有20萬民眾叛逃蘇聯;1979年毛退出歷史舞臺,還有中越戰爭等。

《大逃港》中寫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綿延三十年不斷的深圳河邊的大外逃——中國的農民、工人、知識份子、幹部、軍人……無法忍受「左」禍帶來的反右、「四清」、「文革」、大饑荒等種種政治和經濟的煎熬,不惜在警犬和槍彈之下冒著生命危險,強行偷渡深圳河,逃亡香港的「自由世界」﹗

作者認為,逃港「主要是經濟上的原因,也有著政治上的因素。當年大陸搞合作化,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經濟瀕臨崩潰邊緣,寶安一個農民一天的平均收入,大約在7角錢左右,而香港農民一天的收入平均為70港幣,兩者間懸殊近100倍。當地流傳的民謠唱道﹕『辛辛苦苦幹一年,不如對面8分錢。』」

講述時,陳秉安眼眶潮濕,說很多人為到對岸吃一餐飽飯而冒死潛逃。因為即使九死一生逃到香港又被遣回,也可以吃到一餐飽飯。當時港英政府的政策是:無論如何會給逃難者吃飽飯。他難過地說,有人長期飢餓,竟因這餐飽飯而撐死。


中國作曲家、小提琴家與音樂教育家馬思聰先生。1949年12月被中共任命為中央音樂學院首任院長。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開始後,馬思聰遭到批鬥。1967年1月,馬思聰與夫人王慕理、次女馬瑞雪和兒子馬如龍出走香港,後由美國駐香港領事陪同飛抵美國。1968年,馬思聰被定為「叛國投敵分子」,這一罪名直至1985年才得以平反。(維基百科)

1967年發生一件轟動的事﹕著名音樂家馬思聰逃港。他抵港第二天,全港報紙和電臺都報導了這一消息,從而掀起了又一輪以知識份子和知青為主體、長達10年的逃港潮。逃港浪潮不僅涉及普通民眾,還包括知識份子、軍人,黨團員、甚至中共幹部。逃亡群眾來自廣東、湖南、福建、黑龍江等12省、62個市縣。

陳秉安因工作關係,能看到政府部門的史料。2007年廣東省又解凍2萬份機密文件,於是他掌握到一個真實的數字﹕50~80年代,香港人口增加了300萬,其中約250萬來自逃港潮。

大逃港造成的民眾外流,甚至使邊境村落成為「鬼村」。書中寫道﹕「我記得1971年,寶安縣公安局給上級的《年終匯報提綱》中明明白白寫著﹕由於大外逃,深圳邊境一線,大望前、馬料河、恩上、牛頸窩、鹿嘴、大水坑等許多村莊都變成了無人村。」

大陸民眾逃港方式

逃港有東、中、西三條路和三種方式﹕走路、泅渡、坐船。東路是從大鵬灣游水過去。灣裡多鯊魚,很多人被鯊魚咬死。逃港者講述的故事,令人不寒而慄。有人游水時甚至聽到身邊鯊魚吃人的聲音。沈強說﹕「來港後,長達10年的時間裏,夜晚都是在惡夢中度過的。」葉小明和媽媽一起游水,遇到渦流,母親將他舉到樹枝上,自己卻被卡在兩顆樹枝間淹死。幾十年過去了,小明的生意、生活非常好。但他永遠不能釋懷,他寧願用眼前的一切換回母親。

中路是從深圳河過去,這裏有武警和警犬把守,防守最嚴。沈強曾兩次偷渡,第一次未遂,被抓住關在狗籠裏。《大逃港》這樣寫道﹕「守衛在河邊上,荷槍實彈、刺刀出鞘的邊防軍人,面對的是成百成千黑雲一般湧過來的群眾。一位脫下了軍服的老軍人曾告訴我,那些年輕的端著刺刀的手,在自己的兄弟姐妹面前,常常為著良心和軍令的衝突而顫抖﹗」

西路由廣州陸路至深圳灣,然後游水到元朗,路長但成功率比較高,而游水時間卻最長,大約要9~10小時。探照燈不停地掃視海面,有時要沉進海水中,避過探照燈。

曾懷抱醫生和律師夢想,卻被毛政策送去當農民的黃東漢,1968年11月選擇了從山路到大鵬灣的潛逃之路。黃先生說,走山路已經消耗了許多體力,再跳進冰冷的海水,因體力不支和寒冷喪生的人很多。即使到了對岸,也凍得身體僵硬。許多人看到茫茫大海而腳軟退縮,真可謂九死一生。

與死神搏鬥過的黃東漢平靜地說﹕「當所有人都擁護那個政權的時候,我說出了和大家相反的『不』,並用腳投票,選擇了『奔』這條路。茫茫大海上,只有一個意志,朝著對岸的燈光去。成功了,就可以吃飽飯,有好日子過。不成功,就是死路一條。哪怕死,也要搏一搏。」他說,走到山上,正好追兵趕來,腳軟時,靠的是毛語錄鼓勵自己﹕「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他還幽默地說﹕「沒想到,毛語錄像孫子兵法一樣,對革命者和反革命者都有用。」

港英政府態度

香港政府早期不承認逃港者的「居民」身份,但對偷渡者並不拒絕,所謂「抵壘政策」。

到1980年中英雙方簽訂協議後,就「即捕即遣」了。

「華山救親」是個轟動感人的事件。1962年5月,3萬多逃港者被滯留在香港境內的華山,平均每10個港人中就有1人擔心逃到那裡的親戚。於是十幾萬香港市民,帶著食品和飲水趕去支援這些逃港者,連警察也不忍心抓捕他們。當晚,香港幾乎所有的娛樂場所都自動熄燈關門,以示抗議。幾乎所有媒體都停播娛樂節目,關注電臺現場直播的華山狀況。

第二天,數百輛遣返逃港者的汽車排成長龍駛來,突然,數百名香港市民跳到馬路中間,躺在地上,擋住汽車。人群中喊聲四起﹕「快跳車啊﹗」很多人揮淚送糧給車上被遣返的同胞,而攔車事件也確實使一些人逃過被遣返的厄運。

中共當局態度

當時中共政權採取的態度是﹕堵、疏、放。一開始,中共把逃港定為叛國投敵,派遣邊防軍和狼狗抓捕,即「堵」。後來又採取「思想教育」的辦法,即「疏」。

具體有「憶苦思甜,新舊社會對比」,動員群眾與香港親人斷絕關係,鼓動親屬揭發檢舉。再就是大唱紅歌,學毛著,演街頭劇、樣板戲,說資本主義不好,紙醉金迷,沒有人性等。

當時身為劇團演員,飾演洪常青的歐陽東說,街頭劇演得很逼真「感人」,說一個女孩子逃到香港後死在街頭,結果很多人被感動得表示不潛逃。後來人們才從各種途徑瞭解到香港的生活不是宣傳的那樣「在水深火熱之中」,而是生活品質比內地高出許多倍。香港六、七十年代經濟高速發展,居民已經用上了電視機、洗衣機的時候,內地許多百姓卻連飯都吃不上。

當人們明白中共的宣傳都是假的、是造謠時,謊言再也欺騙不了民眾,他們紛紛潛逃。歐陽先生說,連那些演劇的演員都逃了,他們劇團更一個不剩。

當發現大勢已去,再也無法欺騙明白真相的民眾,無法阻擋民眾逃港時,中共只得採取「放」的政策。當時的中共廣東省委書記習仲勳意味深長地說﹕「說得再多,都是沒用的,把人民的生活水準搞上去,才是唯一的辦法。不然,人民只會用腳投票。」由此,引發了中共的「改革開放」。

對於80年代前的逃港歷史,和中共出臺改革開發政策,陳秉安說﹕「如果沒有大逃港,歷史,可能還停留在深圳河邊的蘆葦叢中,不知要停滯多少年﹗從主觀的願望來看,他們只是為了生活,但是在客觀上,他們卻起到了推動歷史前行的作用。而這些,在當年,人家是冒膽用生命和鮮血作賭注的。」◇

本文轉自235期【新紀元週刊】「焦點新聞」欄目
http://mag.epochtimes.com/b5/237/97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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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8-08 10:0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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