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9月16日訊】（大紀元記者李曉宇編譯報導）「夏季達沃斯」論壇在中國大連召開之際，澳洲昆士蘭大學的經濟學和政治學教授約翰‧奎金（John Quiggin）9月13日在美國《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雜誌的網站上就此發表評論文章《中國迫在眉睫的崩潰》（China’s Imminent Collapse）。
文章指出，中國這樣一個封閉的寡頭政治國家，多種原因都可能導致其迅速崩潰。极權政府比它們表面上要脆弱的多，中國同其它极權國家一樣，以經濟增長換取政治合法性的道路最終是走不通的，將讓位於人民高漲的民主呼聲。而极權國家的崩潰，正如阿拉伯之春顯示的那樣，可能會是毫無先兆的。
文章指出，本次「夏季達沃斯論壇」的主題是「掌控增長質量」。儘管主題和議程都散發出樂觀的氣息，然而通往高質量增長的路上目前看來似乎困難重重。
民主化在現行體制下走投無路
文章指出，一種觀點認為，中國與其它亞洲新興領軍國家將遵循發達國家曾經走過的路，在時機成熟時建立必要的社會機制，如自由、民主和法制。
另一種觀點則認為，中國可以在自由和民主缺位的情況下由貧轉富，北京將「可以」把經濟實力轉化為政治影響力。而這種影響力自然會支撐如下觀點：不干涉主權國家的內政原則，支持各種形式的獨裁政府，以抗衡那些認為只有自由和民主才是政府唯一合法性來源的主張。
實質上，在中國，作為民主實驗田的農村選舉已經走投無路。儘管這種地方選舉制度已經實施了幾十年，但民主制度從未延伸到鄉鎮一級，更遑論作為經濟活動中心的城市了。中央政府對於任何想要嚴肅爭取民主權利的村莊都會毫不猶豫地進行干涉。例如，讓一名不受歡迎的候選人當選，或者直接指示罷免一名廣受支持的村長。
文章說，事實上地方選舉制度可被視作共產黨的一次戰略撤退，為的是更好地在國家層面上捍衛其壟斷權力。
上海合作組織：一個無視自由民主國家的俱樂部
文章說，在國際事務方面，中國同俄國以及幾個中亞權威政府建立的上海合作組織（包括作為官方觀察員的伊朗、蒙古和巴基斯坦），其共同利益是推廣這樣一種觀點：沒有普適性的政府模型，亞洲的情況決定了這些國家需要尊重權威的價值觀。
文章指出，上海合作組織並沒有在西亞的事務中起任何決定性的作用。俄羅斯在促進阿布哈茲和南奧塞梯分裂的行動中與中國希望保持領土完整的關注背道而馳。同樣，該組織對吉爾吉斯斯坦政府的倒台也沒甚麼影響。當其它的獨裁政府「斯坦」集團面臨民眾的挑戰時，上海合作組織無所作為。
作者說，如果說阿富汗是埋葬帝國的墳墓，亞洲則是國際組織的墳墓，看來上海合作組織注定要重蹈東南亞條約組織、東盟、亞太經合等國際組織的覆轍。這些組織（除東南亞條約組織已於1970年代解體之外，其它組織尚存）都曾召開多次會議，但從未達成任何實質性成果。相比之下，這些組織大多還有著更有凝聚力的成員和關注點，而上海經合組織只是個無視自由民主國家的沙龍俱樂部。
控制自然資源 追求地緣政治目標適得其反
中共政府還努力確保對自然資源的控制，並藉此追求地緣政治目標。最明顯的例子是對稀土的控制。中共通過掠奪性的競爭，壟斷稀土市場，去年在有爭議的海域中，中國漁船被日本拘留後，中方對日本實施稀土禁運。這種控制形成了一個表象：這是一個團結的政權，其經濟和政治實力被聯合起來追求國家利益。這種表象對很多中國人具有吸引力，不少西方人對此則同時感到恐懼和羨慕。
其實這種表象具有很大的欺騙性。現有的大國和正在崛起的大國往往高估自己能夠達成目標的能力。美國長期以來都對古巴政府實施禁運。然而，由於缺乏廣泛的國際參與，這類政策是無效的，卡斯特羅仍然執政。
中國的稀土禁令還不如美國對古巴的禁運成功，僅僅五週之後就被放棄了。它唯一的作用是稀土用戶之間爭相開闢替代供應商，結果造成那些原本因為低成本競爭而關閉的礦井重新開放。這樣一次代價高昂的希望獲取市場壟斷地位的努力，毫無回報地偃旗息鼓了。
中共能維持權力壟斷嗎？
更大的疑問在於，中共是否能夠在充分發展經濟的前提下，維持其對權力的壟斷。與那些樂觀的希望相反，鮮有事實表明，市場經濟本身的發展足以產生政權向民主化的轉變。
另一方面，正如阿拉伯之春的諸多例子表明，极權政府可能比他們表面上要脆弱得多。毛去世後浮現的自我挑選的寡頭政治是穩定的策略之一，但在解決根本性的政策方向分歧上，它沒有甚麼好辦法。
阿拉伯之春表明，經濟增長的放緩可能讓社會矛盾突然爆發，即使表面上政治秩序似乎沒問題。在民主社會，經濟衝擊通常會讓現任政府在選舉中失利，有人可以成為讓公眾指責的替罪羊。但是像中國這樣一個封閉的寡頭政治國家則缺乏這類機制。該系統很可能從內部崩潰，比如中央委員會內的派系分歧影響到更廣泛的黨員和公眾。此外，大規模公眾抗議引起的對如何進行鎮壓的意願和有效性的分歧意見都有可能導致其迅速崩潰。
鑒於這種體制的不透明，也無從得知如何以及何時可能會發生這樣的崩潰。也沒有辦法判斷危機是否會產生一個相對平滑的向民主過渡的政權，還是會帶來更多的混亂，乃至流血衝突。
「顛覆性創新」的理論曾於互聯網熱潮中風行一時，為互聯網泡沫推波助瀾。現在這個詞匯出口到了同樣熾熱的亞洲經濟體中。現有秩序的崩潰伴隨著高漲的民主化需求一定會成為「顛覆性創新」的最佳例子，但也許那些拋出這一名詞的人們要留心它的後果。
